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散”为名，强迫徐海东同志离开北京到郑州去，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他们让徐海东同志住在寒冷潮湿的屋子里，不仅必需的医药卡了又卡，连粮油、蔬菜也不能保证供应。一次，同住的一位老红军帮助买了五十斤萝卜，竟被加上“同徐海东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受到批斗。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徐海东同志生命垂危时，林彪一伙竟指使其死党，撤掉了特护，不许会诊，不准枪救，致使他病情恶化，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恨逝世。穷凶极恶的林彪一伙还不放过，悍然规定五个“不准”：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送花圈，在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不准写评价。徐海东同志遗体火化时，他们不准群众送别。老战友发来唁电，他们扣住退回。他们采取这些卑鄙、毒辣的手段，妄图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面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徐海东同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文化大革命初期，徐海东同志就写信向毛主席建议，选接班人一定要选符合五条标准的。趁毛主席和各位老首长健在，要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党的传统、作风传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毛主席亲自培养教育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这封信与林彪“大升一批，大罢一批”的反革命论调针锋相对。林彪一伙就诬蔑徐海东同志写这封信是“逼毛主席交出中央领导权”。一九六六年，林彪伙同江青、陈伯达等人恶毒攻击几位老帅，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徐海东同志气愤地说：“他们为什么对老帅们这么咬牙切齿！
六届六中全会对陈伯达的审查是对的，我现在还怀疑他是特务。“有人造谣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徐海东同志气愤地说：”放屁！他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出身。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出身成分。出身不好，只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可以背叛本阶级变成革命者；出身好，不注意改造自己，也会变成反革命。“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四人帮“的一个死党诬蔑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让徐海东同志”不要选“。徐海东同志义正严词地驳斥了这种诬蔑。开会回来，徐海东同志说：”从这个会上，可以看出两条路线、两种感情，斗争真复杂啊！“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肉体折磨，徐海东同志不屈服，不动摇，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揭露林彪一伙的罪行。即使在林彪一伙停止供氧、使他遭受疾病严重折磨的情况下，他仍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给孩子们讲战争年代的历史，教育他们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他说：”我要活下去。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说：”我是林彪害死的。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徐海东同志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当林彪公开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时，敬爱的叶剑英同志托人传话：“海东同志，我过去对你的看法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不变！”在最困难的时候，王震同志冲破阻力去看望徐海东同志。王震同志斥责那些妄图搜集黑材料的人说：“你们说徐海东是反革命，那我就是反革命！”正当林彪一伙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总理向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提议，代表们热烈鼓掌，有些老同志举双手赞成。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总理含泪走过来，亲自给他安排座位，亲手搬来茶几，痰盂放在他面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主席特地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事实证明，毛主席对我的看法是一贯的、明确的。我要坚信毛主席，坚信党中央。”一九七五年，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不顾张春桥的反对，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给徐海东同志写了评语，肯定了徐海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举行了骨灰移位仪式。粉碎了“四人帮”，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事实证明，林彪、“四人帮”强加在徐海东头上的种种罪名，纯属凭空捏造，必须彻底推倒，而他的革命精神和历史功勋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永放光辉。
我们要学习徐海东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
优秀的将领 战斗的一生 郭述申一我认识徐海东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夏，我在陂安南县（即黄陂、黄安两县的南部）当县委书记，海东同志是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八团团长。他因肩部负伤在我们县里休养。我见到他时，臂上还吊着绷带。他性格开朗、乐观，打仗很勇敢，群众中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是很受群众和战士爱戴的一个红军领导干部。因为他住在我们县委机关，见面闲谈中，才知道他出身于几代烧窑工人的家庭，他自己也当过十多年窑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他的家乡——黄陂县一带组织游击队，搞武装斗争，以后转战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残酷的斗争环境和武装斗争的实践，把他从一个烧窑工人锻炼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一九三一年秋，徐向前同志带领部队攻克黄安县城前，海东同志伤好归队，我们就分手了。
