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即将开工。撇开老舰和战沉的主力舰不算，美国海军与***海军相比，实力仍占有上风，如果再加上两国已经通过预算案但还没有开工的主力舰，这一差距还将继续被拉大，以美国的造船能力，很显然，***海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被美国追上，并远远甩在后面。
而现在，又加上了已经具备和***海军叫板的实力的中国海军。
在这样的前景下，***海军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1919年6月，***海军向防务会议提出了新的预算拨款要求：从大正12年到大正15年（1923年…1926年），“扶桑”级和“伊势”级这两级战列舰将满8年舰龄，变为二线战舰，“金刚”级战列巡洋舰也满8年舰龄；到大正16年（1927年），不满8年舰龄的只有搭载16英寸舰炮的“长门”级2艘、“加贺”级2艘和“天城”级4艘，因此从1920年到1927年这7年的时间里，需要再增建4艘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才能实现巩固***海上安全的目标。
根据***海军的估算，“长门”级战列舰单舰造价为2692万日元，“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单舰造价为2469万日元，考虑到海军技术的更新，新建8艘主力舰的单舰造价肯定要提高。按照海军舰政本部和造船厂的估算，“纪伊”级战列舰单舰造价为3645万日元，“美作”级战列舰的造价为3742万日元，相当于同时期建造的“峰风”级驱逐舰单价的17倍。再加上新建12艘轻巡洋舰、32艘驱逐舰、以及其他辅助舰艇如潜艇、炮舰的建造费用，合计为68036万日元。加上物价因素在内，实际需要的拨款达76111万日元之巨。而在提出该计划的1919年，***国会审批的下一年度全国财政预算才不过144172万日元。当时***政府为了筹措财源，已经开征酒税、提高所得税和营业税，并暂时停止对内偿还国债，在如此窘迫的财政条件下，还要实施如此浩大的海军扩充，实在是***所无力承担的。但是此时正值***“成金”繁荣时期，1919年12月，防务会议将“八八舰队”案提交给第42届国会，但该届国会于次年2月解散，因此该预算案未成立。1920年6月，***众议院召开第43届国会，防务会议再度提出此案，终于得到批准。
从明治40年起，***海军的“八八舰队”之梦做了整整13年，如今终于得到了实现。然而以***之国力去同人均收入是自己6倍、总收入是自己12倍的美国去比拼海军，这可以说是***国家和国民承受不起的。
对于***因扩充海军而导致经济困难的现状，***国内的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来了批评。***海军记者伊藤正德这样写道：“自大正三年以来，完成‘八八舰队’的论调成为国内热门话题，到大正九年末，这个设想成为了现实。但是，‘八八舰队’是以将美国舰队作为假想敌的前提下得以存在的，如果日美两国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海军同意缩小规模，那将是日美两国人民之福，对于此种建议，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后世的批评家大概会说废弃‘八八舰队’的决定是‘马鹿智慧’，但是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如果单方面缩小舰队，确实会给***的国防带来危险，但是如果‘八八舰队’案得以遂行，却又会使***溺入财政亡国、军备亡国的深渊。一部分国人意气用事，认为忍受痛苦、奉献薪禄、节衣缩食也要把‘八八舰队’建造出来，才是爱国的表现，实际上却大谬不然。不出数年，***必定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下去：海军军费提高到6亿日元——增税——给国民带来巨大困苦——财政拮据——不得不单独缩小海军舰队规模。这也就是不战自败。这样的结论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我想，以后的事实会证明，这位***记者的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杨朔铭看完报告，冷笑了一声，说道。
（二百二十二）风雨前夜
（二百二十二）风雨前夜
曦雪注意到了杨朔铭的瞳仁突然闪过淡淡的红光，尽管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了，但她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该是有个了结的时候了。”杨朔铭自言自语的说着，将报告还给了曦雪，来到了扶栏前，迎着金色的阳光，舒展了一***体。
“什么事情有个了结？”曦雪忍不住在他身后问道，“你又要打仗了吗？”
杨朔铭回头看了看她，看到她眼中不自觉闪过的焦急之色，不由得有些惊奇。
“当然不是。”杨朔铭指了指脚下正在航行的巨大战舰，说道，“这些军舰，炮口永远是对外的。”
曦雪的脸一红，似乎为自己刚刚说过的话感到有些后悔。
“这个国家经历的战火已经够多的了，只要可能，我就不会让中国人自己打起来。”杨朔铭的脸上现出了一个无害甚至可以说是无邪的笑容，但却让曦雪感到一阵恶寒。
“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打个你死我活才能够分出胜负，用一些别的手段，一样可以达到目的。”杨朔铭说道，“自从来到了这里，我其实学会了不少的东西。”
听了他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曦雪感到很是奇怪，但她并没有向刚才那样的发出追问。
“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下去吧！”杨朔铭望了望远处天空中浮动的大团乌云，对曦雪说道。
入夜，北京，中国青年党会所。
“果***国社党说的那样，这一次的选举，是彻头彻尾的贿选。”
“在选举期间，跟徐树铮密电往来的各地实力派北洋军人，至少有十六人，参加选举的十七省中，徐树铮能够影响的占十二个省。换言之，除了赣闽滇桂湘等五省，地方首长几乎全部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在多数情况下，徐树铮甚至直接把他要其当选的名单发给各省督军，让他们照单接受，这些督军也就真的照单接受，选出来的人，就是名单上的货色，一丝不差。徐树铮还称之为花钱‘买鱼’。真是岂有此理！”
“其实如果不是小杨将军控制的那几个省不受徐树铮的影响，我党在国会，也几无立锥之地。”
