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是一个因素，但我们尤其不能忽略了他的极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三种稀有的结合。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隶和统治者的结合。……第二，他的家世是汉人与满人的结合。……第三，他家落户于江南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与江南土著无异，这又是北人与南人的结合。〃＇注11＇ 这样表面地理解曹雪芹文学才能的社会根源，显然是违背阶级观点的。就是作为一个事实的考证，也完全和历史实际不符合，周汝昌同志在这一早已满化了的家庭中并没有找出任何满汉结合的特点。作者所企图要辨明的两个问题，由于材料的缺乏，其结论仍然是可能性的推测：即〃 曹家的原籍可能是丰润〃 ，曹家可能是〃 辽沈边氓被虏为奴隶的〃。如果说以上两章最大的弊病是烦琐无关的考证，那么，在〃 地点问题〃一章中，就完全走向了揣测的境地。作者虽然批判了〃 某街某坊派〃 ，但他自己仍然是尽量在寻找大观园究竟在〃 某街某坊〃。甚至把话头说的更硬，认为曹家在北京有宅两处，一在东城贡院紧邻，一在禁城西北护国寺一带，并进而〃 很疑心曹雪芹老宅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可是，作者所依据的也只是些影影绰绰的材料，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是把《红楼梦》艺术描写的地点作为证实勘查的材料。同时，即使考证属实，那也仍然只是曹府，而并非《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或大观园，充其量也只能是曹雪芹进行艺术构思的某些原始的事实依据和线索。其他所谓〃 影影绰绰的大观园〃 ，〃 荣国府第想象图〃 ，虽也提供了一些理解曹雪芹关于宁、荣二府艺术描写的线索，但大部分仍是承袭着〃 旧红学家〃 的随意想象，其结论不过是加上了作者想向读者灌输的〃 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 说而已。
〃 史料编年〃 是《新证》最庞杂的一章，共二五〇页，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上起明崇祯三年（一六三〇年），下至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其中虽然有一部分（如上面肯定过的）可取的东西，而绝大部分是前人的诗文集、志书、墓志铭等摘录，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真正史料，尤其是曹雪芹时代的，却提供的很少。因此，也无法通过这个〃 史料编年〃 更好地了解时代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
在〃 新索隐〃 一章中，作者又走向了另一个错误的途径。〃 新索隐〃 共七十五条，其观点和方法并没有迈出旧索隐一步。旧索隐固然有些是毫无根据的乱谈，或者是生拉硬扯的附会，而〃 新索隐〃 则是牵强附会地企图证明《红楼梦》虽虚亦实之处，连时间也和历史吻合。至于诗词和境界的描写，则相似于某诗某词，〃 色〃〃空〃 观念来源于《金瓶梅》，贾琏和尤二姐的调情来源于《聊斋》等等看法，又和俞平伯对于〃 传统性〃 的理解，取得了一致。
〃 雪芹生卒与《红楼梦》年表〃 一章，是作者认为〃 最有意义的一个收获〃 ，实际上却是作者的错误观点发展到了顶峰。作者〃 把《红楼梦》全部读过，凡遇纪年日季节的话，和人物岁数的话，都摘录下来，编为年表，然后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把真朝代年数和小说配合起来〃 ，〃 配合的结果，二者符合的程度竟是惊人的〃 ，〃 从曹雪芹出生配合宝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岁，书中宝玉也正好十三岁〃＇注12＇。于是，作者得出结论说：〃 这样一部大书，百十万言，人物事情，繁杂万状，而所写岁时节序，年龄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实在令人不能不惊奇！〃 ＇ 注13＇ 对于文学作品的考证工作竟能达到如此的〃 成功〃 ，作者也就不禁欣欣然而认为：〃 可见曹雪芹的小说原是当年表写，脂砚斋也当年表看〃 ，因而他就自称其考证工作〃 刚好是雪芹本意的复原〃＇注14＇。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不是极端的穿凿。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自然也要求细节描写的真实。《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比较突出。《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是遵循着反映现实生活的客观进程，描写得有条不紊，入情入理，精微细致，显示了小说的典型创造的艺术真实性。但是，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事实的真实。如果像周汝昌同志这样，有目的地把曹雪芹本人的生卒年月和作品中人物的年月配合上去，处处采取主观附会的方法，不仅可以使曹雪芹的生卒年月和贾宝玉相符合，也可以和书中任何一个人物相符合，甚至也可以〃 符合到惊人的程度〃。然而，问题不在于二者在客观上是否真正相符合，而是在于周汝昌同志有目的地使其相符合。这样的作法，不过仍是一种〃 闹着顽〃 的文字游戏而已，算不得真正的考证。
通过以上对《新证》主要内容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贯串着全书的主要错误，决不仅仅是如作者所说在〃 考证方法〃 上成为〃 胡、俞二人的俘虏〃 ，而是在观点上继承并发展了胡、俞的〃 写实〃 、〃 自传〃 说。《新证》的全部考证工作，就是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红楼梦》是〃 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 之说，是作者的考证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结论。正因如此，所以周汝昌同志才认为，《红楼梦》的人物、故事、情节、时间、地点以至于种种生活小节的描写，都有事实的根据。这样，就不难了解作者所歌颂的曹雪芹是中国〃 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 的真实内容是什么了。
