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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骑兵团全部被歼灭了。
战斗结束后，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吴焕先政委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干部战士无比悲痛。夜幕降临了。大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沉默着，哭泣着。徐海东，这个使敌人闻风丧胆、无比刚强的军事指挥员，在鄂豫皖革命根援地游击战争最困难时期，在长征路上，全军被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都从没掉过一滴泪；而今自己最亲爱的同志牺牲了，他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颗颗滚落下来。
第二天，（氵内）河的水位下降了。部队过河后，在南岸的一个村庄附近，军首长把全军同志集合起来，沉痛悼念在反突袭战斗中牺牲的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程军长、徐副军长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号召全军同志，继承吴政委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致，多打胜仗，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
部队要出发了。我们不时地回过头来，默默地向北岸眺望，再看一看永生不能忘怀的四坡村，再看一看吴政委的坟墓，向敬爱的吴焕先同志告别：吴政委，反突袭战斗胜利了，敌骑兵团消灭了，我们为您报了仇，请安息吧！
红旗招展，军号嘹亮，我们在程军长、徐副军长的带领下，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徐海东“雪中送炭” 陈兴陕北的冬天，比鄂、豫、皖和陕南来得早，冷得多。
11月中旬就下了场雪，结了冰，寒风刺骨。从鄂皖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指战员，有的穿着薄薄的棉衣，有的还穿着单军装，普遍感到难以抵御北方的冬寒。徐海东、程子华等军团部领导人多次研究，要供给部想方设法给部队添些衣服，加厚被絮，买此羊肉，买些山药蛋，使指战员能过个温暖的冬天。
就在徐海东筹划如何解决红15军团度过冬天这个难题时，一天傍晚，中央红军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来找他了。他们互相问好之后，杨至诚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徐海东说：“这是为这件事来的。”
徐海东接过纸条一看，是毛主席写给他的，要向红15军团借2500元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当前的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看完信，心里十分不安。他深深责怪自己只想到红15军团过冬问题，没有想到党中央、中央红军的困难，现在倒要毛主席亲自写信借钱，这太不应该。他羞红了脸，自责地拍了下脑袋，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杨至诚看见徐海东脸红了，以为他有难处，连忙说：“你们转战一年多，一定也有不少困难，更是没有钱，就不要为难。”
“你说到哪里去了！”徐海东有点难为情说，“我们有钱，请你先回，明天我一定派人把钱送去！”徐海东平时很少过问经济帐目，不清楚红15军团现在究竟有多少钱，他只知道原先有七八千元，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送走杨至诚后。他急急忙忙来到供给部窑洞前，听到里面传来噼噼啪啪的算盘声，便走了进去，只见会计正在油灯下算着帐。
“给部队的钱发了没有？”徐海东问。会计抬头一看是军团长，连忙站起来，以为徐海东是来催促他们快给部队发钱，便答道：“我正在赶着算分配账，明天，最迟后天，就把钱发给部队。”
“还没发就好。”徐海东接着问，“还有多少钱？”
“只有7000块钱多一点。”会计皱着眉头说。
“哈哈，还有这么多哪，真是大财主！”徐海东高兴地说，“怪不得有人说，供给部是‘守财奴’呢。”
“首长，这点钱算什么哪，我算来算去还不够分配，要是再有三五千块就好了，我正在发愁呢！”会计一边说，一边拨拉着算盘算给徐海东听；医院买药要多少钱，部队添冬装要多少钱，部队菜金要多少钱……还没讲完，算盘上已显出上万数目。部队的实际需要与供给部现有家底着一大截子。
“不要叫穷。”徐海东打断会计的话，“等你们查部长回来，对他说，我要你们拿出5000元钱，明天给党中央送去。”
“啊？”会计惊叫了一声，愣了一会儿，怕是听错了，小声问道：“要送走5000块？”
“对！”徐海东点点头。这7000元钱，是供给部在长征途中一块钱一块钱节省下来的。不该花的钱，能节省的钱，他们一块都不准开销。他们知道，刚到新区，筹款困难；越向北，冬天越冷，需要花钱的地方越多。管理全军团的吃、穿、用，不能不处处精打细算，留些积蓄，以备急用。积累这7000块钱，花了他们不少心血，也挨了不少人骂。现在军团长一开口，就要送走5000元，这真比割了他们身上的肉还心疼。会计忍不住地说：“我们就只有这一点钱，一下送出这么多，我们冬天可怎么过啊！”
徐海东听会计这么一说，心想，是啊，红15军团的生活本来就比较清苦，原计划靠这点家底作些改善，现在送走三分之二多，这个冬天是不太好过了。可是，毛主席来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困难更大，日子更不好过。他望着会计问：“你母亲在吗？”
“在。”会计不知道徐海东问话的用意。提起母亲，勾起了他思亲之情，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娘很苦！我爸死得早，全靠娘讨饭把我拉扯大的。”
“如果你现在和你娘在一块儿，肚子都饿了，你讨到一碗饭，你是自己留着吃，还是送给你娘吃？”徐海东盯着会计的脸问。
“这还用问，当然是让娘先吃。”“这就对了！”徐海东笑着说，“过去，我们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为了迎接党中央的到来，我们准备3000多人全部牺牲。现在党中央来了，中央有困难，难道我们能不管吗？支援党中央，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就像子女孝顺父母一样！保证党中央，才能保证中国革命。同志啊，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首先要想到大局，不能只考虑小单位利益。”
会计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话，顿时红了脸，低下了头。徐海东临走时，拍拍会计的肩膀，安慰说：“同志，别发愁。财想想办法，困难是能克服的——查部长回来，叫他到我那儿去一下。”
