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折磨与虚声恫吓？陈彬龢说黄老板自家心里有数目，共产党是在拿他作宣传，吓吓上海老百姓，连沪上大老，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他们都能逼他到大世界门口扫街，还有谁能逃得过共产党的迫害，所以黄老板也祇有受活罪，陪他们把这出杀鸡儆猴的戏唱下去。
能够装聋作哑，虚与委蛇，黄老板运用其八十年来的人生体验，处世手段，在共产党恶意播弄之下逆来顺受，荀延残喘，可能还拖得下去一段时光。至此，杜月笙稍觉心宽。
老兄弟俩命丧黄泉
然而，隔不了多久，上海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坏，越来越糟。共产党攻陷上海之初，除了满街扭秧歌，各学校一律悬挂毛泽东的照片，共军对于上海百姓，仍还装出一副「秋毫无犯」的姿态，他们不跟老百姓交谈，不吃老百姓的东西，不喝老百姓的茶水，骗得上海老百姓还反以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呢。殊不料，当民国三十八、九年之交，共产党的伪善脸皮撕破，狰猝面目显露，上海人这才晓得共产党的毒辣、厉害。如黄金荣事件，在他们祇不过是寻寻开心，一试「身手」，紧接着，清算鬪争开始，上海的富商巨贾，名流士绅，全部列入共产党的黑名单，红色囚车，满街飞驰，成千上万的「罪犯」，几将各处监牢挤破。共产党在上海的捉人纪录，曾有一日之间高达二万七千余名者。
逸园跑狗场成为「排队公审」的「露天法庭」，虹桥、笼华飞机场，充作集体枪决的「杀场」，共产党刻意制造腥风血雨的恐怖气氛，除开上海各报，每天长篇累牍的大登其「公审」「处决」新闻，共产党更规定任何店铺人家凡有收音机者，当公审进行期间，必需把收音机放在大门口，一齐扭开机纽放大声浪，使屋里屋外的人统统听得清楚明白。于是黄浦滩在胜利以后，连续响澈云霄了三四年的什么「花儿为什么开，鸟儿为什么唱？」、
「黄叶舞秋风」、「我的年轻妹呀」、「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转瞬之间都变成了声震天地，令人心胆摧裂的「有罪！有罪！」「枪毙！杀了他！」
杜月笙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报，每天都看到上海百姓，惊魂失魄，眠食难安，以及许多至亲好友，惨遭共产党杀害的名单。一日，上海共产党的报纸上面讲，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被共产党布置成为「工人文化之宫」，而且当时正在里面举行什么汪寿华血衣展宽，他便大叫一声不好，心想早年共进会弟兄中不及逃出的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
果然，旋不久便傅来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新闻，共产党对那段二十三年前的往事，念念不忘，决意报复。马祥生和叶焯山两个，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特别广大」的公审，「参观者」人山人海，树端、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马祥生、粪焯山被牵上台时，共产党的主审人先慷慨激昂，指责他们两个的种种罪状，骂过，便转向马、叶两人，高声的一问：
「马祥生！叶焯山！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夜里，杀害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血案，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有份？」
当时，马祥生年纪大了，胆量转小，他以为自己并未实际下手杀汪寿华，还在剌剌不休，多方辩白，和他并肩而立的叶焯山，则早已心知难逃这一关，一意速死，当下他便颇不耐烦的高声说道：
「好咧，祥生哥，大丈夫死就死！多说这些废话有啥个用？」
据此，共党的「主审」宣布马祥生、叶焯山二人坦白认罪，立时三刻，判决枪毙。拖下公审台便是一连串清脆嘹亮的枪声，便在数以万计的观众之前，两兄弟双双卧身血泊。
迫不得已用上氧气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叶二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组织共进会。参加清党，原是他的一力主张，马祥生、叶焯山两位好兄弟，无非唯自己之命是从，如今杀汪案的主动人避居香江，马祥生、叶焯山则落了如此悲惨的下场。此一事件给予他的打击，份外的大。杜月笙闻讯以后泪下沾襟，痛哭失声，于是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爆发。
