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简称。第一任主席是退休将军海因曼，但是此公不能体会这个法庭的真正目的不是对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宣布判决，而是遮盖掩饰这种罪行，务使党的纪律和元首的威信不致受到影响。因此这位将军不能不让位给一个比较能够体会这个目的的退伍军官瓦尔特·布赫少校。布赫有两名助手，一名是曾经担任希特勒卫士的前屠夫乌里希·格拉夫，另一名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律师汉斯·弗朗克，关于此人的情况，我们在记述他在担任占领下的波兰的总督期间的血腥暴行时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可以一提的是，他后来因此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由这3 个人组成的司法机构完成工作的情况，使元首极感满意。要是党内有一个头目被控犯有极恶劣的罪行，布赫的回答必然是，“那又怎么着”？他要知道的只是，这一罪行是否影响党的纪律或触犯元首。
要使得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仅仅这个党内法庭还是不够的，尽管它在许许多多案件上证明很有效。希特勒常常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也是为了要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当他还在兰德斯堡饱尝铁窗风味的时候，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的出身是个药剂师，他是巴伐利亚人，比希特勒年轻3 岁；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他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主要是靠了他的突出的个性，而不是靠希特勒所具有的演讲天才。此外，他还是个天生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极其有独立性的，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纳粹运动中成为绝对独＇123＇ 裁者的要求。后来事实证明，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正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
部分真正心向往之的热情成了他的一个致命障碍一样。
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Ｖ■ｌｋｉｓｃｈ（人民）运动，参加1924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
在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称下得到了2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1 席即归施特拉塞。希特勒对于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希特勒当作至高无上的头子，因此在1925年2 月27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是在敌人的堡垒柏林也获得一个立足之地。在1924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艾尔布莱希特·冯·格拉弗和恩斯特·佐·勒文特罗伯爵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因此，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纳粹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2 月27日大会后两个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请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队伍中来，到北方去组织纳粹党。施特拉塞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可以发挥他的才能，而没有妒忌骄横的领袖虎视眈眈地在旁盯着他。
几个月以后，他就在首都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因兰奠下了政治组织的基础。施特拉塞真可以说像架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
国会议员的身份，使他有了希特勒所没有的两个有利条件：他有铁路的长期免票证，因此旅行对他个人或党都花不了多少钱，同时他又享有议员的豁免权。任何当局都不能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任何法院都不能控诉他进行诽谤或者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正如海登感叹地说过：“免费旅行和自由诽谤——施特拉塞在开始时比他的元首占了很大的便宜。”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选拔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年方28岁的莱因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主编。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出现
这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条腿的青年，是一个思想敏捷、心理复杂而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是纳粹运动的新人，早在1922年他就发现了这个运动，当时他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希特勒讲话，从此信仰国家社会主义，参加了纳粹党。但是纳粹运动＇124＇ 在3 年以后才发现他这个人才，当时施特拉塞听了他发言后，认为这样一个显然有才华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
戈培尔这时年方28岁，已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正如施特拉塞所发现的一样，有一支锋利的文笔，而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真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持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这项任命后来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于1897年10月29日生于莱因兰一个约有3 万居民的纺织中心雷特。他的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工头。他的母亲玛丽亚·凯塞琳娜·奥登豪生是个铁匠的女儿。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约瑟夫·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天主教艾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给了他一笔奖学盒，使他能够继续入大学深造，结果他上了8 个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最后于1921年24岁那一年在海得耳堡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Ｍｉｃｈａｅｌ》），但是当时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Ｔｈｅ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和《孤客》（《Ｔｈｅ Ｌｏｎｅｓｏｍｅ Ｇｕｅｓｔ》），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剧团愿意演出。* 在新闻工作方面，他的命运也不佳。自由主义的大报《柏林日报》退回了他所投的许多文章，并且回绝了他要想当该报记者的求职申请。
他的个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满了挫折和失意。因为他瘸了一条腿，不能参军作战，因此没有能够具有他那一代年轻人认为非常光荣——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的战争经历，而这却是要在纳粹党内占据高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培尔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瘸腿的。他7 岁的时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开刀不很顺利，结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点萎缩，走起路来一望而知是个瘸子。这个残疾是使他饮恨终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在萧条时期，在他的大学时代和煽动反对占＇125＇ 领鲁尔的法军的一个短时期里，他常常冒充受伤的退伍军人。
他在恋爱方面的运气也不好，虽然他一生之中都把乱搞女人（在他当权之后越来越弄得尽人皆知了）当作人间至情。他在1925—1926年的日记中到处流露出对他所爱的女人（有时同时有好几个）的思恋。当时他才二十八九岁，刚刚靠施特拉塞的提拔参加了纳粹党的政治活动。这些日记有* ：1925年8 月14日：爱尔玛从哈尔兹堡浴场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我。这是那天晚上以后第一次得到她的音讯。这个逗人的、迷人的爱尔玛！
接到了艾尔西从瑞士寄出的第一封信。只有亲爱的艾尔西写得出这样的信？？我不久要到莱因去呆一个星期，相当孤寂。但艾尔西就会来？？等待这次相见，我是多么快活啊！
8 月15日：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安克？？同她一起旅行真是愉快极了。这个可爱的姑娘！
我想念艾尔西。什么时候我再能把她搂在怀里？
亲爱的艾尔西，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你？
爱尔玛，你这个可爱的小鸟儿！
安克，我永远忘不了你！
8 月27日：到莱因已有3 日？？艾尔西音讯全无？？她生我的气了？我多么的想她！我还是住在上次圣灵降临周同她一起住过的房间里。真令人渴念，想望！她为什么不来？
9 月3 日：艾尔西来了！她在星期二从瑞士回来——胖胖的，胸脯鼓鼓的，健康，愉快，只是略为晒黑了一点，她很快活，情绪很高。她待我很好，使我感到很快活。
10月14日：安克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别再去想这些事情了。
12月21日：我和这些女人活该倒霉。让爱我的人去受苦吧！
12月29日：昨晚与赫斯同去克利菲尔德。欢度圣诞节。一个来自弗朗科尼亚的可爱而美丽的姑娘。她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型人。在暴风雨中同她一起回家。Ａｕ ｒｅｖｏｉｒ（再见）！
艾尔西来了。
1926年2 月6 日：我渴望一个甜美的女人！唉！真教人难熬！
戈培尔从来没有忘记过“安克”——安克·赫尔霍恩，是他在弗雷堡大学第二学期时遇到的他最初的恋人。他的日记里到处＇126＇ 流露他对这个金发美人的不绝赞叹和她抛弃他以后的悲哀。后来他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曾以一种典型的虚荣和讥嘲的口气告诉他的朋友，为什么她抛弃了他。“她抛弃了我，因为另外那个家伙比我有钱，能够请她吃饭看戏。她多么愚蠢！？？要不然，她今天就是宣传部长夫人了！她一定感到很后悔！”安克嫁了“另外那个家伙”，后来又离了婚，1934年来到柏林，戈培尔给她在一家杂志社搞到了一个职业。吸引年轻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归根结蒂，”他在1925年10月23日写道，“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
1926年1 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你和我，”
他宣称，“相互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他们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实现希特勒所竭力反对的目标。不可避免的摊牌是在1925年秋天和次年2 月间发生的。
这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在一个当时在德国引起情绪骚动的问题上迫使希特勒摊牌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
希特勒闻讯大怒。这些前统治者中有不少人曾经给党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新生的运动关心起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在打击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但是在元首还没有能够采取行动之前，施特拉塞就在1925年11月22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而且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项纲领将废除以前在1920年通过的“反＇127＇ 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要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