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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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第2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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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与感化。不意狼子野心,始终不悛,一面呈报移防,一面阴行鬼蜮。竟于昨夜擅自称兵,进袭省城,幸我军将士用命,戒备有素,当经击退。似此恣行叛逆,甘为戎首,扰乱军纪,贻害地方,实属罪不容逭,法所必诛。沈鸿英应即褫夺桂军总司令本职,着滇军总司令兼卫戍总司令杨希闵、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大本营驻江办事处全权主任古应芬、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中央直辖第七军军长刘玉山、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驻汕海军各将领、广东江防司令杨廷培、广东海防司令陈策等,各督饬所部,分途兜剿,迅速扑灭,以正法纪,而遏乱源。”
孙同时电驻沪代表向王宠惠提出严厉质问:
“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17日孙中山函汕头许崇智,告以陈天太部已出四会,现战情已变,江门军当全数出三水、芦包,向高塘、新街方面进攻,以速扫灭袭击省城之敌为先,然后再为第二步进取。
18日滇军收复瘦狗岭,福军追击至龙眼洞,刘震寰收复小坪。19日滇、粤、桂、福联军予沈鸿英以决定性之一击,白云山一带完全克复,沈部狼狈向北路江村、新街败退。蒋光亮之第四师及第二混成旅胡思舜部担任三水、芦包、炭步等地右翼作战,以抵御西江一带沈军。
沈鸿英投靠北京,在广州叛变,当然是吴佩孚的策动。当时孙中山在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孙回广州后,沈鸿英虽在广州,却并未见面。至于滇军也有问题,孙早就发表杨希闵为广州卫戍司令,可是杨到了3月12日才宣布就职。当朱培德部滇军由广西开抵三水、河口的时候,孙即将该部改编为拱卫军,令其驻守广州。朱培德和杨希闵虽同为云南人,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同时并不和睦,孙为了避免这两支滇军发生误会,所以指定以河南为朱部滇军的防区,自己也将大元帅府移往河南水泥厂。
沈失败后,北京政府于4月21日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武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这些人事命令全是企图把陈炯明的旧部争取过来,使其和沈鸿英联合夹攻广州。
孙中山认为北方已没有商谈的诚意,最大阻碍是吴佩孚,因此令驻沪代表通知北方,如果北方诚意言和,就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
王宠惠本想做孙中山和吴佩孚之间的桥梁,孙、吴关系破裂,他放弃了北方代表身份,到广州谒见孙中山,随后出国到海牙任国际法庭的审判官。
孙虽然发表蒋中正为大本营参谋长,可是他还在上海,孙屡电催促来粤,杨庶堪、古应芬、廖仲恺亦纷电促驾,蒋中正乃由沪赴粤,途行五日,4月20日抵广州,就任大本营参谋长。26日孙偕蒋中正赴江村劳军,全体将士闻大元帅莅临,大为兴奋。
沈鸿英叛军于21日自新街退据源潭,和滇军杨希闵相持。25日滇军攻占清远,沈荣光先溃逃,29日滇、粤、桂联军以全力进攻粤汉路沿线之沈军,30日攻克源潭。5月2日滇、粤军克琶江。3日孙中山至源潭劳军,6日至三水慰问伤兵。
7日,孙中山调廖仲恺为广东省长,以叶恭绰继任财政部长,郑洪年为次长。叶和郑都是旧交通系,交通系的领袖梁士诒受奉张支持组阁,在阁揆任内被吴佩孚用一连串的电报轰了下台,梁下台后和他的主要助手叶恭绰都避居香港。迨孙、段、张三角联盟后共约抗曹、吴,梁士诒遂举旧交通系支持孙中山,孙这时在广东最困难的,就是财政问题,梁士诒、叶恭绰等均以长袖善舞著称,所以孙中山遂邀叶恭绰任财政部长。大本营的财政由旧交通系支撑,对内对外都产生了信心。

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
12年6月6日,北京举行国务会议,内政总长高凌霨首先发言,高说:“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有的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有的则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办理。例如制宪经费、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警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独行,这实在是违反责任内阁精神,侵越内阁职权,我个人认为,总统既然对于我辈阁员不信任,我辈只好退避贤路。”高的话讲完,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内阁提出总辞。
总理张绍曾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又说:“如果总理不愿意辞职,我们阁员也可以联名辞职。”吴毓麟并且大骂黎元洪不已。张绍曾这时只好很勉强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一块辞职好了。”拥黎的政学系阁员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都没有发言。高凌霨乃把津、保派事先拟好的辞呈电搞拿了出来,请大家签名,这个通电全文如下:
“呈为辅弼失职,责任不明,请予罢斥事。窃于二十四日财政部收到税务处公文一件,内开借拨海关重建房屋一案,奉大总统批:出使经费月拨十三万元,国会制宪经费月拨十七万元。其修建江海关经费,即照数匀拨,财政部查照知行等因,佥以制宪为国家根本大业,本应宽筹经费,以促观成,出使经费,亦关重要,惟依法定手续,须先经由国务会议通过,方生效力,历次陈明,未蒙谅许。乃于六月二日又接府秘书厅函交由府派哈汉章往京师军警督察处复呈一件,奉手谕交院照办各等因。是日又经议决调薛笃弼为崇文门税务监督,拟具命令,副署送府,时经三日,复未蒙盖印发下。伏查民国《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度,故于第四十五条明定,凡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又查政府组织令,国务由国务会议行之。又查《国务会议规则》第一条所列国务会议事项,第三项预算外之支出,第七项简任官之进退各等语。是借拨关款,及简任税务监督各案之必须经由国务会议议决办理,具有明文。今大总统事先出以独断,事后不纳劻勷,凡劳鼎座之分忧,实出阁员之失职。绍曾等既不蒙信任,惟有仰恳钧座立予罢斥,以明责任而重法制,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张绍曾内阁辞职通电发出后,吴敏麟和程克并劝张离开北京,以免遭遇困扰,其实拥曹派怕张又变卦恋栈,张允考虑 ,吴早已备妥了专车,请张立即出京,张绍曾遂于辞职当晚,偕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专车赴天津。
12年6月7日,黎元洪就内阁总辞呈中指摘之点,通电辩解:
“元洪不德,负我元僚,致有总辞职之举。制宪经费,列为主因。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适财长阙员,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同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约定。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使馆断炊,下旗归国,此何等事,而忍漠然!尔时座中讨论,变无异词;军警督察,直接元首,项城设官,躬预其议。卫戍既立,何妨裁省,阁员反对,业予新除。崇文税差,阁员力主易人,比经许诺,第以陶立并无大过,可授别官,执意不从,亦允盖印,乃电促再三,迄不送府,今犹在院,可复按也。凡斯薄物细故,既非要政,决无成心,宁承劻勷,不垂嘉纳!元洪与内长同寅推毂屡矣,张揆诸人,半托旧契,缟纻之交,砚席之好,欢若平生。特府院之间,情同骨肉,维持调护,终始不移,垂拱观成,未尝掣肘。纵复责为失检,亦仅此数端,偶摅意见,初非拘束,旋复听从,曾谓久要,而难原谅。一统未成,百废未举,阁员肯明责任,固所祷祝以求者。节关密迩,枢府偕行,中流失舵,不知所届。元洪纵不足惜,如国家何?阁员明达,宁忍恝然,已派刘次长治洲、金次长永炎赴津谢过,分劝就职,期于得请,知念特闻!”
黎同时发表通电,宣示借拨经费实情,有云:
“国会再断,《约法》荡然,混沌纠纷,久沦为无法之国。元洪痛父老身家,靡所保障,隐忍复职,冀见宪法之成。窃虑议之非难,行之维艰。督军不废,虽成犹阻,干喉焦唇,庶几悔祸,诚信未格,事与愿违,恐一旦去职,成立尚不可睹,瞻言前路,心胆俱碎,苟可促进,惟力是视。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宪法果成,国之福也,众之功也,元洪何与!如其不成,宁复有国,涕泣盼望,实式图之。”
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的意思,张绍曾满腹心事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与会代表很愤激,大家都说:“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12年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黎元洪勉强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一肚子的冤气,狠狠地扫了他们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尚称恭顺,乃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乃退出。
8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1万人,举行国民大会,由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他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叶某说完,复有登台演讲者多人。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7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北京城内外,充满了大风暴降临的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细软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可是没有取得一致的同意。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这位孤家寡人的黎元洪。
9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黎以一国元首身份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简直不好说什么。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所以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当然是很严重,9日这一天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均告撤走,黎见此情况,也只好枯守东厂胡同,不好去总统府。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洋兵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7时,警察遂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跳火坑,可是当他在散会后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没有找得到,便又推辞不组阁。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示态度,他说是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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