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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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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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永乐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张琳奸恶妇人一名。”“著教坊司领刺了。”

这仅仅是大量事实中的极少一点材料,是《奉天刑赏录》、《钦录簿》中的数百字,但是它们实在太生动了,无须再加解释,便将朱棣的嘴脸暴露无遗。朱棣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流氓头子!

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浅愤。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扬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岂非养虎自遗患耶?”

在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对于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请试举两例。

一是解缙。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建文中一度谪为河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朱棣标榜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篡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篡《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永乐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饷化州。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永乐十三年,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炆。“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的军队南下,借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 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齿,斩之。” 此二人亦惨矣。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却故示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果然,永乐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 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 。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 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 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 。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 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 ,派胡■刺探民隐 ,奖励告密 ,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 。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 ,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 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 。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 。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的 。后世宦官之祸,隐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 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 当然,王世贞是从君主宗法制的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面对残酷的杀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心兴礼乐、施仁政的圣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有一次朱棣去灵谷寺,“跬跸中庭,有虫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 如此矫柔造作而又虚伪可笑。

朱棣的残暴,并非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残刻暴戾和极端自私之本性。盖所欲极强,为遂其欲便不顾一切,对有碍于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乐宫中发生的一桩牵连致死三千多人的惨案(详见余篇),便是最好的证明。

六、艰难民生

一个国家,必须有安定的秩序,否则,这个国家便无法维持。但安定的秩序并不只是凭借武力高压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凭权术便可以造成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安定首先是民众生活的安定。没有一个政府或统治者不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得到长治久安的。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一定是个明君;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或受到忽视,必是个庸主。朱棣对这个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圣君贤主自期的。永乐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历代帝王,祭毕,朱棣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话:

三皇五帝纯乎道德,无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间贤君圣主亦躬行仁义,修举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后世。我皇考法古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时修祀,著为常典。朕今此举,亦惟体皇考之心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尽心赞辅,庶几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够爱抚百姓,协助他使天下达于至治。永乐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门官员进京朝见,朱棣对他们说:

朕以眇躬,托于万姓之上,所赖文武群臣翼赞以协于治。惟尽乃心,惟尽乃职,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恶致愆,天有显道,极施无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门之外张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爱恤军士,理民者爱恤百姓,敢有剥削厉军民者,必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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