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却破格礼遇，这种恩惠我是承受不起的。我预测有天秦王若果真统一天下，那恐怕所有人都会成为他的奴隶……”
尉缭害怕秦王政反面无情，乃趁机逃亡，但秦王却没有生气，仍亲自把他找了回来，并特别授以间谍情报及政治作战的重责。
《史记》有关尉缭的记载仅止于此，但我们仍可由秦国日后并吞六国的策略上看出，尉缭的建议，秦王政几乎是照单全收了。或许尉缭后来仍为秦王的热情折服，发挥他空前的组织天才，用谍报和金钱组织一个严密的CIA特务体系，瓦解了六国的防卫，也让秦国顺利地完成了天下统一。
孤愤说难，学者不敌策土
在这段期间，外籍政客虽大多能得到秦王政的重用和礼遇，但有一位最投合秦王口味的学者型政客，却因急于想在这股统一热潮上有所奉献，而不幸陷入了个人悲惨的命运。
韩国的青年贵族韩非，以擅长论述刑名法术之学而闻名，曾数度上书韩国国君，建议实行全盘性的革新变法，以拯救韩国日益衰退的国力，但却一直不被采纳。于是他退而述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56篇论文，共十余万言，更使其国际间的知名度大增。
秦王政闻其名，很想和他见面，乃派人要求韩王以韩非为特使，前来晋见秦王。
对韩国已彻底失望的韩非，认为秦王政或许才是他值得托命致力的“老板”，因此也利用这次出使秦国的机会，主动向秦王政提出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建言：
如今泰国已拥有数千里的国土和上百万的战斗军团，号令严明，制度井然，如此的国力，是天下诸侯所无法相比的。
因此，臣冒昧求见大王，想提供奏国平定天下的具体建议。大王如果能接受我的策略，相信必能一举攻破天下群雄。我敢大胆建言，我的方法如果不能马上降赵、灭韩，使魏楚称臣、齐燕求和，使大王无法完成雄霸天下的愿望、诸候不主动向秦国朝贡，便表示我的策略误国、未尽言臣之责，大王可立刻将我斩杀，以戒为王谋而不忠者。
或许韩非话说得太满，态度又过分讨好，使一向好疑、不喜欢臣子抢风头的秦王政反而不太放心，对接见韩非一事显得犹疑不决。
这个弱点自然很快被秦王政身旁的李斯看破。
李斯和韩非早年同属楚国大儒苟子之门下，韩非不但思考力敏锐，博学多闻更在李斯之上，惟一的缺点是本身有严重口吃，语言表达能力不佳。
对韩非的过人才学，李斯一向便颇为嫉妒，更害怕秦王重用韩非后，将影响到自己的宦途，乃趁此机会对秦王政表示：
“韩非本属韩国之贵族，在国内身份地位崇高，心态及实际利害上都不可能背离韩国，因此绝不如平民出身的外籍策士那样，能真正向秦国效忠。他的话虽讲得好听，但最终目的仍在设法保住韩国，绝不会对我们并吞六国的工作真正有所帮助。
“如今他又在秦国待那么久，势必获得不少我方的内在情报，这样让他回去韩国，对我们即将展开的兼并行动恐造成不利。不如先找个借口，以他到秦国搜集情报的罪名扣留之，以免有意外的不利情况发生……”
秦王政一向信任李斯，加上工作非常忙碌，无暇对此事件作较深入了解，乃依从李斯建议，派执法官员逮捕韩非，借口调查其罪行而暂时扣留之。
李斯深恐夜长梦多，乃暗中使人拿毒药给狱中的韩非，嘱咐其自杀，以免受辱。韩非虽很想为自己辩护，但终无法晋见秦王，悲愤之下，乃自杀死于狱中。
不久，秦王政又想起了这件事，觉得韩非可怜，乃派人到狱中赦免之，可惜韩非已死去多时了。
如果当时韩非能得到重用，以他思想的细腻，或许不致造成统一后如此多的决策错误，秦国的国运可以更昌盛些也说不定。
秦王称帝，完成军事统一
秦王政十七年，韩国首先纳地效玺，成为秦国的藩臣，秦王政下令将韩国改置为颖川郡。
十九年，秦国首席大将王翦大破赵军，攻陷赵都邯郸，虏获赵王迁。虽仍有不少残存赵王室贵族逃往北方的代，意图复国。但中原最强大的军事国——赵，确已名存实亡。
二十、十二一年间，燕太子丹派荆轲谋刺秦王政失败，王翦奉命由赵国通过魏地攻打燕国，燕王喜杀太子丹谢罪，但京城仍为秦军攻破，燕王逃往辽东。
然而此时最让秦王政感到头痛的，仍是南方的楚国。经由间谍战的运用，楚国虽已陷于四分五裂中，但其庞大的作战力，使勇猛的秦军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取得胜利。