这一次喘，发得来势凶猛，将人吓坏，杜月笙喘时但见他满头满颈青筋直爆，大汗淋漓，身上穿的丝棉袄，过一阵湿淋淋的像是方自水中撩起。他每一次喘，都有几度窒息、几度晕厥，使家人以为他已长瞑不视。喉头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直跳起来，伸张双臂，十指楂开，彷佛失足溺者亟于抓到一块浮木。喘到这步田地，吃药、打针、喷烟，一概失却功効。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始终无法使杜月笙的喘势减轻，更弗论使他止喘恢复呼吸平顺。
一位有名的西医戚寿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
「喘到这样，祇好用氧气。」
从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锁，他无日无夜，不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随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个月不能外出。
医院里所备的氧气，原为急救之用，但是七八位名医采纳了戚寿南的建议，大批的氧气筒，搬到了杜公馆，便成为月笙一刻不能轻离的活命之资，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就像是他身上的器官之一。
因为经常需要氧气，杜月笙卧室外面，氧气筒排列成行，必须专人管理。杜月笙使用氧气之多，及其为时之久，使得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看病的医师一致为之极表骇异。氧气罩一罩上，杜月笙便喘得好些，呼吸也能渐渐的平复，祇是那一阵喘大发，实在是发得他余悸犹存，担心骇怕，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力过于脆弱，安全感遂而丧失无遗，急切无奈，唯有信托医生。渐渐的，他变得家中一时缺了医生，他便很不自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必定要喊人来一位医师，他方能安心的吃喝与睡。须知杜月笙所延请的那些中西名医，都是极一时之选，业务最为繁忙的，通常他们并不出诊，而杜公馆这边的要求，却是必须随请随到，一刻也不能迟延，碰到他们正在诊所紧急治疗，杜公馆催促的电话，急如星火，自难免有手足无措，顾此失彼之苦。
好在这许多位名医，或则钦仰杜月笙的为人，或则早就是杜门故旧，朋友学生，固弗论杜月笙病势一来便急，卽以私人交谊而论，也是一有紧急情况非到不可。譬如中医师朱鹤皋（奇*书*网…整*理*提*供），他和他的介弟朱鹤龄，两兄弟都是杜氏门生，恒社社员，老夫子病笃，焉有不尽心侍疾之理。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朱鹤皋在家家名医之中，最最辛苦他是不分昼夜，一得电话卽须摒挡一切，尽快赶来。往往，杜月笙夜里睡得不安稳，睡睡醒醒，心神不宁，他必得有医生在家里方始睡得着觉，这时候，多一半是朱鹤皋在杜公馆里睡沙发，澈夜守候，或者全日不离，而在他自己的诊所里，也许正门庭如巿，候诊者排起长龙，朱鹤皋业务再忙，当老夫子需要他的时侯，他总是不忍离去。
开始使用氧气以后，杜月笙的喘疾逐日减轻，共产党血洗黄浦滩的消息，犹在方与未艾，不绝如缕的传来，共产党的居心越来越险恶，手段越来越毒辣。杜月笙的旧相识，辣斐德路伟达饭店老板陈伟远，竟被共产党唆使他的亲生女儿控告乃父强暴乱伦，而被判处死刑。越剧名伶筱丹桂的姘夫张春帆，因为筱丹桂服来沙尔自杀，于是由越剧女伶十姊妹袁雪芬、袁水娟等具状伸「冤」，张春帆便和陈伟达同时双双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共党残杀，令人头皮发麻声中，杜月笙除了为上海老百姓悲哀，为受难的朋友学生痛哭，他还有一桩牵心挂肚肠，使他眠食难安，魂梦为劳的大心事，那便是，他的长子杜维藩，时仍陷在上海，逃不出来。
就在民国三十八年年底，上海中汇银行「告急」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系浦拯东、副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抗战胜利以后，中汇拥有两个存款最多的大客户，杜月笙一手创办的上海鱼巿场，和杜月笙任董事长的大东书局，有这两大客户每天解存钜额现款，中汇银行对于一般小额存户始终兴趣不高，无意争取。然而偏在上海沦陷以后，大东书局和上海鱼巿场的主持人杜月笙，唐缵之俱已撤离上海，两大客户风流云散，几同解体，再也没有钜额现款存进来，照说中汇银行理该无事可为，关门大吉，却是奇怪，上海人大概都晓得中汇银行是杜月笙所开，共产党伪善面皮犹未扯破，生意买卖暂复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银行中，中汇的存户，突飞猛晋，与日俱增，业务反倒欣欣向荣。此一反常的现象不曾使杜仴笙沾沾自喜，引为欢慰。相反的他却认为照这样下去，他肩膀上的担手势将越来越重，他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他晓得共产党断乎不会允许有私家银行存在，中汇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被中共没收，杜月笙雅不欲做共产党的工具，利用他私人的声望与信誉，为共产党敛集财富，榨取老百姓的血汗，所以他不但无意继续维持中汇，尤且亟于早将中汇关门。