周汝昌同志认为，《新证》〃 主要还是想强调鲁迅先生的' 写实' 、' 自叙' 说〃 ，自己似乎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但在这一问题上，鲁迅是不能为作者辩护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确引述过胡适、俞平伯的〃 写实〃 、〃 自传〃 说的部分看法和考证材料，同样，胡适在考证章回小说时，也引用过鲁迅的看法和材料。但鲁迅对《红楼梦》的全部看法却和胡适、俞平伯的看法有着本质的不同。鲁迅所强调的《红楼梦》的〃 写实〃 ，〃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注15＇ 而且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战士，是有着他的发展道路的。他在《三闲集？u24207X言》中说：〃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 挤' 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在一九二〇——一九二四年写《中国小说史略》时的思想，仍然是进化论的思想，有些看法还不完全科学，而他从来也没有把它看作完全正确。因此，周汝昌同志把鲁迅前期对《红楼梦》的看法孤立地截取出来，为自己的见解作辩护是不妥当的。因为鲁迅后来在《且介亭杂末编》中，就以更科学的见解批判了新红学派的〃 写实〃 、〃 自传〃 说，他说：〃 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笔者按：应为冯粹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注16＇ （重点为笔者所加）鲁迅以这样对《红楼梦》典型创造的深刻见解，尖锐地批判了胡适的说法，当然也就改变了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某些看法。《新证》的作者是善于考证的，为什么就偏偏忽略了鲁迅的这段重要的话呢？为什么不从鲁迅对《红楼梦》的全部观点中去选择正确的科学的看法，而仅仅抓住某一点加以强调呢？〃 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注17＇。周汝昌同志在这里直接地违背了鲁迅关于评论一个古典作家的科学主张。问题不难回答，与其说周汝昌同志是想证实和发挥鲁迅对《红楼梦》的见解，倒不如说是利用鲁迅的话来给自己的考证作招牌。由此可见，周汝昌同志通过考证所努力证实的就根本不是鲁迅的看法，而恰恰是胡、俞二人的错误看法。这层微妙的〃 传统〃 关系，完全足以说明周汝昌同志错误观点的渊源及其〃 传统性〃。这样间接地推论和〃 考证〃 的结果，也许不会认为是〃 偶合〃吧？
从鲁迅后期对《红楼梦》的正确看法出发，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红楼梦》的确是概括着曹雪芹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但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旦将自己的生活经历，通过艺术概括的手段，把它熔铸到整个艺术形象中以后，那些经历也就不再是一堆事实真象的机械组合，而是以艺术形象的魅力来影响读者。任何不具有艺术概括和艺术魅力的〃 生活实录〃 ，尽管是〃 精剪细裁〃 ，也仍然是生活现象的记录而已，而决不是文学作品。周汝昌同志除了用考证来证实《红楼梦》是〃 写实〃 、〃 自传〃 之外，又特别搬出〃 脂批〃 来作为说明《红楼梦》〃 写实性〃 的根据，这样作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理解鲁迅的看法，那么，对〃 脂批〃 的问题，也就可以大体上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管脂砚斋究竟是曹雪芹的〃 舅舅〃 、〃 叔父〃 ，或是〃 棠村〃 、〃 史湘云〃 ，但可以肯定是和曹雪芹同时代的人。脂砚斋在批语中指出了《红楼梦》的一些故事情节是曾经发生过的事，甚至批者本人也曾经亲身经历过、参加过。但是，这都只能说明曹雪芹在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中，的确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经历，说明他的创作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而不是凭空捏造。然而却不能因为〃 脂批〃 说某些细节是〃 真有是事〃 或〃 作者与余实实经过也〃 ，就一口咬定《红楼梦》是〃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脂砚斋以其对曹雪芹的了解和追怀过往的感伤情绪来批点《红楼梦》，其可贵的贡献是提供了《红楼梦》创作的某些现实生活基础，而作为文学见解来看，脂砚斋并不能完全理解《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与思想价值。所谓〃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何尝不是曹雪芹对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种感慨啊！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从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仅仅是而且决不可能超过〃 自传〃 说，借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仍然是〃 自然主义〃 的文学观（这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的那种自然主义文学观）。因此，要运用〃 脂批〃 来帮助理解《红楼梦》，如果不摆脱〃 新红学派〃 对〃 脂批〃 的符咒式的崇拜，用科学的文学理论给以合理的正确的解释，就不可能跳出〃 写实〃 、〃 自传〃 、〃 自叙〃 的泥沼。〃 新红学家〃 们以及周汝昌同志都是以这样的态度信奉着〃 脂批〃 ，为他们的自然主义〃 写生〃 说作辩护，以否定《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和真实的思想价值。
正因为周汝昌同志强调《红楼梦》的〃 写实性〃 （这一概念和胡适、俞平伯的〃 写实〃 概念并无不同），所以才彻底否定后四十回《红楼梦》，痛骂高鹗，主张〃 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注18＇ 这种对续作者深恶痛绝的态度，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考证工作。他宁肯东拉西扯地对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节考出一个可能性的悬案来，也不愿稍微用一点点实际的考证工夫，考证对《红楼梦》有一定功绩的作家高鹗，难道高鹗不比傅恒、纳尔苏、福彭和甘氏等更有考证价值吗？很显然，周汝昌同志不是立足于科学的文学批评的观点上进行考证，而是为了用主观的偏见强调〃写实〃 、〃 自传〃 说，以抹煞已经具有客观价值的东西。
当然，后四十回《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远逊于前八十回。如果曹雪芹写完全书，一定比续作更成功，更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只可惜曹雪芹并未来得及完成这部杰作，就被环境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但是，前八十回《红楼梦》悲剧冲突的发展趋势是明显的，因而，引起了封建主义文化奴才们的不安，狗尾续貂的大有人在。而高鹗却是在这一意义上捍卫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了书中的某些人物的性格与悲剧性的矛盾冲突，保持了悲剧的结局，因而能和前八十回共同流传在广大群众中，这对《红楼梦》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周汝昌同志抛弃了科学的文学批评观点，不从艺术形象的完整性方面评价后四十回续书，仅从个别文字的优劣贬低它，否定它，这种极端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