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几年的大别山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还在出征前，部队在罗山段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时，徐海东就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当。因为他听说程子华同志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而且他还参加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又曾当过中央红军的师长。他想，不论是从文的方面还是武的方面来说，程子华同志都会比他这个“青山在学”毕业的军长强，这样二十五军就能少受些挫折、少走些弯路，主动要求做副手的举动大家却不一定都能理解。一时间言论也多了起来：“老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还不是被‘老三’（指肃反中被抓的所谓”‘第三党’的人）咬了的。“”不！听说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听了这样的议论，徐海东只是笑一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后却静不下来。他知道徐海东性子急，又要强，怕他听了这些话会受不了，就专门去找他，给他解释。听了省委书记安慰他的话，徐海东反倒笑了起来。他对省委书记说：“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想一想以前我还是个窑花子呢！”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肺腑之言，徐宝珊大为感动，他深深意识到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徐海东变得更加成熟了！
“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经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心中十分不安。他想，自己在出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了，1940年以后，几乎就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自己并没有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么能接受这么高的军衔呢？
恰好，周总理来大连，又到他住的文化街75号看他。徐海东一见到总理就说：“总理，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窑工出身的虎将，爱他的军事才华，更欣赏他胸怀宽广、光明磊落的性格，不由得紧紧握住这位老兵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你不要让了，给你授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同志几次“让官”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和共产党的襟怀。
在徐海东同志身边的日日夜夜 周尚珏胡英波我们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时他刚从大连迁来北京，党组织分配我们负责他的健康。去前，我们得知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已有十九年卧床不起了。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见面时，出乎意料，他虽然躺在床上，但精神十分饱满。他一见到我们，满面笑容，热情招呼，问长问短，谈笑风生，有时竟大声地笑起来！见到这种情景，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心情顿时消失了。
我们开始给他检查身体，首先见到他下颌前边的牙齿全是假的。我们正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已会意到我们的问题，笑着用手指示左耳后面的伤疤说：“一次战役中敌人的自这里打进，从口中穿出，下牙就被打掉了！”哦，这是多么危险啊！如果子弹再偏里一点，不就打入脑子吗？我们再检查下去，就见身上、腿上、臂上弹痕伤疤竟达十七处之多。我们心中不禁惊讶地想：他是一个多么骁勇，又是怎样从战火中活过来的人呢？但这些弹痕，已成了革命者与敌人生死博斗的见证，都已记人革命史册！而现今折磨着他的身体的病痛却是另一种严重的情况：他患着严重而广泛的肺结核所造成的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症和慢性支气管炎，肺功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平卧在床上，气吁着，唇、指因缺氧而发组，两肺布满湿性锣音，象水泡样随着吸气而鸣响。由于长期卧床不能活动，四肢肌肉都萎缩了。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个严重的肺病病人。唯一不相称的就是他那饱满的精神和特有的爽朗的笑声！
从此，我们就要负责这位受人敬仰的首长的健康了。一方面他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另一方面他的精神面貌又是那样的乐观豁达。我们应当理解这种不相称的表现呢？
以后，从日常谈话中，徐海东同志的夫人周东屏同志给了我们答覆。徐海东同志祖上六代窑工，出身贫寒，但自幼性格倔强，胆大骁勇。由于父母年迈不能扶养，自己不愿寄人篱下，十三岁就离开家乡。为了糊口，到处流浪，做过各种苦累活，真是无依无靠！直至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精神上才有了寄托，看到前途光明！于是在党的指引下，进入部队，努力学习军事，并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参加了革命军北伐。从这时开始，直至一九四○年病倒为止，整整过了十四年极其艰苦的戎马生活。这期间与敌人作战从未间断。在战斗中，徐海东同志虽然身为指挥员，但是常常奋勇当先，率领战士冲锋陷阵，因此身受枪伤比比皆是，使得敌人闻风丧胆！正是这种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长期战争生活，培养成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徐海东同志对疾病始终抱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原因。
徐海东同志患肺结核是一九三二年发现的。那年八月间，在转战鄂豫皖途中，连续行军作战二十三天未能休息，待休息后第一次咯血。一九三八年在胜利地打下平型关战役之后不久，又投入抵抗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这时发生了第二次咯血。但战争在继续，没有休息和治疗的条件，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不断地摧残着徐海东同志的身体。一九三九年九月，徐海东同志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工作，在途经河南竹沟时，发生了大咯血。是少奇同志命令把他抬到江北指挥部的。一九四○年一月，在周家岗战役之后又发生大咯血，从此病倒了。虽然海东同志病情如此严重，但他时刻不愿脱离为之献身的革命队伍，急切想恢复工作。鉴于海东同志病情过重，华东局党委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海东的健康极为关怀，复电海东同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这样，徐海东同志才不得不休息下来。抗日战争的后五年他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但实际上并未停止工作，仍旧参与指挥作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他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央指示他离山东赴大连休息（当时大连已解放）。到此海东同志才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肺结核得到治疗，却遗留下严重的肺功能损害，以致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了。