却是他苦于在撤离上海之前，无法先行宣告中汇停业，此刻他便不得不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设法结束中汇银行，而使杜月笙在黄浦滩上为万众崇仰的信誉，不至于有白壁之玷。中汇银行总经理浦拯东先已辞职，因此，他便嘱令他的学生子，中汇副总经理徐懋棠到上海这龙潭虎穴去走一遭。杜维藩闯龙潭虎穴
徐懋棠大半辈子席豊履厚，养尊处优，他好不容易在中共陷沪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声命他回上海，他那来这个甘冒生命危险的胆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后来便支支吾吾，他的态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当时情境迫不及待，急切无奈之余，带三分气忿，杜月笙便断然的说：
「好，你旣然不肯去，我就叫维藩到上海去办中汇结束。」
徐懋棠依然不声不响，于是杜月笙言话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维藩此去非常危险，然而话已出囗，他唯有硬着头皮，叫杜维藩回上海，办理中汇银行的结束事宜。
杜维藩父命难违，祇好别妻离子，心惴惴然的回上海去，他到上海的时候，共产党正在披起那张虚伪的表皮，共产党不曾对他为难，却是杜维藩住进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去办公。他立卽发现，整个中汇银行已在倾向共产党职工的把持之下，而共产党在中汇银行的头目，是为储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课长。
暗中为共产党効力的中汇员工，抓牢了杜维藩就不肯放，双方南辕北辙，于是展开了明争暗鬪，杜维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险赴沪原为结束中汇业务，但是共产党却反而利用杜家大少爷都回来了为词，广为宣传，尽量扩充。因此杜维落在这一段时期极为痛苦，他在勉力应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怎样离开上海杜维藩去看过他的「寄爹」黄老板，听黄老板向他诉说目己的悲惨际遇，惊险镜头，当共产党展开消算、鬪争与公审，驱众如羊，杀人如麻，杜维藩也曾站在中汇大楼楼头数过囚车开来开去的数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于是要了一记噱头。
杜维藩故意跟那位潜伏中汇的共党头目套交情，说「知心话」，他纯以业务观点论事，强调当前的中汇为了扩充业务非得增资不可。果然那名共党头目一听「增资」二字，便眼睛一亮，眉飞色舞，却是他当下便问：「怎么样个增资法呢？」
「老板在香港，」杜维藩指的是他父亲杜月笙，「一大笔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没有什么生意好做。让我到香港去跟老板讲，中汇业务大有可为，何不拨一笔钱给中汇增资呢。」
这个话的前半段一丝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笔卖房子的钱，中汇同仁大抵晓得，共产党指望噱杜月笙的铜钿和人一道进来，答应了杜维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过，杜维藩必须自家去寻一位保人。
为了找这个保，使杜维藩煞费踌躇，为难已极，他所谓回香港请老板增资原本是骗取路条，得以脱身的一记噱头。来日他到香港便不再回转，共产党上了杜维藩的当，一怒之下保人极可能会杀头枪毙。杜维藩不能救自己而使别人为他送命，因此他也就无法决定请谁出来为他作保证。
事为刘寿祺所知，刘寿祺是杜月笙好友刘春圃的儿子，经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拥有的华丰面粉厂当到了经理。当时他跟中共的伪上海劳工局长关系拉得极好，听说杜维藩正为保证出境问题作难，由于两代的交情，和少东的安危，刘寿祺慨然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他愿意担保杜维藩离开上海，回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