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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的屋里布置着世界上最美的东西，那位伟大的政治家正躺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可以辨别出沙发面料是擦光印花布织品。它上面有着生动的令人赏心悦目的颜色。桌上有着精美昂贵的纸张，红色的封蜡，成套的银具。
我知道，我当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是件很奇怪很出乎意料的事。门开着，只有秘书帕克进进出出。
这可是件新鲜事。过去，内阁会议是秘密召开的。在所有国家组织中，它是神密的和鬼鬼崇崇的。以往，多数都毫无道理地提防着他人。他们小心谨慎地，狡猾奸诈地，含糊搪塞地把别人引入错道。如今，不知不觉地，这种过时的做法已退出公共生活。
我眯起眼，仔细观察着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听着他们慢条斯理的讲话。
开始，我看到他们在清冷的阳光中分散开，接着，又在遮蔽的灯光阴影下和神秘的气氛中杂揉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桌上有饼干末和一滴水。一开始，那滴水闪闪发光，后来就渗入到绿色的桌布里去了。
我特别想起了阿蒂斯厄姆勋爵的模样。他比其他人都早到一天，因为他与麦尔蒙特私交很深。
让我给你描述一下这位政治家。他是发动了上一次战争的15位政客中的一位。他是政府里最年轻的一名成员，今年40岁，是个性格开朗乐观的人。他的脸显得很老诚，侧面看棱角分明，眼里带笑，唇髭修剪得很整齐，嘴唇很薄，说话声音很友善，常有一种很随和标准的举止。他具有轻松进入环境的那种最完美的品行。具有我们过去常说的哲学家的气质。他周末度假时正好赶上巨大事件发生。当时，他正钓鱼。我记得他说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离水边一码远。每当出现危险的时刻，阿蒂斯厄姆勋爵总是在周末去钓鱼，这样就可以使他的思想处于某种状态。当他醒来后，在许多决心做的事情中，他不准备再去钓鱼了。当他到麦尔蒙特家来时，我正在那儿听他讲了这些。显然，他到这儿来与我的主人有同样的打算。我让他们去交谈，之后，记下他们给同事的长长的电文。毫无疑问，他像麦尔蒙特一样受了巨变的深刻的影响，但他的彬彬有礼以及冷潮热讽和受人欢迎的幽默感却依然保持下来。
统治着英帝国的这15个人一点也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当不需要我服务时，我就专心致志地注视着他们。他们在当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伙，他们是英国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个阶层现在已完全消失了。在某些方面，他们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社会活动家都不同。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可担负这些职责的品质。……或许你是位读过许多旧书的读者，那么，你会发现就像狄更斯在《老古玩店》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他们都带有不友善的夸张的调子；要么就像狄斯雷利所描述的那样，他们都带有粗卑的阿谀奉承和激烈的嘲讽奚落的样子。
过去，我们这些普通人脑子里的政治家形象完全是根据报上漫画形成的。这些漫画在政治论战中成了最强有力的工具。这些漫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几乎成了过去某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不列颠国家几乎总是由红脸的，傲慢而挺着大肚皮的农民为代表的。而那个美好的梦中的自由国度－－美国则是由狡猾的，瘦脸的，穿着条纹裤蓝上衣的无赖为代表。国家的主要头头都被描绘成小偷、洗衣妇、乡下佬、大鲸鱼、大笨驴、大象等诸如此类的形象。那些影响数百万人福利的问题被描绘成像是某些愚蠢的哑剧中的集会。与南非的一场恶战毁了成千上万个家庭，使得两个国家贫穷不堪，造成五万人死亡。这场战争却被描绘成一场两人之间可笑的争吵。