秦王政原本属意老将王翦负责征楚战役，但王翦坚持动用六十万大军，秦王不同意，乃改由李信和蒙恬联合指挥。楚军总司令项燕集结楚部落联军，与秦军进行大会战，居然大败李信和蒙恬联军，使秦国的气势为之大挫。
秦王政不得已，只有再请出退休的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
楚国属分权式部落联盟，各部落兵力若让其集结，数量非常庞大，即使王翦的六十万大军也非其对手。因此王翦不愿以硬碰硬，他下令进入楚境后，各军团立刻构筑防御堡垒，坚壁清野，不肯进行会战，楚军虽数度挑战，但王翦以逸待劳，相应不理。
这段期间，王翦和军士共起居、共饮食，以维持住秦军之向心力。久而久之，联盟式的楚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及领导，便逐渐松懈了下来。加上人数庞大，粮食补充困难，行政体系混乱，各自为政，各部落军团不得已只好向东退却。王翦趁机追击，楚军士气溃散，被击得大败，总司令项燕战死，郢都也被攻破，庞大富足的楚国因而灭亡。
22年，王翦之子王贲奉命伐魏，以水攻大破大梁城，魏国遂亡。
25年，王贲大举攻进辽东，虏获燕王喜，燕国也正式亡国。
26年，秦王政下令驻守辽东的王贲大军，自燕国南下攻打齐国，齐军不敢与之对抗，齐王也只好举国投降了。
自周平王东迁以来，历经四百多年的天下乱局，自此又有另一个新秩序诞生。
这年，秦王政正值39岁的盛年。
统一六国以后的秦王政，改名号为皇帝，并以自己为第一任的始皇帝，期望以后能二世、三世依序传承下去，史称之为秦始皇。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短短的21个字，却道尽天地间各股力量互动及成长的现象。
和德国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思考法雷同，老子的道也隐藏有“相反相成，循环反复”的两大层次。宇宙万物是由相反对立的各种型态所构成，这种相对立的型态，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丑、善恶其实也是相对而相成的，是以“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这种相互对立、相反相成道理，也是循环反复的。例如春、夏、秋、冬，阴、阳、寒、暑都是互换互生、自然运行的季节常模；运用于人生上，便是强弱互见、吉凶易势的大道，《易经》上的“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所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既然一切是循环相生，则弱必生强，强必转弱，弱是强的成长基础，强也会反成为转弱的起点。因此，老子强调“守弱”，弱者道之动也。
柔弱者所以能胜刚强，在于弱者较容易“存活”下去，显现柔弱面，使其更易于保存生机，这也便是所谓“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发展，原先的弱者会转为强者，但变强以后，又可能趋于弱，如何使自己永不转弱，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守弱”之道。
守弱的要诀，老子主张谦下，虚怀若谷，永远努力找出自已的弱点，便可以维持住“转强”之势。不让刚强之气显出来，反而可以长久维持住内部的强韧。《行销战争》一书的作者赖兹，对市场上拥有强势的企业建议，要不断自找麻烦去发现自己的弱点或缺点，这是强势企业经营上最重要的法宝。
天上最柔弱者为风，遇到薄纸阻碍，也会因而转向，再小的缝隙也会屈身而过。但等到累积的力量成为飓风时，则拔树倒屋，无坚不摧。只是飓风一旦从海上登陆，也便是它转弱到消失的时候了。
地上最柔弱者为水，任何再微小的阻挡，都可以改变其方向和形状。在圆形容器中，水是圆形的，在方形容器中，水则又成为方形，似乎是最没有自我主张的东西。但一朝积成洪水之势时，则再巨大的岩石也都难挡其势。
然而一般弱势之人，却很难懂得这层道理。通常很少人能忍住弱势，反而急着想要强大，以致常冒险乱闯、乱投机，因而惹来提前败亡的命运。
有的人在弱势时，固然能坚忍不拔，但只要累积力量到达成功后，便又急于表现自己的气势，而忽略了强必转弱的危机，以致难逃败亡的命运。
