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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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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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他的理由是:“善堂收葬各骸,不能与死刑犯人同葬一所。”争议未决,有位潘达微挺身而出,奔走呼吁,终于在红花冈埋葬,冈上圹分四积直列,烈士们自死至葬,陈尸多日,继以夜雨,尸体霉涨,有小虫蠕蠕自发孔出。潘达微葬毕烈士,乃改红花冈为黄花冈。所埋尸体共72具,故后人便以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相称,但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完全查出,乃在黄花冈上勒石记名,下面是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籍贯:
方声洞福建人,林盛初广西人,徐佩旈广东人,韦树模广西人,徐礼明广东人,徐日培广东人,李柄辉广东人,李晚广东人,郭继枚广东人,徐广滔广东人,游寿广东人,徐临端广东人,李文楷广东人,周华广东人,陈春广东人,徐茂燎广东人,徐松根广东人,徐满凌广东人,庞雄广东人,冯超骧福建人,韦荣初广西人,江继复广东人,徐昭良广东人,徐培添广东人,陈更新福建人,秦炳四川人,徐应安广东人,劳培广东人,徐褶成广东人,杜凤书广东人,陈与焱福建人,余东雄广东人,徐保生广东人,徐廉辉广东人,陈文褒广东人,韦统钤广西人,李文甫广东人,韦统淮广西人,徐容九广东人,徐进炤广东人,程良安徽人,林觉民福建人,宋玉琳安徽人,马侣广东人,陈潮广东人,陈清畴福建人,罗乃琳福建人,李德山广西人,喻培伦四川人,罗仲霍广东人,卓秋元福建人,胡应升福建人,罗坤广东人,饶国梁四川人,林尹民福建人,黄鹤鸣广东人,黄忠炳福建人,王灿登福建人,林西惠福建人,饶辅廷广东人,李雁南广东人,陈可钧福建人,石德宽安徽人,陈发炎福建人,周增广东人,林文福建人,刘六符福建人,刘元栋福建人,林修明广东人,魏金龙福建人,张学铨广东人,林时爽福建人。
黄花冈之役以后,又爆发了保路运动。中国有铁路始于距今100年以前,就是同治五年(1866年),英商所修筑的吴淞上海之间的轻便铁路。这条铁路修筑了10年,于光绪二年(1876年)通车,不幸刚通车就压死了一名清军士兵,引起沿路人民的严重愤怒。光绪三年(1877年)由政府备价28.5万两赎回该路,把路轨和车厢都抛在打狗港中。至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则是于光绪七年(1881年)招商局所修筑的,专为运煤用的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如果说中国正式有铁路,应该从光绪七年(1881年)算起,比起世界上通车最早的铁路,落后了50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受守旧派的阻挠反对,使修筑一再停工。光绪十四年(1888年)这条路展延到天津,遂改称唐津铁路。
清政府把筑路当做一件祸事,一般老百姓也反对这个“稀奇的怪物”。由于海禁大开,列强都争着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帝俄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特权;随后比利时得到芦汉铁路(就是京汉铁路的前身);美国得到粤汉铁路;德国得到胶济铁路;法国得到滇越铁路;帝俄得到正太路;英国得到沪宁路和道清路;比利时得到陇海路的修路权,修路权包括借款、施工、路政的管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铁路。他敢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敢于大胆地向外国举债来修筑铁路,但因为欠了外债,使他兴筑铁路的功劳和他被人责骂居于同等地位。因为列强各国争夺路线,闹出很多麻烦,于是首先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倡出筹款购路的热潮,这股热潮立刻蔓延全国,光绪卅年(1904年)全国成立民办铁路公司的,竟达到13省之多。
列强各国争夺铁路权和划分势力固然不是办法,而民办铁路由于民智不开和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也进行得不顺利,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四国银行团,由美、英、德、法四国组成。四国银行团用投资和贷款方式修筑粤汉铁路,改革中国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清廷因为有了国际银团的支持,于宣统三年(1911年)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凡以前经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筹款修筑铁路的定案,一律取消。铁路国有政策并不错,可是因为一个传闻,说四国银团的借款是有回扣给清廷的,于是激发了人民一股反抗的怒潮,这个怒潮开始时和革命并没有关连,可是演变下去却和革命洪流汇合起来了。