周东屏同志的介绍使我们对这样一位病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革命的事业造就了革命的人生观；一位老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就在我们面前。从此我们对他更加热爱，更觉亲切！
八年间我们在徐海东同志处工作，深感到不仅要学习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还要学习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和对群众关心爱护的优良作风！
徐海东同志的重病迫使他大部分时间卧床，每天只能分两次坐两、三小时。由于肺功能严重受损，几乎离不开氧气，生活全靠别人照顾。病情本来是不允许他工作的，但是他每天坚持听读文件和报纸，重大问题还要请秘书或有关同志向他详细讲述。出于他的健康情况，我们加以劝阻时，他总是说：“我是中央委员，不参加中央的会议怎么成？”一九六九年召开党的“九大”时，正值林彪对徐海东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的时候。当他接到被选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时，心情十分激动，不顾病躯，坚持要参加大会。他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出席大会本身就是对敌人阴谋的揭露和打击，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大会。徐海东同志曾讲过：“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他是身体力行这句话的。一九六○年他不顾重病，主动担任了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每天他要用数小时的时间口述或审阅战史文稿，并且经常请编辑人员来开会讨论。这样繁重的工作是他的健康情况所不能承担的。由于过度劳累，一九六二年夏，又突然大咯血。大量的咯血，致使血压下降，心脑供血不足，意识朦胧，病情极为严重。医院组织了抢救组，日夜护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还安慰大家说，他感觉很好，让大家不要紧张，注意休息。一旦病情稳定，他脸上又露出那特有的笑容！！
徐海东同志极为平易近人，关心群众。闲时，他喜欢和警卫员谈天，讲革命历史，讲战斗故事，谈时事，谈思想，关心同志们政治上的进步。他经常用党的历史和自己的革命经历教育大家，勉励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去时就更高兴了！他谈笑风生，我们也毫无拘束，谈起来真是畅所欲言。大家和首长在一起，总是处在欢乐的气氛中！徐海东同志还很关心群众生活，见面总是问长间短，从家庭到个人，无不关心。有的警卫员家庭困难，他就让周东屏同志设法补助。一九六○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送来了一些黄羊肉，他马上分给大家。我们在那里工作时间晚了，一定要留下吃饭，并总是嘱咐周东屏同志给我们做些好菜吃，然后再用自已的汽车送我们回去。凡此种种，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革命的温暖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只留得一付病残身躯的革命家，也未能逃脱林彪的魔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是从政治上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围攻他，批斗他，妄图把他打倒；之后又从肉体上摧残他，停止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取消我们对他的治疗。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位为革命立了大功，百战疆场未被敌人杀死，久患重病未能丧生的钢铁战士，竟被林彪、江青一伙残害致死了！
一年后，我们得知徐海东同志逝世的消息，照顾过他的同志无不悲愤填膺！知道他在临终前还嘱咐家人暂时不要把他逝世的消息通知我们，以免在敌人还猖撅时使我们受到连累，同志们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沉痛地掉念我们曾多年照顾过的老首长！他那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责任心，以及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老干部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徐伯怕家做客 张明鸣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刮起后，湖北省委“瘫痪”了。我看见爸爸张体学被戴高帽、“架飞机”……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活。我那时才十五岁，在家想离开家，离开家又想家。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终于回到武汉。舅婆见我回来了，满面笑容，拉着我的手直往里屋走，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心想：“老舅婆笑得这么好，准是好事！”到了里屋，舅婆悄悄地对我说：“可出头啦！你老子（二月）十六日到北京去了……。”听舅婆说完我才明白过来，是周总理把爸爸从“造反派”手里要出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了。
第二天，我上街看大字报。刚出家门，就碰上韩东山伯伯（当时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她是特意来找我的。她叫住我，对我说：“爸爸叫我来告诉你，徐海东伯伯来电话，说你爸爸叫你去北京，而且越快越好！”
我半信半疑：“真的？”
“真的！谁骗你不成。”
看她那认真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不象是开玩笑。我相信了她的话，高兴得连声“谢谢”也没说，转身跑回家，向舅婆讨了三十元钱，连夜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
二月下旬的北京，正是严冬时节。天空灰蒙蒙的，干冷的北风，吹得人直打寒颤。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下了火车，便直奔爸爸一位老战友家，请季阿姨帮我打听徐伯伯家的住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徐伯伯家的电话。要通了电话，徐伯伯知道我到了北京，立即派车来接我。
我坐上徐伯伯的汽车，想起了一段往事：那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徐伯伯从外地返回北京时，路过武汉住了几天。我那时还小，听爸爸说要带我们去看望“徐大将”，心里还有点儿害伯哩！那次徐伯伯穿一身深色的旧呢制服，坐在圈椅上，一说话脸上就露出笑容，和蔼可亲，丝毫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威风凛凛”的“大将”。回家后我问爸爸：“徐大将为啥老坐在椅子上不动，叫别人抬着他走路哇？”爸爸说：“唉，徐大将战争年代得了严重肺病，连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