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合着理论，在创作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注：《老舍选集·自序》）在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的内容日趋深刻，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也越加沉实有力。《猫城记》固然有“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的缺点错误，但是它的更主要的篇幅却是针对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政和投降卖国的罪行的，其它如《离婚》涉及到国民党的特务制度，《老舍幽默诗文集》中的不少篇章直接指斥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不抵抗主义。这些作品，都不是“兴之所至”的即兴作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第七章 忧愤．迷惘．追求——《猫城记》
《猫城记》的厄运
《猫城记》是老舍回国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老舍创作道路上，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它却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现代》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八月）上，至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载完；一九三三年八月现代书局初版印行。
《猫城记》出版五十年来，人们对它的评论是众说纷云，极不统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作品的成败得失。
《猫城记》出版以后，较早出现的重要评论，当以王淑明的文章为代表。王淑明的文章发表在《现代》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上，看作者标明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约当于《猫城记》出版后两个月。在这个评论中，指出了《猫城记》的成就：它同张天翼的《鬼土日记》“都是属于所谓一般的讽刺文学。虽则他们所讽刺的对象，尽管不同，一个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东方式的半封建国家，但是两个人都能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则又恰恰都是成功的。”评论作者认为，这部作品“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它是现在幽默文学中的白眉”。对于作品的缺点，评论作者认为，作品借那个火星上旅行的外国人之口，一再悲叹的说，这个民族的复兴，是无望了。这样的论断，“有些以偏盖全，以部分涵盖全体，所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因为“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别有其新生的一面”。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几乎是同时，李长之也发表文章，肯定了《猫城记》的成就，并将老舍与鲁迅从讽刺风格上加以比较，颇能发人深思，是《猫城记》评论中很应该引起注意的意见。（注：详见李长之：《〈猫城记〉》，见《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总之，这些评论对《猫城记》都是基本肯定的。
老舍是个严肃的作家。这个作品尽管当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并不认为凡是自己创作的都是成功的作品。他在两年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了《我怎样写〈猫城记〉》这一篇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他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也认真地回顾和审视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指导思想，他承认这是本“失败的作品”，这不仅因为《猫城记》缺少幽默，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老舍对自己是过于苛刻了。但是，从中也透露出老舍锐意求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旧中国的改造发生积极影响的强烈愿望。应该说，这种不断地检视自己的创作，力图跟上时代主潮的积极态度，正是他后来所以能够逐渐同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主观因素。这种严肃的态度到了建国初期发展为一种自觉的革命责任感，他对自己作品社会效果的考虑越加严格。当他一九五一年编定短篇小说的选集时，明白地宣布不再重印这本书，并说：“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注：《老舍选集·自序》。）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老舍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个作品，他还是有分析的，他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说得很清楚，这个作品的肯定的一方面是“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这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这个作品的错误在于“也讽刺了前进的人们，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注：《老舍选集·自序》。）这样的看法是认真的、客观的、冷静的。
事实上，从思想上全盘否定《猫城记》，或者只讲《猫城记》的问题、缺陷而不全面地公正地评价它的得失，是后来发生的事。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研究者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这是不难理解的。对于一部作品，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偏颇的意见，或者有一些不同的评价，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都还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或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情形就根本不同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欲置老舍于死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背景下，《猫城记》彻底地遭了厄运。它被毫无根据地宣判为“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老舍本人也遭到同样的诬陷。（注：1969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
今天，人们希望重新评价《猫城记》，对它的得失做出全面的、恰当的分析，正是势所必然。
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猫城记》的故事是这样的：开头叙述“我”与“自幼同学的好友”乘飞机到火星去旅行。当他们飞进火星的气圈时，飞机“出险”，坠毁于火星之上，机骸零落，朋友身亡，“我”幸免于难。以下叙述“我”在猫城的历险经过。“我”举目四顾，惟见灰雾弥天，惊恐之下，遇猫人，被掳于暗室，不久获得解脱，被猫人奉为“神明”，享受优厚待遇，“我”因而得以遍观猫城的一切。故事的结局是猫人被“矮人”灭绝，“我”于半年后遇法国探险飞机，遂随机返回故国。