保路运动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蔓延,他们提出:“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和“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省均分别成立“保路同志会”。四省中最激烈的是四川,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廿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七月初一日,成都各界人民宣布罢课、罢工、罢市、抗捐。市面恐慌,人心惶惑。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阎一士,蒙功甫等,成都将军玉昆不主张对保路代表加以杀害。这时阴雨绵绵,民众闻代表被捕,遂聚集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清军统领田征葵助桀为虐,支持赵尔丰采取高压政策,请愿民众在督院内被击毙六人,民众仍不散去,直至获悉被捕代表并未处决,延至天明才逐渐散去。
因为请愿民众被屠杀,使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变为武装起义。原来的保路运动,可以说是君主立宪派所指导和策划的,其组成分子以咨议局、民办铁路公司和地方士绅为主,可是赵尔丰采取了高压政策,用枪弹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不理睬他们的愿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样一来,保路运动很快便脱离了和平请愿而转向武装起义。四川各县民众都纷纷集合进攻省城,战斗不断在进行中,最后终于达成了四川省自治。
在这次事件中,充分暴露了清廷垂亡政治的弱点,在最上层中,摄政王载沣和总理大臣奕劻交哄不已。四国银行成立债权团,奕劻因为回扣分赃不匀,以及四川总督赵尔巽调东三省总督及江西巡抚出缺都不得预闻,因之请假不往视事。下台的直隶总督端方,久蛰思动。端方本是光绪末年的红官,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当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时,正值直隶总督袁世凯借丁忧假期来游汉口,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光绪驾崩时,端方任直督,却于光绪移灵时在隆裕太后行宫摄影,犯了大不敬罪被革职。这时行贿数十万获派川粤汉铁路督办。两湖总督瑞澂恐端方欲挤其缺,乃托肃亲王善耆疏通隆裕太后,并党同端方奏参赵尔丰,俾端方有机会谋取四川总督。成都滥杀请愿民众后,端方和岑春煊先后奉命前往查办,端方乃由湖北抽调新军一协进驻资州(今资中)。他与赵尔丰积不相容,赵尔丰因内外煎迫,于是自狱中陆续释出被逮诸代表,并洽商四川省自治条款。双方妥协,签订优待赵尔丰条约,赵出告示将民政交咨议局议长蒲伯英,军事交四川新军第一镇统制朱庆澜,先定辛亥年十月初一宣布自治,继改为第二复改为初七日。赵如约交出印信后,又生悔心,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变乱,赵复任总督,结果被杀。端方亦在武昌起义成功后为他所统率的新军所杀,首级送武昌。

廿三、辛亥武昌起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虽然发动多次革命起义未获成功,可是革命组织却像雨后春笋一样滋长于武汉。革命组织有的是属于同盟会的,如日知会;有的是和同盟会有联系,如其进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和会等。
日知会的重要分子有:刘家道、朱子龙、刘静庵、王汉、陈栋、李亚东、胡瑛、梁钟汉、李良轩、张难先等。负责联络湘鄂会党,把他们介绍到湖北的新军,是由湖瑛担任。胡瑛原名宗琬,是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早年是个敢作敢为的革命志士,曾和吴樾同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后来在东京最早参加同盟会;又曾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想把他刺死。他说话时颇像念台词,如:“你从哪道而来”,“老夫自有道理”。口音像桃源话,又像湖北话,又像四川话。日知会的本部设在汉口圣公会,后来被清廷破获,重要会员全部被捕,仅李亚东、张难先越狱逃脱。胡瑛在狱中神通广大,竟能说服狱卒供他差遣,和革命党人继续联络,把革命工作报告在上海的黄兴和陈其美。