一个人就是极端怪僻的张伯伦（注：张伯伦：英国政治家，于1937。1940年间任英国首相。），他戴副眼镜，胸插一朵兰花、脾气暴躁；另一个人就是老柯鲁格（注：柯鲁格：南非联邦政治家，于18831900年间任总统。）。他戴一顶不合适的帽子，是个固执的极狡猾的老家伙。这场冲突有时是在充满兽性的气氛中进行，有时是在一种松驰的气氛中进行。这个沾沾自喜的侵吞公款者在那场愚蠢的争吵中做着自己的生意。被这些愚蠢的行为掩饰起来的是走向毁灭的命运是饥饿，是贫穷，是烧伤的烙印，是屠杀，是耻辱。……这些人在这种环境中急切。
那天，我有一最最奇怪的想法，那就是：让作为演员的他们忽然把他们所扮演的奇形怪状的愚蠢的角色扔在一旁，把脸上的虚伪洗掉，丢掉他们的装腔作势，露出他们本来的面孔。
我看到这些人确实由于巨变而重生，但依旧穿着过去奇怪的衣服，依旧是过去的举止和习惯。如果他们脱离了过去的观点，他们还得经常把过去看作是起点。我所恢复的智力与此是相同的。所以，我现在认为我当时的确看到了他们的复活。
格罗雷尔·布朗宁是公爵领地大臣。我记得他是大个子，圆脸，特别自负而又愚蠢。他讲话滔滔不绝，充满了陈词滥调，一次或两次地压过了他内心正唤醒的精神。他与此做着斗争。他嘲讽着自己，笑着。忽然，他简单而紧张地说：“这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我是一个爱虚荣，自由放纵，自以为是的傲慢的老头。我在此毫无用处。我把自己卖给了政治，搞起阴谋诡计。我决去了自己的生活。”说完，他长时间静静地坐着。卡顿是位大法官，他有着一张善解人意的白净脸庞，表情严肃，胡子刮得很干净。他讲话很慢，每句话都经过推敲。他是位自我放纵、拐弯抹角、自己鸣得意的人，有时还会瞬间幽默地眨一下眼睛。“我们必须宽容。”他说，“我们必须宽恕－－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这两个人都坐在桌子的上首，所以，他们的脸看得很清楚。玛德吉特是内务大臣。他个子较矮，眉头皱着，扭曲的薄嘴角上总带有一种定型的笑。他紧挨着卡顿，很少在讨论中表态，始终保留着自己理智的论点。他旁边坐的是厄尔公爵。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他说，“对我来说，我已经成了笑料！”无疑，他指的是这些年所过的富裕的贵族生活。他们一直居住大精美奢华的房子里，参加热闹的赛马活动，参与激烈的会议，出席毫无意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我一直是个大傻瓜。”他直白地说。大家都默默地听着，深表同情和尊敬。
在我看来，财政大臣格克由于坐在阿蒂斯厄姆背后而被挡着。他不止一次地在讨论中插话。他身子向前摇摆着，鼻子很大，一张粗线条的嘴，嘴唇下垂，说话有很重喉音，眼睛在满脸的皱纹中凝视着。他坦白地承认自己的种族。
“我们犹太人，”他说，“已经经历了这个世界的这种制度。我们没有创造出什么。我们巩固了一些东西，也毁了许多东西。我们种族的自负是极其可笑的。我们丰富的智慧似乎只是用来发展、掌握、维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为了把生活变成一种商业上的拼杀，并且大量地在花费我们赢得的金钱。……我们没有想到要为人类服务。美本来是神圣的，我们却把它变成了一种财产。”
这些人和他们所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也许，我当时把它们记下来了，但现在已想不起来了。他们走进来表达他们的意愿，打断别人的话，不适当地进行评价……
人们会得到一种奇怪的印象：除了格克等人外，这些人不再特别想要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不特别想在他们所获得的职位上做点什么。他们发现自己在议会里，直到受到启示的那一刻仍不知什么是廉耻。这15个人中，有8人来自同一所学校，所受的教育都差不多，学了一些希腊语，一些初级数学，一些删除了内容的科学，一点历史和17至19世纪正统的英国文学。
这8个人都受到相同的、刻板的、传统的绅士行为规范教育，他们都表现出一种稚真，让人难于琢磨。既缺少唇枪舌剑的本领，又没有某种艺术感。这8个人谁也没有对生活有过真正的实践，我们在蒙着眼生活。他们从护士手中送到保姆手中，从保姆手中送到小学，从伊顿公学送到牛津大学。从牛津大学出来后，开始了政治社交生活。甚至他们的不好的习惯和行为也都显得彬彬有礼。在伊顿公学读书时，他们都偷着去看赛马。在牛津大学学习时，他们也都跑到城里去听音乐，然后又回到学校循规蹈矩地生活。如今，他们忽然发现了自己的无能……
