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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见观察组全体人员及与他们作过多次重要谈话的情况及内容报告美国政府，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朝着涟康的方向发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巨大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使延安获得部分援助物资。蒋与史迪威的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衡阳失守，正面战场战局日趋恶化。此时，美国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可以直接从该岛轰炸日本，中国空军基地的战略价值也随之下降。
但罗斯福仍担心美军攻占日本本土后，日本可能会利用中国大陆继续战争。
为敦促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8月21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了涉及中国主权的不适当的要求：“我强烈要求你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地委以史迪威将军指挥你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我要求对此事付诸行动，……进一步拖延就可能为时太晚，从而中国和盟国早日打败日本的计划在军事上不可避免地遭到灾难性的悲剧。”＇〔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4页。＇
9月6日，赫尔利到达重庆，8日与蒋介石进付会谈。蒋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9月18日，罗斯福再次电蒋，措施强硬，指责其迟迟不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行为。这封电报第二天由史迪威递交蒋介石，蒋十分恼怒，“引为平生耻辱”。＇《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57页。＇
9月25日，蒋介石把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电转罗斯福，说明不能委派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的重大责任，指责史迪威漠视“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合作基础，“不适合承担新的指挥职务会加在他身上的重大而复杂的责任”，对他委以重任将会给中美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9页。＇
史蒋矛盾白热化，使罗斯福在对中国政策上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
此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赴华的赫尔利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来罗斯福交给赫尔利的任务是：
1。促进蒋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便利后者时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2。在执行任务中，要同驻重庆的高恩大使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把你的活动通知他。＇〔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但是，赫尔利对他的任务有自己的理解：使中国留在战争中；使中国保持在战场上；将一切中国军队统一起来进行对日作战；必须使蒋介石政权控制中国政府。＇〔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他把支持蒋介石当作了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将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寄希望于苏联。为此，在来华之前，他特意绕道苏联，试探苏联的态度，在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后，他轻易地相信，国共两党的政治解决不难实现。
自9月6日到达重庆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调解史蒋矛盾。但是，由于他是以支持蒋介石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当他得到了蒋介石承诺为了同共产党达成一项政治办法可以作某些让步的时候，他就向罗斯福建议解除史迪威的职务。＇《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2—693页。＇
10月10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蒋介石，称：“除史迪威外，在你和蒋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吏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26页。＇
赫尔利的活动产生了作用。
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的职务。随后，赫尔利又接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于10月22日离华，途经缅甸、印度返美。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从此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扶蒋反共。
二、赫尔利使华
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解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名义来华。在经多次与蒋协调之后，他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从而把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援蒋抗日变为扶蒋反共。
11月初，执行史迪威路线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辞职，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
二、支侍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
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显然，赫尔利使华的主要使命已完全不同于史迪威的使命，抗日已降为次要事项，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军事”，稳定其政治和经济，成了主要任务。
为了实现其帮助蒋介百统一中国，压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赫尔利在史迪威离职后，马上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11月7日，赫尔利携一份经王世杰、张治中修改过的与中共谈判的草案飞往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的真意抱有怀疑，但由于中共此时对美政策仍是希望与美国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并将开展对美外交作为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因此愿意同美国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合作。
直到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还表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双方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8页。＇
基于上述原因，赫尔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经过两天两夜，正如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的：“我们以最紧张热烈、最友好的方式，争辩，一致，不一致，否定，承认，对我的五点方案来回讨论，直到最后加以修正……。”＇〔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经过四次协商，双方于11月10日在延安王家坪达成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和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项协议：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冶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字）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见证人）（签字）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
上述五条协定，尽管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当时如能实现联合政府方针，对抗战事业和中国的进步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签字之后，赫尔利感到自己使命成功在望。同一天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不无兴奋地称：“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受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但是，国民政府却坚决拒绝了五项协议。蒋介石认为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他的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1944年，第6卷，第699页。＇
1月22日，针对五点协议，蒋介石又提出所谓三点“反建议”，主要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它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井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这三点“反建议”只字不提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其实质是以合法手段达到灭共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背叛他在延安说过的话，竟然置双方庄严签字的“五点协议”于不顾，硬说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劝说中共接受。
赫尔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行径，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11月22日，当他将国民党的三点建议交给周恩来的时候，为周严辞拒绝。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返回延安。
随后，赫尔利多次电邀中共代表到重庆继续谈判。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页。＇
12月28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共不愿“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请他转告国民政府先要解决四个具体问题，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诅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但上述起码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此时，赫尔利还不敢关闭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中国共产党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派周恩来于1945年1月24日再次赴渝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赫尔利应双方邀请列席了会议。
会谈中，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原三点“反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三项办法，即：在行政院下设一容纳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战时内阁；由军事委员长委派国共军队军官各一人、美国军官一人组成三人混合委员会，负责拟定中共军队整编及待遇之办法；指派美国军官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作战。三项办法的实质依然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迫中共交出军队。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的三项办法，2月2日，提出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主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