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地发着呆。
注十四：省试合格奏名举人为正奏名。这一年宋朝进士科二九五人，明经、诸科共五三四人，为正奏名；另有特奏名四七四人。
注十五：科举时代殿试后宣读皇帝诏命唱名。
注十六：茂材制科，即「天圣九科」中的「茂材异等」科，富弼即是此科及第。两宋制举一共御试二十二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人，选拔了不少著名人材。
注十七：石越来历不明，无法参加科举考试。
注十八：官名。通常加上里行二字，是指资历较浅的御史，有见习的意思。
第七章 学院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之后，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分的一场风暴。
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朝廷的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中，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
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
而在民间，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茂材制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这本书的内容，是石越凭出色的记忆，综合了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考据，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晋人伪作。
不仅如此，在书中，石越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了《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
《尚书》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学术层面，受到了石越最猛烈的挑战！
这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
本来在北宋的时代，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合在一起出版，要到朱熹时，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
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不引起轩然大波？
士林顿时一片哗然。
石越费尽心思写出这本书，并公开刊行的目的，除了是要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之外；就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尧、舜、禹）的认知。
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
而石越便可以借机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并且还可以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
如果说，《论语正义》刊印之后，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问世，首先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
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
石越考证之细致精确，让《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成为一种无法辩驳的事实，士林也只能平静地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
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
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
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刊印，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
至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却是石越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的名义，讲述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
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
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通过攻击《尚书》的真实性，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种种行为的解释。
当时的宋代，在文化方面，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
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是一种客观需要。
所以，先有所谓的「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
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
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场争夺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
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最值得赞赏。
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
石越因此大胆地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加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
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过什么尊号。
石越又提出来做事要讲证据，重事实……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睁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书馆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
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了《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干、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地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
王安礼看了一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众人之中，以桑充国与石越相处时日最多，对石越的学说了解最深。
桑充国微笑道：「阴阳一体，方为宇宙。
「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
「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
「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论，便成了家常便饭。
其中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竟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
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
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
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皇帝赵顼曾经很认真地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唯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
「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
有大臣在赵顼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地答道：「这是石越想要离间君王与士大夫，其心实可诛。」
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
虽然石越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
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
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则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
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这些大臣们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
况且，石越又得到司马光等人的举荐，大家对他更无恶感。
所以，无论新党、旧党，并没有人想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召──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
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地树敌。
况且，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召他的理由了。
熙宁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
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绝了。
而最夸张的是，使者走之前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位说的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贯铜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地来到桑府，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石越的态度非常坚定。
二人虽然无可奈何，却始终不肯死心，只是与石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不胜其烦的石越，为了对付这两个说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写的几部书的草稿，请二人指教。
果然，这几部书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
苏轼也注视着石越，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
背完之后，石越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这是圣人之事，哪里是奇技淫巧？
「现在的人，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对之甚为轻视，我以为，这就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虽然觉得石越的说法，未免有点强辞夺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地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真让人难以驳难。
「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
「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
当时的许多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
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
一经石越点破，苏轼眼前便豁然开朗。
石越给王安礼、苏轼看的书稿，被后世称为「石学」之始，也被一些人称为「杂学」。
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