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制止军人干政是外强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内阁名义发表艳电（29日）说：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
这个电报把他们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说成是“热诚所激”，把公开举行的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并且委婉其词地教导他们，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许的。这个电报发表，就使制止军人干政的命令成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电（30日）分致各师、旅长说：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上大总统有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该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国务会议上声明他并未预闻徐州会议。他说：
“当项城（袁）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冯），如果张勋敢于调兵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之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电说：“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党难！”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他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入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民国6年1月4日，倪嗣冲和北方各省军阀代表到南京来向冯国璋祝寿。这一时期，北洋军阀常借各种酬应方法接触，祝寿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寿的名单中，有段祺瑞的亲信：
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五十二岁寿诞，倪嗣冲的50整寿，都是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北洋军阀们自冯国璋领衔的规劝电发出后，纷纷大做文章，什么“拥设论”、“国会不良论”、“责任内阁制论”。这一期间的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军阀们的“高见”。
6年1月7日倪嗣冲邀请到南京祝寿的代表们到徐州举行会议，这就是第三次徐州会议。国务院听说徐州又在开会，乃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致冯国璋，请他就近劝告各省代表取消这个会议；一致各省军阀，请撤回他们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鹏，劝其勿出席徐州会议并应迅速回京，其实，这次会议，段是暗中鼓励的，因段系要人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因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驱黎或者压迫国会的恶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杀人，假手于一个老粗张勋。
1月9日徐州会议开幕第三天，决定了五点：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
这次会议是段的胜利，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段。而在这个期间，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国会之说甚嚣尘上。研究系是个温和妥协派，现在他又和北洋实力派携手，正如民国2年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一样，梁这次入京，对府院问题主张调和，他且以调人自居。黎对梁说：“政治上总统立于高拱无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约法》上陆海军大元帅之权，我是不能放弃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对内阁制，而各省督军在《约法》上应受大总统的管辖，不应受内阁总理的指挥而为攻击总统的工具。
梁启超劝段在礼貌上对总统让步，有话尽好商量。段说：“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梁启超做调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段的个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实权上一点不放松，面子也不给黎，黎、段之间如何能够化戾气为祥和？
一○九、对德绝交
北京政府于6年3月14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黎元洪同时布告全国云：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画，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 ，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画，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销其封销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辛慈于3月27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中国和德国绝交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归还德国的赔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这些钱提存中国银行。荷兰驻华公使公然送来了一个照会，声称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两国的驻华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 ，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3月13日康有为元电，3月14日张勋寒电，3月16日王占元谏电，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康电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于11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段的“亲日”和“参战”是怎样形成的呢？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 ，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遂失败。”他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可是却打动了段。
后来，段听了日本公使一席话更受影响，日使说：“世界上任何国家，未有不安内而能攘外者。中国政府倘欲实现统一，日本愿借款和供给饷械，先成立模范军（注：就是后来的参战军）为中央直接之武力，借可作统一中国的力量。”段听了大为感动，他自认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始终没有放弃由北洋系统一中国的美梦。同时他也知道旧的北洋系已腐化到了极点，督军团只是摇旗呐喊，相互利用的工具，如果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财。如今日本人打中了他的要害，愿意支持他武力建军统一中国，岂不是正中下怀。这就是段祺瑞亲日的原委。
至于对德问题，日本初是不赞成中国对德绝交的，因为中国这样做是尾随美国，日本颇有醋意，所以日本一再告诉中国如要和德国绝交，不必先谈条件。到了中国和德国绝交后，美国深感满意，认为中国这样做已经很够了，不必再进一步对德宣战，日本人获知美国意思，就反过来极力运动中国参战。日、美在中国的相对态度，正好像黎、段对德问题的态度一样，你赞成的我就反对，我赞成的你也反对。
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有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且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 ，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启超接着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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