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却给袁一个电报这么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全，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可是却因坐镇上海，为袁鹰犬，所以成为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是革命党的眼中钉，4年8月18日郑曾被刺未中，11月10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袁闻郑遇刺，大为震动，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郑汝成被刺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传说冯和革命党人暗通声气，原来冯自前次偕梁启超到北京谒袁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时发牢骚。袁、冯分家的谣言便甚嚣尘上，迄日本报纸大加渲染后，冯遂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12月18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他老早与段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人人有（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蔡出任这个职务是有暗盘的，他向袁克定保证筹款300万为帝制运动费，这个暗盘经由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保，所以才有这道人事命令。
原来民国成立后，各省禁烟已有成绩，民国2年印度烟土停止运入中国的，已有十余省，根据光绪卅三年中英互订禁烟条约规定，自民国3年起，印度不卖有印花之印烟于中国，所以民国3年能运进口的鸦片烟只有旧存于香港和上海关栈的14248箱半，民国3年共销去了6650箱，民国4年1月至4月销去了1658箱，最后仅存了6000箱，烟商认为中国禁烟成功，贩卖烟土的生意不久即当销灭，因此抢着要把存土售罄，所以烟商遂和蔡乃煌私议，除了照原约纳税外，每箱另外报效4500元，以6000箱计，合共可得2700余万元，蔡即以此款献给帝制运动作经费，于是皆大欢喜了。
七十四、“半”推“全”就
民国4年12月11日北京参政院自称是国民大会的总代表，向袁恭上推戴书，文中用“我圣主”代替前此所称的“我大总统”。由参政院秘书厅起草，由秘书朗读，全体赞成通过，11日上午11时半三呼万岁散会。
第一次推戴书：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国民吁登大位，以定国基，合词仰乞圣鉴事。窃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满蒙、汉八旗，全国商会，驻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投票决定国体，全数主张君主立宪。业经代行立法院咨陈政府在案，各具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因。兼由各国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以全国民意，吁请皇帝登极前来。窃维帝皇受命，统一区夏，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戡乱而定功。《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盖惟应天以顺人，夫是以人归而天与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吁罔应，溃决势成。罪己而民不怀，命将而师不武，我圣主应运一出，薄海景从，逆者革心，顺者致命，岌然将倾之国家，我圣主实奠安之。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我圣主，我圣主有而弗居也。南京仓卒草创政府，党徒用事，举非其人，民心皇皇，无所托命，我圣主至德所覆，迩安远怀，去暴归仁，若水之就下。孑然待尽之人民，惟我圣主实苏息之。斯时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皇天景命，再集于我圣主，我圣主仍有而弗居也。民国告成，四方和惠，群丑窃柄，怙恶不悛，安忍阻兵，自逃覆载，我圣主赫然震怒，临之以威，天讨所加，五旬底定。以至仁而伐不仁，盖有征而必死战。慕义向化者，先归而蒙福。迷复不远者，后至而洗心。皆惟我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斯时大难既平，全国统一，皇天景命，三集于我圣主，我圣主固执谦德又仍有弗居也。夫惟皇煌帝禘，圣人无利天下之心，而行施地生，兆民必归一人之德。往者国家初建，参议院议员推举临时大总统，斯时全国人心，咸归于我圣主，国运于以肇兴。继此国会成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推举大总统，全国人心亦咸归于我圣主，国基于以大定。然共和国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在之宏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今者天牖民衷，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民归盛德，又全国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华文明礼义，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轩帝神明之胄，宜建极以承天，姒后继及之规，实抚民而长世。谨奏。”
另有参政院给袁的咨文：
“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备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公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赉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
当天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有咨文答复参政院说：
“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威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卅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祸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世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袁的推辞不过是造作，像历史上王莽和司马昭一样。同时希望参政院再做一篇歌功颂德的大文章，替他洗刷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两大罪名。因此参政院于当天下午5时开会，由秘书报告袁咨文之后，杨度和孙毓筠都起立发言，略谓推戴袁大总统为大皇帝一案既是全国民意一致赞同，元首亦未便过于拂逆舆情，应该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仍推秘书厅起草，全体无异议，及退席休息，五分钟后2600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完成，参政员们回到自己席位听秘书朗读，主席请付表决，全体通过，第二次会议由开会到公文发出只是15分钟，这种快马加鞭已经到了喷射时代的效率了。
这第二次的推戴书，有血有肉，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是袁称帝期间一篇重要文献，全文如下：
“奏为舆情恳迫，谨再合词，吁请登极，以顺人心，而符天命，恭折仰祈睿鉴事。窃总代表前以众论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盛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既已坌涌沸腾，不可抑遏；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
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撝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改昧识知，请先就功业言之。
当有清之末造，武备废驰，师徒屡潜，国威之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陆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刬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教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材，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著，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陆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
及巡抚山东，值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匪乱为之慑伏，客兵相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