“我们要去做什么？”麦尔蒙特问，“我们已经苏醒了，这个帝国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知道在我描述的旧秩序下的所有事情中，这可能是最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了。但是，事实上，这是我当时耳闻的。这些人所构成的政府正控制着地球五分之一的陆地；这些人正统领着一百多万的武装军队；这些人所拥有的海军在人类历史举世无双；这些人所统辖的帝国的民族和语言，至今还令人眼花缭乱。而正是他们却在为这个世界去做什么的问题上没有相近的看法。在巨变到来之前，对他们来说，似乎从来不需要有什么一致的看法。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这个大帝国只是一个失去目标的随意存在的东西，只是一个盲目的吃、喝、睡，当兵打仗的东西。只是因为它的偶然存在而盲目地感到骄傲。它没有计划，没有安排，根本就毫无意义。其他的大帝国也在漂浮着，像水雷一样危险地漂浮着，与大英帝国一样随着都可能相撞爆炸。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当时，这条显然的道理使我鼓起勇气。这是最高尚的话语。在麦尔蒙特说这话时，我的心飞向了他。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我们的重新开始，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旧秩序不可挽回的结束……
接着，在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停滞不前的人类开始重新建构新世界。在前一、二十年里，人们每天愉快地工作着。人们只能见到自己的局部工作，看不到整体。现在，我从这些丰收的年头，从这个高塔上回头再看，我看到了这种变化的戏剧般的结局。我看到了过去那种残酷野蛮的混乱局面变得清澈、单纯，被融化、消失掉了。
哪儿还有那个旧世界？哪儿还有原来那个伦敦。原来的伦敦被烟云笼罩，阴沉忧郁，到处是嘈杂的声音和令人心烦的乐曲声；河上是挤体的驳船，水中油污发着光；黑色的尖塔和黑色的穹顶；破旧不堪的煤尘污染的房舍；数不清的邋遢的娼妓；还有成千上万奔来奔去的职员们。树上的叶子被油腻的污秽给弄脏了。
哪儿还有那座石灰刷白的巴黎？原来的巴黎绿树成荫，拥有一种不变的风雅、时髦而有序的堕落。无数工人发出乱糟糟的脚步声，在清冷灰暗的黄昏源源不断地跨过桥面。
哪儿还有纽约？原来的纽约生机勃勃，铿锵作响，竞争激烈；巨大的建筑物拥护在一起，竭力向高空成长，它们的影子无情长大了。纽约的那些奢侈而黑暗的角落哪里去了？那些在管理不善的地铁中进行的可耻的勾当哪里去了？所有由狂热生活引起的过分奢华和败坏的世风都到哪里去了？那个有着无数的小房子的费城哪里去了？
还有芝加哥，那个有着无体止血迹斑斑的屠宰场和有着强烈不满、说着多种语言的下流社会的芝加哥哪里去了？
所有这些大城市都逝去了，不见了，以至我家乡的陶器制造厂和布莱克区也消失了。那些因劳作和饥饿而哭泣的孩子们的哭声、过度劳累的妇女们的忧郁的绝望、小巷里残忍争斗的吵闹声，所有可耻的享乐，所有俗气的傲慢都消失了，都随着我们的生命根本地变了。
当我回头望着过去，我看到拆毁房屋掀起的欢乐的烟尘正追随天上绿色的气体上升。
我又生活在了帐篷的年代，我又生活在原始的年代。
就像一段音乐开始新的主旋律，我们新时代的伟大的城市兴起了。
泰晤士河两岸又出现了两座毗邻的姊妹城市，我看到没有生机的老爱丁堡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大山阴影下的整洁的新城市。还有都柏林也变得更亮丽了，更整洁了，更宽阔了。到处充满了笑声，到外都有热心人。阳光透过柔和的暖雨在微笑。我看到了美国正在计划和建造伟大的城市－－金色的城市。那是一座在宽阔大路的两旁四季水果飘香的城市，那是一座充满欢乐钟声的千塔之城。我好象见过这座有着剧场和会场的城市。我看到在峭壁之上的天文台的圆屋顶和大学主楼朴素的线条，还有在覆盖着积雪的高地上的伟大的白色雪城。在较小的地区也都有一定的城镇规模。那里有安静的休息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