作品以“我”在猫城的奇特的遭遇以及由于这些奇特遭遇而生出的感触为线索，广泛地描摹了猫人的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形。这当然不过是一种假托。不难看出，猫城实为旧中国的象征，而猫人则为中国人的变形。作品以幻想的形式出之，相当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以及由于这种统治造成的群众的愚昧、麻木、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面前妥协误国的行径，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老舍写作《猫城记》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虎视眈眈，妄图一举南下吞并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猫城记》中轰响着作家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矮人”以极野蛮的方式侵入了猫国，而猫国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官僚、政客，仍处于麻木和苟安的境地中。“外国人打进来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势，大蝎邀集他的同僚商讨对策。结果竟然是无动于衷，“老年的人没有任何表示，眼睛好象省察着自己的内心。中年的有一位刚要点头，一看到别人，赶快改为仰头看天”。最后大蝎提议“点几个妓女陪陪”，人们这才“全活过来”，“政事”也就在这种恬嬉之中不了了之。外务部部长国难当前，却忙着给儿子娶媳妇，对于“矮人”入侵，除了空言抗议别无他法。外务部大门四开，只地上“堆着一些大石板，石板上都刻着抗议”。“所谓外交者……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便送去一块‘抗议’，外交官便是抗议专家。”此外，最高的国策就是逃跑了，“迁都！迁都！皇上搬家！”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个军队，没有马鸣，没有旗帜，没有刀枪，没有行列，只在一片热沙上奔跑着无数裸体猫人，个个似因惊惧而近于发狂，拼命的急奔，好似吓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矮人”逼进猫城，情形又一变，正在狂逃的大蝎一般人转而趋进“矮人”，这是因为“谁先到谁能先把京城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作”。
谁都知道，这样的故事，虽属象征，却绝非虚构。作家明显地取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发生的实事。作家也不是单以暴露这些丑行为快事，而是怀着一种难言的悲愤心情的。作家借“我”的感触，这样诉说自己感情上的痛楚：“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怎能纯以一些带感情的话解说事实呢！我不是读着一本书，我是听着灭亡的足音！”
《猫城记》展示的是猫国灭绝的过程。“矮人”的打进，暴露了猫国的一切腐败的征象，其实这种“恶疾”是早就潜藏于这个国家的内部的。这种不治之症的病因可以有许多方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中国的日益殖民地化，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横和腐朽，等等。应该说，作者还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综合，但他看到了这些现象，并试图以艺术的手法概括在作品中。作者以“迷叶”传入中国，成为国食，最后终被“迷叶”毒害的故事，展开了中国日益衰弱、日益被帝国主义欺凌的过程。“迷叶”，实为鸦片的代名词。鸦片传入中国，是帝国主义实施经济侵略的结果。“迷叶”在《猫城记》中，做为情节线索之一贯穿全书带有多种象征意义。它最初被传入中国是做为一种麻醉品被人们享用，虽一度禁止，但因为皇后都吃上了瘾，终于禁止不住。吃“迷叶”的结果，是“越吃越懒”，地没人种了，到处起了抢劫。“这三百年来是抢劫的时代”。“迷叶”在这里是做为帝国主义戕害中国人的灵魂的象征物而出现的。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说来，“迷叶”又是他们奴役人民群众、榨取民脂民膏、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政客、军官、诗人兼地主，他们竞相种“迷叶”，是因为这些“迷林”维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不种便丢失了一切势力，作政治需要迷叶，不然便见不到皇帝。作军官需要迷叶，它是军饷……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可以横行一世。‘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原因，保护迷林，就成为保护统治利益的同义语。谁来保护迷林？外国人。“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在所谓保护“迷林”的“事业”中，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中国也就日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渊。作者以讥讽的语调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国人”，“外国人咳嗽一声，吓退猫国五百兵”。这是一个可悲的历史现象。作品围绕“迷叶”传入猫国使猫国一天天变坏的故事概括地描述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历史上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和历代统治阶级（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惧外、媚外的嘴脸。作品也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渔肉中国人民的事实：“外国人……在猫国里的利害冲突是时时有的。但是他们决不肯互相攻击让猫国得着便宜。”“大家约定：只负替地主抵抗猫国人。遇到双方都有外国人保护的时候，双方便谁也不准侵犯谁；有不守这个条约的，便由双方的保护人商议惩罚地主或为首的人。这样，既能避免外国人与外国人因猫国人的事而起争执，又能使保护人的地位优越，不致受了猫国人的利用。”这样的叙述也许缺乏形象感，但是这种认识却相当深刻地指出了旧中国各派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下连年争战以及帝国主义火中取栗的历史真实。
这种“灭亡的足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变得更加清晰而切近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作家的感情是这样矛盾、痛苦：愤怒和失望，诅咒和劝说，惊惧于灭亡的前景和执着地追求光明，这些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猫城记》的沉郁的基调。
对古老民族灵魂的透视
剖析落后的国民的“国民性”，指出附着在古老民族精神上的传统的“积习”的沉渣，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是《猫城记》内容上的又一个重要侧面。三十年代的一位评论家在比较《阿Q正传》和《猫城记》的异同时，曾经指出：《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典型的社会人物，”“而《猫城记》却是在于要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注：王淑明：《猫城记》，《现代》第四卷第3期（193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