“此次选举是复选制，由选区选出额定的初选当选人，然后由这些当选人互选出议员。初选时的票，比较便宜，只要把地方领袖如乡董、族长之类收买了，大批的票就到手了。初选买了，复选更得买。所以在复选的时候，买票特别明显，也特别放肆。凡参加选举的省份，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凡是地方军阀‘辅选’不力的地方，徐树铮的贿选的力度就大一点。买票卖票交易所在地，把市面都弄得热闹起来，尤以茶楼、酒馆、妓院为利市数倍。象保定原来娼业萧条，一等妓院只余三家，近自选举盛行，忽又添六家。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贿选是需要钱的，其实选举本身就需要经费，如果想要操纵选举，收买选票，没有大把的钱更是不行的。可段祺瑞操纵选举，他小徐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份材料上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大部分也来自于向***人的借款。***人借款给段祺瑞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其建立自己的武装。”
“这***人的借款，这上面说是从三菱公司借来的。经手人，是曹汝霖和西原龟三。这上面还说，西原借款中第一笔2000万元，有1700余万被用在了国会以及后来的总统选举上。”
“《顺天时报》公开报道说是财政部和交通部各出了70万大洋，很明显是远远不够用的。曾毓隽（段祺瑞的另一个核心幕僚）私底下也偷偷对人说过，安福俱乐部成员的每月津贴，每人是300元，是徐树铮从陆军部那边儿截留过来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大笔资金的投入，他们弄的这个为了选举才临时纠合起来的‘安福俱乐部’，才能够大败风头正劲的研究系进步党，吞掉了本届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席，所以人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人一向精明，他们既然借钱给段祺瑞建立私军，对于这样大的用款破绽，应该不会没有觉察，但却一声不响，心甘情愿，做了一回冤大头。可见是早有预谋的。”
“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公开出来。”
“我们现在应该是尽力防止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个时候拆段政府的台，只怕会帮了苏俄的大忙。”
听了大家的话，为首的一位一身黑色西服的学者模样的人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沉声说道：“外抗强权，内除***一直是本党的宗旨，如今段祺瑞接受日款贿选，隐然已是***侵华之帮凶，篡政之***，不可不除。俄国和***同为我中华之大敌，二者皆需一样提防，不可偏废。”
这个人，便是中国青年党的党首曾琦。
中国青年党于1918年12月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发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12人。成立会议确定了该党的宗旨——“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建设全民福利之国家。”从那时起，“外抗强权，内除***”的宗旨一直被青年党坚持了下来。
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有跟刚刚传入中国的共有主义思想分庭抗礼的意思。创始人之一的陈启天，在青年党成立时便郑重指出：“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有志青年虽热心爱国运动，但并不热心政治活动。至俄国十月暴动之发，国内思慕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人甚嚣尘上，更有一班人依照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秘密成立，并多方展开赤化的政治活动。此辈始而在‘少中’会内进行赤化，继而决定加入革命党，挂羊头卖狗肉。革命党也开始联俄容布，使其得一发展的机会，于是从前热心爱国运动而不热心政治运动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设法抵制赤化的政治运动。”
青年党与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分裂。青年党领袖、创始人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与骨干分子。学会的宗旨，本来是倡导从事社会改造、远离现实政治的，但到了1919年前后，会员内部对是否参与现实政治，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对如何参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则更大。青年党创始人李璜说：“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响，除少数会员仍抱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态度，如王光祈、周芜等人外，大多数的会员均因对改造中国观点的不同，而有了分歧，这种分歧，最早见于黎寿昌与曾琦的通信讨论，黎主张，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须先参加世界革命；曾主张，世界革命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中国须求自强自救，国际主义只是理想，绝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共有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黎寿昌、邓仲康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用黎寿昌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黎寿昌、邓仲康们的“共有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当时的一位少中会成员说，“斯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布尔什维克们有《血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在同一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布尔什维克们的机关刊物《中华青年》。
对于中国青年党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