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明白了杨朔铭话里的用意，心里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
他知道，自己的性命应该是保住了。
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为了达成这项交易，父亲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杨朔铭和张作霖又闲谈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张作霖送杨朔铭出门，张学良想要跟出去，却被父亲回头瞬间的严厉目光止住了。
张学良停下了脚步，呆立在那里，他目送着杨朔铭一行人的身影消失在了门口，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许久之后，张作霖回来了，他看见还在那里傻站着的儿子，强忍住了怒气没有发作，摆了摆手，一位军官立刻上前，将一个厚厚的公文包交给了张学良。
“你自己看看，少没少东西，没少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办。”张作霖说道。
张学良立刻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了，身子不由得如同筛糠般颤抖起来。
“还有，那个人，已经落到他手里了。”张作霖看着儿子的样子，冷笑了一声，说道。
“噢。”张学良失声答应了一句，看着儿子摇摇欲倒的样子，张作霖脸上的不满之色更浓了。
“他答应帮你处理掉，你放心吧。”张作霖说道。
张学良听了父亲的回答，再也支撑不住，身子象虚脱般的要倒下，两位军官急忙上前，扶住了他。
“为什么不坐船？”
坐在火车包厢里的曦雪看着若有所思的望着窗外的杨朔铭，轻声问道。
“为什么要坐船？”杨朔铭反问道。
“我觉得，坐船更安全吧。”曦雪说道。
“现在在他张雨亭的地盘上，他的‘蓝色专列’更安全。”杨朔铭想起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那次火车爆炸事件，不由得笑了起来，但他的目光仍望着窗外。
“你经不起再来一次的。”曦雪说着，目光也转向了窗外。
“我知道。”杨朔铭握住了她的手，说道，“我这么处理，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多么宽宏大度，而是出于别的考虑。他张雨亭是个聪明人，知道这当中的利害，不会象他那个不成器的花花公子儿子那样做傻事。”
“哦。”听了他的解释，曦雪没有再问下去。
“这一次的事情，能这样结束，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杨朔铭看着她，有些抱歉地说道，“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当‘影守’了。”
“没关系。”曦雪低吟了一声，心事重重的垂下了头。
这时，一位身穿黑色西服的特工走了进来。
“总长，事情处理完了，您来看看吧。”
杨朔铭点头起身，曦雪也跟着站了起来，杨朔铭按住了她的肩膀，示意她不用跟来。
“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杨朔铭说道，“我去去就来。”
“好。”曦雪顺从地点了点头，重新坐了下来。
杨朔铭和特工一起来到了一节车厢里，另外几位特工守在这里，看到杨朔铭进来，大家都退到了他的身后。
杨朔铭看到已经死了的刘德升躺在了地毯上，面目狰狞，双眼暴瞪，脸上的肌肉极度扭曲，显然是在经过了极大的痛苦之后才死去的。
和他难看的死状不同，不远处的沙发上，倒着相拥在一起的母子四人，她们倒在那里，神态安祥，仿佛睡着了一样。
“她和孩子们走得从容吗？”杨朔铭问道，声音不知怎么变得有些嘶哑。
“是的，总长。”一位特工回答道。
“尸体火化后，把他们合葬在一起吧。”杨朔铭又看了一眼那位已经死去的母亲，和她身边已经停止呼吸仿佛睡着了的孩子们，叹息了一声，“一家人，最后总算能在一起了。”
“是。”为首的一位特工回答道。
杨朔铭回到了自己的车厢，曦雪看到他回来后的神情有些不太自然，起身迎了上来。
“怎么了？”曦雪问道。
“没什么。”杨朔铭拉着她重新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
“战争就要开始了，我不能让再这些事情干扰我了。”杨朔铭说道，“我需要一个了结，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还算不错。”
“战争？什么战争？”听了杨朔铭的话，曦雪有些不解的问道。
“全世界的战争。”杨朔铭说道。
苏联，莫斯科。
“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伙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
在一间法庭上，犯人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
“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会牺牲，那就让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听到他的话，另外一个的人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子使那位犯人非常满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犯人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若夫来讲，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象我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一声不响地再添上顺带整治莫尔恰诺夫的指示！”
“我是他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的同时，还在一次宴会上向某个德国外交官证实，反对斯大林同志的地下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去同德国政fǔ谈判，并确实打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
“我还告诉你，一个日本外交官曾在一次正式拜访索柯里尼柯夫时，询问我们这位可敬的外交部副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建议是否可靠，而索柯里尼柯夫则向这位日本外交官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的权力。”
“我们的国家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使我认识到自己在托洛茨基的怂恿下犯了滔天大罪。”