二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围剿”总司令。集中主要兵力，妄图首先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占据鄂豫皖党组织和红军主要领导地位的张国焘，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未能乘胜扩大战果，扩大红军，开辟新区；加之，国民党在日寇节节进攻下准备迁都洛阳，他就主观地认为，红军的力量很大了，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为“偏师”了；只要红军不停顿地进攻，就能很快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对敌人新的严重围攻，缺乏准备。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后，他又拒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电报指示的：“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拒绝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陷于被动。在红军连战失利后，张国焘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仓惶失措，右倾逃跑。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当时，我在皖西北道区（当时鄂豫皖边区共分鄂东北道区、豫东南道区和皖西北道区三个道区，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任道区委员会书记。当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向皖西转移时，东线敌人进逼皖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麻埠，我被迫带着皖西北地方部队两个团向主力部队靠拢。那时，徐海东同志是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他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同志带领一个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由于敌人插入，截断了同主力部队的联系。在英山西界岭刘士奇、徐海东同志和我会合了。不久，鄂豫皖中央分局来信指示我们留在湖北、安徽边界坚持斗争，开展工作。组成鄂皖工作委员会，指定我担任书记。我们共同研究，为了坚持斗争，需要树起一面旗帜造成声势，既有利于牵制敌人，又有利于发展工作。决定把这两部分军队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七军，刘士奇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海东同志任七十九师师长，王建南同志任师政治委员。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整编部队，进行动员，投入战斗。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经英山打到安徽的霍山、潜山、太湖、宿松一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拦阻和追击的敌人几乎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海东同志率领部队，前面紧张时任前锋，后面紧张时任后卫。活动的地区又多是高山峻岭，给养十分困难，多半靠野菜、南瓜充饥，海东同志累得吐了血。苏区很多群众，也和部队一起行动，人数超过部队好几倍，更增加了粮食的困难，部队的机动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想走也走不快，于是，我们决定往回打，返回苏区，把群众护送回家乡。当部队回到原来苏区的商城南部时，得知六安、霍邱等县内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敌人占领了。以后，我们率队到达黄安县的七里坪，才知道张国焘已经把红四方面军主力带到铁路西去了。在七里坪，省委决定红二十七军部队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是吴焕先同志，海东同志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我带着一个特务营又回到皖西。
三一九三三年春，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围攻七里坪。海东同志根据亲身的实战经验，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围攻七里坪，并和坚持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他的正确意见仍然没有被采纳。由于敌人兵力众多，实际上七里坪并没有被围困，反而把我军拖得疲备不堪，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实践证明海东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我在皖西带领红八十二师跟敌人打游击，部队有所发展。由于皖西北不是敌人的主攻方向，皖西北的困难情况比鄂东北要稍好些。一九三三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处境困难，冲破敌人的几层封锁，到达皖西。部队稍事休整和补充一些粮食、给养后，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准备返回鄂东。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部队前行，副军长徐海东同志带病担任部队后卫，中途被敌三十一师冲断。海东同志指挥部队，摆脱了敌人，又收容了被截断的六个连队，回到皖西对我说：“敌人增修了公路和碉堡，兵力增加了，封锁线一时突不过去，我带的部队就留皖西地区战斗吧！”经皖西北道区委员会决定，将皖西北的地方部队和海东同志带来的部队合编，成立红二十八军。海东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我病倒了，皖西北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都由海东同志主持，他干得很出色。
一九三三年冬，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向皖西北苏区进攻。由于敌人反复“围剿”，实行“三光”政策，苏区的粮食被抢走了，房屋烧光了，大批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但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尽全力支援红军。在根据地日益缩小，人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红军的供应，只有向敌占区发展，在打击敌人的过程中解决。我和海东同志都认为：人吃饱了才能打仗。要坚持下去，就得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保证战士、干部的健康，还要接济根据地的群众。于是，海东同志带上部队，到六安、霍邱一带打游击，打了很多胜仗，俘虏了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夺取武器，装备了自己，同时，打了那一带的豪绅地主，把得到的粮食、布匹背回苏区。群众生活得到救济，部队的给养得到补充，这样就保证了红二十八军旺盛的战斗力。
当时，我病得很厉害，海东同志怕把我留在地方上养病出危险，就选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担架队抬着我行军。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担架队的同志甚至在风雨交加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爬山越岭抬着我跟着部队行动。苏区被敌人烧得没有一爿完整的房屋。宿营时，把我的担架靠在尚未倒塌的墙壁旁边，还要搭个席棚子挡风。我怕影响部队的行动，几次要求把我留下来，海东同志坚决不肯。我病得那样重，又是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没有象海东同志这样的战友，这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会遇到不可想象的遭遇。海东同志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干部对战士也都很关心爱护。因此，环境再艰苦，再困难，干部和战士始终保持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和饱满的战斗情绪，这是和海东同志优良作风的影响分不开的。
四一九三四年初夏，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在商城县豹子岩，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海东和焕先同志指挥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苏区，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抗击敌人十四个师四个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