周王朝成立时，赢氏一族的命运便陷入了最悲惨的黑暗时代，但他们的子孙都能坚毅不拔地努力，加上新建的大本营地处偏僻，反而不会卷入中原各国的争权夺利及晋楚两国的南北大对抗中，因此更能够累积实力，终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异人和吕不韦一党，在秦王室继承权的争夺战中，原本也是最弱势的。特别是异人身处危机四伏的赵国京城，但“生于忧患”的内张力，使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夺权以求自保，才能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成了大赢家。
即使秦始皇本人，早年的环境也是非常艰困的，但这些成长中的磨练，却也是他成功的最大本钱。
吕不韦成功后，奢侈骄纵，因而惹来杀身之祸。相反地，秦王政在夺得大权后，却仍压制自己原先的意念，采用李斯和尉缭的建议，使自己的运势更进而往上成长，终能击败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只是愈大的成功，时常隐藏着更大的危机，也使秦始皇本人必须去面对一个更大、更危险的挑战。
刘邦大传……第二章 统一的弱点
第二章 统一的弱点
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造成统治命令贯彻上的困难，尤其遥远的齐、燕及荆楚，几乎不可能贯彻法治主义，因此还是保持着半独立的封建制度。
中央集权，成功中暗藏危机
当秦国在雍岐一带重行建国时，在组织结构上仍承续祖先蜚廉、恶来的传统武风，一直维持着部落式的战斗团体组织。为强化各部落的机动性和独立性，在统治管理上便相当松懈，全赖领导者的个人魁力以作整合。因此，建国以来其战斗力虽强，国力则一直未能作强有力发挥。只有像秦穆公般的英雄人物出现，秦国在国际舞台上才有较高的表现，秦穆公去世后，便又停滞了下来。
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他运用其父亲秦献公时代设计的地方基层组织——什伍制度，加上实行连坐法，使原本松散的部落组织，成为关系密切并可以相互监督的基层团体。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更以郡县制度使传统的战斗部落集团正式解散，各部落的武装部队改由秦王室直接指挥，彻底达成中央集权的军队国家化。
这不但是秦王室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经验，也完全不同于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传统式平行政治组织，就算周公旦所创制的宗法和封建制度，在结构的严密上也无法和其相提并论。
换句话说，商鞅的改革，是纯理论逻辑推论下的设计，可以说是空前大胆的尝试，全无前例可循。因此，秦孝公和商鞅在执行上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有关其过程及细节，在拙著《秦公司兴亡史》中有较完整描述，以供参考。）
幸好秦国是移民式部落组织，本身没有什么包袱，思考上较为单纯，加上武装集团一向较服从指挥的传统习性，使秦孝公和商鞅连续两次“大地震”式的改革运动，尚无太多的阻力。
作战式部落集团一向便较富积极性和行动力，变法以后，所有军士全归中央统一管理，力量更为集中，所以自秦惠王、秦昭襄王起，一直到秦王政初年，秦国的声势一直迅速膨胀。
配合这股力量，秦王室当局不停地发动更多更大规模的战争，不但使秦国的版图跟着飞快成长，统治人员也迅速增加，加上各地方结构日益复杂化，于是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效率开始遭到严重的挑战。
秦昭襄王时代，便曾在韩、赵两国的新占领区上试行郡县制度，试图和秦国本土建立同样的管理模式。但到了吕不韦和秦王政期间，由于占领区急速膨胀——特别是较远的齐、燕、楚地，根本无暇作较有系统的规划，只得暂时维持军事占领方式、未曾纳入秦王室中央集权的体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