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创办人有张百祥、余晋域、焦达峰、刘公、刘英、孙武、居正、吴慈祥等。以两湖为革命活动中心,会费由刘公担任。辛亥起义时本应推刘公为鄂军都督,因找不到他,才临时抬出黎元洪。孙武因名字和孙文相近,大家讹传他是孙文之弟:“孙文的兄弟都来了,我们快点参加革命。”新军就是这样踊跃参加的。焦达峰是湖南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
群治学社以新军和文化人为基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廿日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成立,创办人为杨王鹏、唐牺支、潘康时、蔡大辅、李挹良、蒋翊武、刘尧澂、何海鸣、詹大悲、林兆栋、邓玉麟等,以汉口《商务报》为宣传机关,后来《商务报》因反对粤汉铁路借款被封 ,群治学社亦被破坏。
振武学社是群治学社蜕变的,社长为杨王鹏,吸收的干部多为湖北新军,其组织在各清军中颇有基础,如湖北新军廿九标、卅标、卅一标、卅二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马队、炮队、工兵营、辎重营、陆军中学堂、陆军测绘学生均有参加。
文学社又是振武学社的后身,由蒋翊武任社长,詹大悲在汉口办《大江报》,胡瑛亦在狱中参加。武昌起义,文学社的贡献很大,功不可没。
共和会是湖北青年在北方的一个组织,原名断发会,后组成共和会,发起人是湖鄂公、熊得山、钱铁如、覃秉清、邱寿林等。胡鄂公后来回到武昌成立共和会武昌支部,然后再去京沪 ,待他第二次回武昌时,正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那一天。
武汉起义在革命党人的策划下,本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他们先组织各种革命团体,然后在各新军内发展组织,吸收干部,最后且制定起义时的军事部署,比起以前各次起义,算是最有安排了。怎知起义是功成了,但却完全没有按照事前的计划进行,也就是说一切预定的计划还未开始就被清地方当局全部破获。
原来革命党人初定辛亥年八月中秋发难,因黄兴、宋教仁、居正未能如期由上海赶来,乃改期八月十八日午夜十二时,不料这天下午,孙武在汉口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爆炸负伤,被俄警入屋搜查,革命文告、名册、弹药、印信、旗帜、符号悉被搜出。晚间武昌小朝街革命机关张廷辅家亦被搜查,彭楚藩、杨宏胜、刘尧澂(复基)、蒋翊武等被捕。彭、杨、刘三烈士遇害,蒋翊武机警得以逃脱。武汉因之宣布特别戒严,党人纷纷走散,彼此消息不通,预定十八日起义遂不果。
天下事往往种了因就会结果,由于武汉新军内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干部很多,自湖广总督瑞澂对革命党人大加整肃后,军心皇皇,极为不稳 ,流言传闻,草木皆兵。过了一天,到八月十九日,整个武汉的新军已接近爆炸的程度,这时候武昌城内共有步队三营,工程队一营,旗兵三营,督署教练队一营,巡防营数营,兵力不可谓薄弱,无如人心思汉,清运将终。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抵任所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八月十九日晚七时,工程第八营副班长金兆龙和兵士程定国正在擦枪装弹,工程营后队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忽然跑到金、程二人面前大声叱责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反唇说:“老子造反你要怎样?”陶大怒说:“你敢犯上,这还了得,来人把他们抓了。”于是二人互相扭作一团,程定国乃自陶背后用枪托向陶头上狠狠敲击一下,立时头破血流,程再向陶射了一枪,这一枪就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第一声枪声。陶负伤下楼逃走,由于这一枪使得全队动摇的军心火上加油,大家争说“起义了!”班长熊秉坤立即集合营中革命志士开始行动,工程营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拔刀阻止,程定国连发两枪,击毙了黄、张,阮亦被杀。众志士即将营内子弹搬取而空,一哄出营,径奔楚望台军械所。这一支首义部队不过三百人,到楚望台时已有志士在内响应,所以未发一弹就加以占领。这时群龙无主,没有领导的人,于是大家推举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起义的革命总指挥。吴乃在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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