“难道为了托洛茨基那双漂亮的眼睛，国家就应该回到资本主义去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正是托洛茨基的罪恶指令，把我和其他的阴谋集团头子推上了绝路。我们这些曾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工作过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怎么突然成了反党地下组织的阴谋家呢？如何去向反对派的成员们解释，说他们现在应该为法西斯德国战胜苏联人民而奋斗呢？啊！这完全是丧失了理智！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其结果只能激怒组织的所有成员，促使我们向内务部揭发整个阴谋……”
“我觉得自己好象置身于一家疯人院中！”
“那您采取过什么解脱措施吗？”维辛斯基突然插进来问道。
“唯一的出路应该是去找党中央，坦白罪行，交待出全部参与者。可我没这样做。我没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找到了我”。
“你的这一坦白很有说服力！”维辛斯基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样的坦白也很痛苦。”犯人叹息着说道。
维辛斯基知道，为了保命，犯人不仅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了斯大林同志的指令。
可是尽管如此，维辛斯基还是不能满足。他认为，检察长的任务，就是要在法庭上向已经被打倒在地并叩头求饶的被告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
“可别忘了，你曾经拒绝主动地交待罪行和供出同伙，而且，被捕后三个多月一直否认自己参加过阴谋集团。”维辛斯基巧妙地提醒犯人道，“试想一下，难道您的这些抗拒行为能让我们把您刚才说的那些‘疑问’和‘痛苦’当真吗？”
“是的！如果您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您所得知的阴谋行动计划和托洛茨基的密令都是出自我一个人之口，那您当然可以不把我的那些话当真！”维辛斯基的这一挑衅激怒了犯人，他立即反唇相讥。
维辛斯基听出来了对方话里的威胁之意。在这里，犯人故意放出个危险的信号，用“出自我一个人之口”这句话威胁他：无论是内务部还是他这个国家公诉人，除了犯人自己的口供，就再无任何可以指控他本人和其他被告人的证据了！
维辛斯基知道，从表面上看，这个名叫拉狄克的犯人绝对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阴谋家，但他却最适合在斯大林的法庭上扮演一个阴谋家。为了演好这一角色，他真可谓广取博览，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作为一个天才的煽动家，他历来就认为真理和谎言都是用来达到目的而不可少的手段。诡辩和雄辩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过去就经常玩弄魔术大师的幻术，巧妙地把白的说成黑的，或把黑的说成白的。现在，当他表面上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而答应斯大林到法庭上去撒谎之后，就决心更加积极地，以一个优秀运动员的拼劲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出风头，这本是他的典型作风，现在，他又想到法庭上去独占鳌头了。甚至连扮演一个可悲的被告人，一个被指控的杀人犯和间谍，也被他视为一种出人头地的机会；一种同其他被告人，甚至同检察长展开精神竞争的机会。
在法庭上，拉狄克的表演是那么精彩，演技是那么完美，以致许多不明真象的人都相信了他的鬼话。其他被告人在向法庭交待罪行时，一个个有气无力，惨兮兮的，活象在念诵一篇早被遗忘的古代史讲稿一样。而拉狄克简直把戏演活了。他力图把真正的激情注入自己所讲的一切之中，似乎他讲的完全是事实，而且刚刚才发生不久。
作为一个天才演员和出类拔萃的心理学家，他在开始陈述时，避口不谈那些据说是与其他被告人一块密谋过的罪行，也不讲所谓托洛茨基给他的密信的内容。因为他确实没谈这些，而是首先向法庭罗列出一大堆使他困惑的疑问，令他揪心的痛苦。他说，这些疑问和痛苦，早在“党内斗争学说”将他一步步引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泥坑之时，他就感觉到了。
……
（四百二十五）斯大林的“自废武功”
全文字无广告（四百二十五）斯大林的“自废武功”
当着整个法庭里的听众，他声嘶力竭地哀号，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
拉狄克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所谓“托洛茨基的指令”的著作权，非他莫属。要知道，在所有的被告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推翻了审讯员克德罗夫为他预备的“口供”，并亲笔在纸上“创作”出有关“指令”的新说法，当然，这是在同斯大林单独谈话之后。拉狄克的这一突然发怒和有关自己为全案立下的特殊功劳的暗示，搞得法庭和检察长万分恐慌，手足无措。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审判长马尔利赫赶紧宣布休庭。
拉狄克向斯大林卑躬屈膝，在法庭上又竭力帮助检察长，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已完全堕落成不知廉耻的小人，根本不在乎外界将他说成怎样。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拉狄克在法庭上的讲话，就不难发现，在他这种疯狂的自我揭发后面，却隐藏着一个相反的目的：让全世界意识到，起诉是毫无根据的，法庭缺乏任何可以证明被告有罪的真实证据。
直到这场审判闹据终结，它的导演们似乎也没察觉出狡猾的拉狄克的真实意图。他一直在用自我诽谤和对托洛茨基的激烈攻讦迎合和麻痹检察长和法官，不让他们发现他那掩饰得很巧妙的，然而却是危险的，足以推翻整个指控的“夹带”。
直到作最后陈述时，拉狄克才终于轻撩帷幕，暴露了一点自己的鬼把戏。在陈述开始时，他仍然毫不含糊地认罪不讳：“一个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我曾试图寻找减轻情节为自己开脱，结果徒劳无益。一个投身工人运动三十五年的人，既然承认自己背叛了祖国，就不可能再用什么方法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了。我甚至不能说，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当我认识托洛茨基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
就这样，拉狄克按把答应过侦讯人员的供词献了上去，从而麻痹了检察长的警惕性。他玩弄了一种战术，为自己赢得了机会，使自己有可能大声讲出一些完全出乎审判组织者意料之外的东西。拉狄克接着就向法庭宣布，尽管他同意检察长指控的主要罪名，但对维辛斯基把被告们都说成是货真价实的匪徒这一意图，他还是要表示抗议。
“检察长说，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纯系匪徒和间谍，我对此提出抗议！现有两个人提供的证据，一是我本人的交待，我承认自己收到过托洛茨基的指令和信件（遗憾的是我把它们都烧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