双手一拍，扬长而去。
叶闻思说明白了，正是为了应付这种防不胜防的「背娘舅」之徒，他们家乡的年青子弟，大都练就这一手咽喉功夫。上海竞选另有一功
杜月笙连续膺选制宪、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上海市参议员、市参议会议长，旋又辞去，由市参议会再度投票推选潘公展出任。这是杜月笙在胜利还沪前后四年期间，膺选公职的概况。上海在抗战胜利以后，曾经一连串办过许多次重要选举，尤其在民国三十六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实施，又有监察委员、立法委员、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等中央级的民意代表均须如期选出，所以，从民国三十六年起，上海也和全国其它各地一样，迈入了政冶气氛浓厚的选举年。
上海市各种中央级民意代表选举监督委员会次第成立，照例由上海市长吴国桢兼任主任委员，社会局长吴开先兼任总干事，实际上负责任的自然是吴开先。吴开先回忆民国三十六年间上海办理各种选举，他颇感欣慰，不胜怀念的说：
「上海市选举风气非常之好，它不像若干选区的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竞选的人要花很多的钱，在上海不论是竞选监察委员、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当选人旣不需大讲其客，也不必花什么钱，充其量不过拜拜客，向社会各方面表示表示，某某人要出来竞选什么公职。投票的时候，选民自会各本交情良心，言话一句说投给谁便投给谁，所以上海从未发生任何选举纠纷。」
照这么说，在上海从事竞选不是太容易了吗？事实上则并不尽然，因为，吴开先又说：
「祇要有人出来竞选，他就先向各方面表示一下，各方面决定对他支持与否，这就等于是初核了。够资格、够条件的竞选者，用不着花钱，一定可以当选。资格、条件不够，初核通不过，那么，卽使再多化钱，也没有用。」
那么，负责初核，决定何人当选又是那些方面呢？吴开先又说：
「党、政、和社会领袖，由这三方面以协商方式决定的人选，可以说任何人都服贴，通得过一切考验，而为其它力量所无法反抗者。」
所谓党、政和社会领袖，又指的是那些人呢？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虽说以吴绍澍为主任委员，但自戴笠查办吴绍澍贪污侵占案件以后，固然由于戴笠坠机逝世，让他侥幸的逃过鬼门关，吴绍澍免去了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局长这两席重要的位置，他仍努力保有党、团两项要职，但是他已渐渐的在步向日暮途穷，黯然失势，他办事未必办得通，说话根本说不响，祇要他有所举动，往往立刻会受到强大有力的压抑，和齐同步骤的抵制。这当然是由于吴绍澍多行不义，以及他往先气焰熏天，不可一世所导致的不满情绪而引起，但是另一方面，吴绍澍不顾舆情，凡事爱走偏锋，标新立异，他所提出的主张，多半不能为大众所接受，也是他自取其辱的重要因素之一。吴开先曾经举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说：自从吴绍澍反对杜月笙不成，他当然晓得自己已经开罪在长江流域，拥有绝大潜势力的清帮，于是他便想竭力拉拢洪门人物，尤恩扶掖洪门的力量，谋与清帮对抗。监察委员竞选时期，吴绍澍卽曾为此惨遭一次失败，等于是自讨没趣。
按照监察委员选举法的规定，上海特别市应该选出两名监察委员，监委选举，系由各省市参议会投票产生。当时，上海市「各方面」协调意见的结果，一致瞩意杨虎和陶百川。
杨虎和上海渊源甚深，民国二年二次革命，黄浦江中的肇和兵舰之役，杨啸天干得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他的大名在上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民国十六年和二十六年，他又曾两度出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跟黄老板、杜月笙、张啸林、上海三大亨，都是拜把兄弟，义结金兰。抗战以后，他是中央监察委员，又是势力庞大的中华海员总工会主席，在当时他出马竞选监委，确实是任何人都没有话说。
另一位有意逐鹿者则为今有「大炮」监委之称的陶百川，陶是绍兴人，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民国十六年北伐之役，他曾随国民革命军到上海，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担任要职，又当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二十年「一二八事变」，沪战初起，杜月笙等倡组上海市抗日后援会，后来更改为永久性组织，极有力量的「上海市地方协会」，陶百川卽曾与史量才、杜月笙等合作，担任两届秘书长，再加上抗战八年期间，他膺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卽有敢言之称。其后又曾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因此，他耍竞选监察委员，资望、条件都相当的够，而为「各方面」所乐予一致支持。吴绍澍杯葛陶百川