夜深了，徐海东脱衣上炕。他怕睡觉磨破衬衣，就只穿一条裤头，光着上身睡觉。他刚刚钻进被窝，查国祯来了。
查国祯是下部队调查指战员们生活情况去了，很晚才回来。一进窑洞，会计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他来见军团长。查国祯还不到30岁，却象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上身穿一件打补丁的旧棉袄，下身还只穿一条洗是发白的单军裤。查国祯是一个铜板都不乱花的人。他一边走，一边想，军团长的决定是对的，应坚决服从。但部队过冬更困难了，怎样解决这个大难题呢？查国祯一见徐海东，便问：“首长，你找我？”
“是噢，向你要钱啊！”“我听说了。”“我同程政委、刘副军团长都说了，拿5000块钱给中央，明天你派人送去。你有什么想法？”
查国祯坐在炕沿上，没有言语。他这个人，平时说话很少，遇上难办的事情，更是默默地自己思量。
“怎么样？真的舍不得？通不通，三分钟。不过，得说清楚，对中央可不能作‘守财奴’。”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查国祯一听急了，委屈地说：“首长啊，跟你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啊！在陕南的时候，你说，我们哪怕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党中央的到来。现在要送去几千块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天，我决不会当‘守财奴’。给中央的5000块钱，我马上就去办！”
“嗨嗨，你这个‘守财奴’，开明啊！”徐海东高兴得一骨碌从被窝里钻出，坐起来，光着上身，嘿嘿直笑。
“哎呀，不要冻着了！”查国祯赶忙给徐海东披上被子。接着，他们一起商量怎么解决部队过冬的难题，怎样把剩下的2000块钱先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杨至诚收到5000块钱后，十分感动地说：“这下可救了我们的急了！”
一天，彭德怀见到徐海东，紧紧握着徐海东的手说：“多谢了！”
徐海东愕然，问：“谢我什么？”彭德怀笑着说：“感谢你救了我们的急！”徐海东这才明白彭德怀感谢的用意，连忙摇着手说：“彭司令员，不要客气了。中央来了，我们相想多拿出一些东西，可就是穷啊！”
“是啊，我们都是穷光蛋嘛！”彭德怀哈哈大笑。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赞扬徐海东的这种识大局、顾大体的崇高精神。特别是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件事。多年之后，谈到党中央长征刚到陕北的困难情景时，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元钱啊！那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与红十五军团 刘华清我们红二十五军在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坚持了两年多的艰苦斗争，虽然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是由于蒋介石调来二十万重兵长期围攻扫荡，苏区已大部失掉，红军主力继续坚持已有困难，党中央便命令红二十五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到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军越过京汉铁道，在鄂西、豫西地区辗转战斗，由于这里敌情、地形对我不利，不宜建立根据地，在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于十二月八日顺利地进入陕南地区。在鄂豫陕边区，我军又战斗了八个月，歼灭陕军数个旅，重创中央军、东北军，建立了两块游击根据地，扩大了地方武装千余人，红军主力除伤亡减员并抽调两个建制连支援地方外，全军扩充到四千余人，比初进陕南时增加了近两千人。
红二十五军在中国革命史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除有党的领导、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外，军首长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是起决定作用的。徐海东同志在红二十五军中，先任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以后又任副军长、军长，不管职务怎么变动，他都在军事作战指挥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军几经波折，由鄂豫皖重建红二十五军时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以后多次受到损失，全军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外，长征时只剩下三千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鄂豫皖省委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而从红二十五军本身来说，它是百战百胜的，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敢于也善于同强大的敌人作战，多次整师、整旅、整团、整营地歼灭敌人，无论大小战斗，几乎每战我军都取得了胜利。所有这些都与徐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斗争英勇顽强，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分不开。他负伤九次，不顾个人安危，每战都亲临前线直接指挥战斗，前进的路上有了障碍，他就到前面去，开辟道路，后面、侧面敌情严重，他就到后面、侧面指挥战斗，掩护全军。他那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作风教育着部队，全军指战员都非常熟悉和热爱这位可敬的首长，人人都佩服他的作战指挥才能。战斗中，他走到哪里，哪里人们的胜利信心就百倍地增添。
一、准备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一九三五年夏，日寇进一步入侵华北，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我华北主权逐步丧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的遵义会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