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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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 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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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称此为“且耕且战”。永乐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挥司:‘方春时和,边民皆务耕种,虏或乘时侵掠,民不得尽力畎亩,宜严兵以备。寇至则捕击,无事则归屯,慎守疆场,训练士卒,且耕且战,尔其慎之!” 永乐九年三月乙酉,“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什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留其半操练,以备不虞。’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单弱。若兵食不足,亦难兴守。宜视其地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制’” 。屯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粮供给,减轻了军民■运的负担。关于永乐时期的屯田,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军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赘言了。

杨荣诗句:“关塞有兵严号令,屯营无事乐耕耘” ,“猛士防边严警柝,行人驻马听泉声” 。正是永乐时期边关情况的真实写照。

2.内徒边民,烧荒防秋

内迁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后来鞑靼、瓦剌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系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 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 。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后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然而,“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乾净” 。

朱棣承认了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捍外卫内” ,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戍居兵卒,武吏驭之” ,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无人“抚循其疾苦,保护其妻孥” 。这对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巩固是不利的。明人认为,边地诸镇不设宰守“亦一时权宜”,“文皇乘三驾馀威,图复郡邑旧制,而鼎成之亟,渊虑未纾” 。从洪武末年就已考虑在边地充实民户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右卫、怀安卫,“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馀丁实之”。永乐十二年礼部尚书赵羾来宣府辑迁民,“羾至,披荆斩棘,布约束,分田立市,甚劳悴云” 。永乐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庆(今延庆)州,“至是始迁民实之” 。但这种工作做得太少了,永乐时期新立者唯保安、隆庆二州,开平一卫而已。远不能弥补以前大规模迁徙造成的空旷。以当时的国力而言,恢复迁地郡邑建制并移民实之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虚华的武功,于此未甚用力。相反,由于大宁都司及各卫所的内徙,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内徙以及兴和的废弃 ,反倒加重了长城以北地区空旷荒凉的局面。终永乐之世以及后来这种局面并未改变甚至有所发展。曾任明兵部职方郎中的陆容(1436~1494)说:“居庸关以外抵宣,驿递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盖其地无府州县故也。” 朱元璋的内徙是为了御外,朱棣的内徙是为了防内,尽管都满足了一时的形势需要,但却留下了长久的遗患,其不利于北方地区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是显然的。

为了防止为北元——鞑靼侵扰者所乘,明朝还限制军民到边界之外去耕牧,“故事,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 。这样,许多耕地草场,只好荒废。不仅如此,自永乐时期起,边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长,每值秋冬,出塞烧荒,使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了哨” 。

永乐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尔奏缘边草盛,欲焚之,最当。第虑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军马,仓卒难避,屯堡房舍,将有所损。须预报之使备。”

这当是烧荒之始。后来则逐渐形成定制: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间,以草枯为始,本镇统领宫军出境焚烧野草,使鞑贼不能南牧。

每岁冬,镇守总兵会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总参游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尊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军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烧沿边野草尽绝……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贼闻兵马出境皆远遁,绝无踪迹。

本来,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所谓“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 。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由于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长城地区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缘边耕牧,秋冬烧荒等等措施,使这些地区变得一片荒凉:

永乐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绝顶,望漠北,(朱棣)顾学士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

开平,旧有元之斡耳朵,犹华言宫殿也。今则荒台断础,零落于凄风澹月之间。

沙漠旷荡,马力未穷,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历历可数。极北则地平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