当杨虎、陶百川决定出马，上海区监委选举可谓大势已定，几已无人对于杨、陶之当选，发生疑问。唯有吴绍澍，他偏偏独树一帜，扬言要运用党团的力量，拥出一位与洪门有关的姜某，出而竞选。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打击陶百川，同时也是分化、破坏市参议会中的杜系人物，使他们在党团与老夫子之间，难作抉择。另一方面，自然也是旨在培植洪门声势，而向洪门人物送秋波。
杜月笙得到消息，他毫不迟疑，立刻挺身而出，分头通知市参议员中和他有关系的人物，请大家一致支持陶百川，所有选票，不得分散，祇投杨虎和陶百川两人。杜月笙的通知，说一不二，澈底有效，使吴绍澍用尽气力，替姜某助选拉票，其结果仍归失败。
陶百川之当选监察委员，除了杜月笙一系人物全力支持以外，他自己因为是上海市党部的老人，在上海市党部中友好甚多，因此，有许多不属于杜系的市参议员，也基于友谊关系，不理会吴绍澍的指示，照样把票子投给了陶百川，陶百川终于赢得辉煌的胜利，同时也证明了吴绍澍的不得人缘，遇事便成为众矢之的，他之闹得众叛亲离，与他的性格为人有关，可以谓之为「咎由自取」。
由于陶百川当选监委所经过的一次小波折，令人恍悟所谓的「多方面协调」，其实则杜月笙的幕后运用，每能产生决定性的力量，而上海市行宪以来，从中央民意代表到地方性各项选举，可说大部份都和杜月笙有关。因为杜月笙能够广泛而确实的掌握住上海广大群众，所以竞选人祇要能得到他的支持，用不着请客，化不了几文，笃笃定定，当选无疑。这是上海选举特色的由来，试看上海立监委、国大代当选名单，数一数其中有那些人跟杜月笙无关？这一个问题，便可以思过半矣。
民国三十六年底，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躯，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稍复正常，他因为卧榻太久，许多事体都不接头，所以不时也肯于下十八层楼，到各处走走。转眼间到了三十七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驱车市商会，参加元旦团拜，而在团拜席上，遇见了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俞叔平便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将在元旦日举行大检阅，早就发过请帖，邀杜月笙莅临指导，现在大检阅卽将开始，他便劝杜月笙和他一道前往观操
杜月笙一时高兴，便答应了大家同去。警察大检阅便在福熙路浦东同乡会门前，杜月笙一行抵达后，全部被邀上临时布置的阅兵台。住阅兵台上一站，看过分列式齐步前进后，还有各种表演，时值严寒，朔风扑面，杜月笙起先倒还顶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个多钟头，他便感到十分不适，却碍在节目未完，不便中途告退，于是祇有咬紧牙关硬撑，好不容易撑到大检阅结束，他匆匆告辞，赶紧回十八层楼，回家后往床上一倒，就此发了高烧。请医生来诊视，说是感染风寒得了恶性感冒，一场大病，又使他缠绵床第一个多月
等这次恶性感冒痊愈，早已过了阴历年，阳春三月，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将在南京召开会中要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和副总统，三月二十九日大会揭幕之日，杜月笙方始赶到南京，报到出席，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仍旧下榻洪兰友京寓，其间还曾有长子杜维藩夫妇，专程自上海前来探视老父，使杜月笙非常高兴，他曾利用开会闲暇，带儿子媳妇往游南京近郊的风景名胜。这便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南京游了
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会期，由于副总统选举，一连经过四次投票，方由李宗仁当选，所以会期一延再延，直到五月一日方始宣告闭幕。当天杜月笙便回到上海，他当日便在国际饭店开会，为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五日起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募到一笔巨额经费。
祇要健康情形许可，杜月笙每一个星期，必定要到国际饭店去一次，因为他在上海发号施令的大本营、根据地─「上海地方协会」，经他硬性规定，一星期在国际饭店开一次，决定「一周大事」。所以此一会议对于上海市民，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上海地方协会的事情，他关照常务委员王新衡、秘书长徐采丞（附志：笔者上期误记王新衡先生是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有误，蒙王新衡、张佛千两先生教正，并此致谢。）多负一点责任，这两位是他可资信托的朋友。打开铁箱大头三百
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央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元券，规定金元券一元合法币三百万元，金元券四元合美金一元。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复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特派俞鸿钧负责督导上海、张厉生督导天津、宋子文督导广州，同时电令各省市政府，切实晓谕人民遵行「经济紧急处分办法」，共同努力推行新币。
根据「经济紧急处分办法」的规定，自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起法币停止发行，民间持有之一切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需在限期以内兑换金元券当时，正值共党叛乱扩大，举国灾患频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诚所谓危疑震撼，国脉如丝的生死存亡关头，「经济紧急处分令」之颁发，是一贴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剂，「良药苦于口」，政府勉励大众必须勉力吃下，然后大家来实践勤劳刻苦的生活，增加生产，节约消费，共同努力实行「勤俭建国运动」，国家民族，方始能有希望。
明令见报，消息傅出，自难免引起各界震动，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时侯他正卧病在床，他的反应是旣明快而又坚决，首先，他命人打电话，叫他的大儿子杜维藩马上过来。
杜月笙看见杜维藩进门以后，喘着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交给他，说是：
「华格臬路楼下，那只保险箱里还有一些银洋钱，你统统取出来，送到银行，按照政府的规定，把它们全部兑换金元券。」
杜维藩问：
「是在舅公困的房间里？」
杜月笙点点头，却是又吩咐他一句：
「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极重要的事情关照他们。」
答应过了，杜维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会，然后辞出，他回到华格臬路，一说要打开保险箱，把里面存放的东西拿到银行去换金元券，转瞬之间，消息震动了全家，大家都要来看看，这只大保险箱究竟装得有多少金银财宝？然而，当杜维藩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大保险箱打开来一看，找了半天，大家都不禁呆了，因为大保险箱里只有银元三百七十二块
杜公馆上上下下的人，分批到十八层楼去，听杜月笙谆谆交代：
「你们有多少黄金、美钞、银洋钿，我不晓得，我也不问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声，这次中央颁布的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央一定会雷厉风行。你们所有的金银美钞，务必要遵照规定，在限期以内全部兑换金元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那个出了事情，我绝对不管。」
话虽这么说，家人之中，各人环境殊异，胆子大小不同，有人听杜月笙的话，遵时照规定把金钞都换了金元券，但是也有人秘密的藏起来。同时，形诸各人所做的生意，处理方式也是逈异其趣。杜维藩在上海证券交易复业之初，便租下了战后歇业的百乐门茶座，百乐门的厅房很大，杜维藩乃与其妻弟合伙，把百乐门茶座略加装修，开设了一丬维昌证券号他这个号子只做散户生意，当时喊价，当场交割，做来做去从来不曾做过一个大户，他的营业方针是「稳扎稳打，聚砂成塔」，表面上看起来呒啥好处，其实则是有赚无赔。
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元券发行以后，中央三令五申「奉行法令，不得投机牟利」，但是为时不过半月，南京方面便公布了轰动一时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等，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巨案，监察院公布陶启明等在币制改革前夕，在上海拋出永安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