出得胜口,……过抚州,惟荒城然。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

迁民、烧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边放牧,可能减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滩任其荒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固然不能资敌,但也不能资己之军国之用。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另外,当明军出塞征讨时,既无耳目向导,也无居民协助。大军粮饷,徒靠内地人民驮角馈运,行动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临塞谕诸将曰:“吾与诸将军受命提丘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廓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军,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 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朱棣即位后,数次北征,迄无成功,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由于蒙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切断,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由于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如果说永乐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复中原的能力和企图的话,那么永乐以后,他们的南下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定期的抢掠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带上了季节性的规律。每当“首春气和,坚冰渐薄,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驰”,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经营牧畜,明军则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风,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来,百草结籽,马肥弓劲,正是蒙古入掠之时,此时明军则“控弦执矢,观衅而动”。这就是所谓“防秋” 。秋天正值内地收获,蒙古人多于此时南下因粮,但这时“农人收获,壁不可坚;禾稼棲亩,野不可清。虏或因粮于我遂深入,而秋高马肥,恒凭强以逞”。因而“防秋之兵,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马军列营,视四时独加严焉” 。朱棣以及后来的君臣,在北部边防问题上尽管处心积虑,但似乎没找到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只要上述经济形势不改变,明朝的所谓“边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频年征讨,更加重了草原地区与中原的隔绝局面,想要制驭蒙古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八、从“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到“逆命必歼”的政策转变

虽然,在朱元璋的怀柔政策下,有不少蒙古官民归顺了明朝,甚至在官僚队伍中有鞑官,军队中有鞑军;虽然由于明军的打击,由于蒙古内部的纷争,蒙古势力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说,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并未正式置于明朝的统治之下。明人说:“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 对于不肯归顺的蒙古势力是不会置之不问的。但是,朱棣即位之初,百废待举,而处于纷争中的蒙古各部,一时也还难以给明朝构成威胁,因而,朱棣对蒙古的政策在永乐初期是以怀柔为主,以防守为主,即所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凡来归附的,均以礼接纳,不愿归或归而复叛者,也不强求。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十二月“有边地降虜叛去者,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请举兵追之”。朱棣说,“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待之。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盖彼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况其同类颇众,其间必有相与为亲戚者,今若以兵讨叛,其未叛者亦将置疑。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

对于边外用兵,朱棣还举汉武帝以为戒。他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

可见,这时朱棣对于边外用兵十分谨慎,他的这种决策,显然受到实力的制约。

既然一时还不能臣服鞑靼、瓦剌诸部,那么,只有先求与之通好。朱棣一即位便遣使赴和林敕谕诸部酋长。永乐元年(1403年)蒙古诸部推奉鬼力赤为可汗。朱棣又遣使致意,谕之曰:“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只恍惚等赍织金文绮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

这位鬼力赤可汗,对于已经分裂的蒙古,并不能做到实际的控制,特别是无法控制西部蒙古的瓦剌部。朱棣承认鬼力赤在全蒙古的统治权,也是限于力量无法向北伸延。但朱棣并不是不想对蒙古进行控制,他在永乐二年便向瓦剌等地派出使节,争取不战而屈之。其谕瓦剌头目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及和林等处头目说:“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无不来廷,皆已厚加抚绥,劝忻感戴。惟迤北诸部犹观望进退,出没边境,未有归诚。今遣指挥完者先那海、百户亦剌思等往谕朕意。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其遣人往来相好,朕即授以官赏,今还本地射猎畜牧,安生乐业,永享太平之福。”

我们对比永乐元年和永乐二年的两通敕书,便会发现其中的矛盾。朱棣既然承认鬼力赤为蒙古可汗,要求通好,便不该再遣使瓦剌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望其归诚;反之,要求瓦剌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归诚明廷,便是对其可汗的不友好。朱棣推行如此矛盾的政策,正反映了他的尴尬处境与矛盾心态。他希望统治全蒙古,做个主宰华夷的君主,但没有力量;他遣使蒙古可汗鬼力赤要求通好,但不真诚,因为他有臣服蒙古之心。这种矛盾的政策使他无法处理好与鬼力赤的关系,鬼力赤等人对朱棣的心计看得一清二楚。另外,可以断定,朱棣一旦认为自己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臣服蒙古,便会抛弃这种矛盾的政策。

朱棣一再遣使鬼力赤,但鬼力赤非但无所表示,反而一再传言鬼力赤有寇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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