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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阴丽华也为刘秀生了儿子，取名刘阳。这一下就使刘秀心中的天平不得不发生倾斜，因为他本来就喜欢阴丽华。后来刘扬谋反被诛，刘秀没有马上波及郭圣通。可是刘秀爱阴丽华是很明显的，他几次御驾亲征，身边带的都是阴丽华。再加上刘阳明显比刘疆有才干，刘秀渐渐滋生了易储的念头。
皇帝的举手投足，周围人看得十分清楚。刘疆本人也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他整日忧心忡忡，难以自安，而郭皇后更是想不明白。她认为要不是舅舅刘扬，你刘秀能做上皇帝？心里想的难免不表现出来，这时刘秀就趁机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他子，训长异室”为由，废除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后。
很明显，刘秀醉翁之意不在酒，手下大臣自然明白。皇家教习郅恽对刘秀的意思心领神会，他先提议加封郭圣通次子刘辅为中山王，增加中山王的封地，淡化一下“废后”的实际意图。之后又苦口婆心地劝谏刘疆，说刘疆“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刘疆听了郅恽的分析，只好接二连三主动向父皇申请让位，并托请他人劝说皇上。刘秀在表演了一番推让不允之后，就表示接受请求，于建武十九年改封刘疆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
由宠其母而立其子，爱屋及乌，这是许多帝王的惯常做法。像唐高宗李治先后四次立嗣，立的都是则天武后所生的儿子，这不能不说与他宠爱武则天有关。但是情况也有特殊者，那就是因为爱其母，所以立其子，又因为欲立其子，必先杀其母。这是立嗣的两刃剑，也是古代帝王的立嗣辩证法。汉武帝刘彻就是这么干的。太始三年，汉武帝宠爱的钩弋夫人生下一子，武帝欣喜异常。尽管在此之前他已有五个儿子，皇位继承人也早有人选，但这皇帝老儿老来得子，此子不仅为宠妃所生，且又在钩弋夫人肚子里异乎寻常地呆了整整24个月。汉武帝其人极富创造性和想像力，他想起上古圣人帝尧也是其母怀胎14个月方才降生的，于是一高兴，就把钩弋夫人产房的门命名为“尧母门”。由此可见，汉武帝是如何喜欢这位小儿子了。
但是，皇太子此前早已立定，是卫皇后所生的刘据。这刘据与汉武帝性格截然不同。武帝严刑峻法，太子宽厚仁慈；被武帝治罪的人，太子常常为之平反。武帝的严刑，有配套的告密机关及执法大臣相佐，这些人也常担心一旦刘据嗣位，会对自己不利。而汉武帝既然把钩弋夫人比作“尧母”，尧继帝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他还让画工画“周公辅成王”的图画，易储的意思更加明显。再加上汉武帝相信神仙，总想长生不老，所以对巫蛊之术非常在意。所谓“蛊”就是把几只毒虫放入一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争咬，最后只剩下一个，这一个就是怪物，也就是“蛊”。征和二年，汉武帝生病，水衡都尉兼直指绣衣使者江充趁机离间武帝与太子的关系，说有巫蛊祸害皇帝，此事牵连到卫皇后与太子。汉武帝在别宫养病，卫皇后和太子想请安问候，但受到阻拦。太子刘据愤怒之余抓住江充就杀了头，于是有人造谣说太子要谋反，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都传遍了。形势所迫，逼得太子真的起兵。保皇党与保皇太子党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身死。事后汉武帝醒悟，建“思子宫”悔过。但改立太子的工作却水到渠成了。所以四年以后，钩弋夫人生的刘弗陵在8岁时被立为太子，是为汉昭帝。
刘弗陵本来是出身“尧母门”的汉武帝的掌上明珠，汉武帝要为这幼子创造各种条件，预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不仅为刘弗陵选定朝中重臣霍光朝夕辅佐小太子，而且一立刘弗陵为太子，就杀掉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前者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而后者就连当时的许多大臣也迷惑不解。当有人问汉武帝为何立其子而杀其母时，汉武帝解释说：以往国家之所以发生混乱，多是由于皇帝小而他的母亲却正值年轻力壮。这样女主骄矜自持、淫乱恣意，就没有人能管束得了。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吕太后专政的故事吗？这就是汉武帝之所以立其子而杀其母的理由。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采取这种出人意料的极端手段，这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古人打仗常提倡出奇制胜，而汉武帝在立嗣问题上也堪称出奇制胜了，他的这一举动不可谓不残酷，但确也真的堵住了母后干政乱政这个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漏洞。
术在书外：1。“卧龙”的预言
民谚中常常蕴涵着深刻的智慧。人们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细想起来，这话实在有理。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在许多关键时刻，谋士谋划水平的高低对帝王作为的大小甚至国家社稷的治乱兴衰都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这样说绝不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这其中的道理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自打秦汉以后，我们这里所说的谋士谋臣大都身居显位、手握重权，在皇帝老儿的决策中是绝对说话算数的人。
这些谋士谋臣中的许多人都是读过书、问过学的，有些人甚至还有师承传授。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谋臣却并不是靠什么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使他把间接经验变成直接经验，把过眼即逝的日常生活变成富有意义的睿智判断。正是基于此，他们可以在众人的不知不识中辨明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帝王应对现实的行动方案。他们过人的敏锐、超常的反应，使得他们能够在帝王选择的重要关头施出妙计，或转危为安，或出奇制胜，因此人们常把他们看做天地间特殊的一群。
仅就我们前面的开场白，稍有常识的读者在头脑中闪出的第一个形象往往就是端坐四轮车中、手持羽扇的诸葛亮。
诸葛亮生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秋，早年曾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躬耕读书，闲暇时便与来此地躲避战乱的名士们议论天下大势。当然，每到这种场合，诸葛亮都侃侃而谈。人们相处久了，见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既深刻又独到，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就送他一个雅号，叫“卧龙”，暗示和预见他日后必定大有作为。
10年之后，天下形势迅速变化，此时曹操打败了袁绍，统一了北方，力量日渐壮大起来，孙权占据江东，地处天险，境内富庶，社会安定。此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璋，各自割地为王。刘表、刘璋虽然占据地盘不小，但两人缺乏远见和成大业的抱负。而此时的刘备正投在刘表门下，虽然自称是汉景帝之后，且有匡扶汉室、成就大业的抱负，但却缺乏起码的实力，因此正四处网罗有能有为之士，特别是能出谋划策的人，以便辅佐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刘备的苦心孤诣打动了当地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于是便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并称诸葛亮为旷世奇才，其才能远超管仲、乐毅。诸葛亮这类人才，正是刘备此时最需要的，于是以后便上演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打天下并不是开玩笑，当时刘备已年近半百，仍有这番雄心壮志实属不易，年仅27岁、本不愿轻易出山的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真诚所打动。当年诸葛亮曾态度明确地坚辞刘表的邀请，但这次却没办法拒绝眼前这位真想干一番事业的刘备了。诸葛亮见刘备抱负远大，是个有望成大业的人物，便同意出山，并认真细致地向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以及刘备应采取的具体策略，这便是历史上妇孺皆知的“隆中对”。
诸葛亮认为，论名望和实力，袁绍比曹操大，却被曹操打败，说明曹操有智有谋。而曹操现在已经统一了北方，有几十万兵马，并且可以挟天子令诸候，所以短时间内不能与之争锋。江东的孙权地处险要，经过父兄多年经营，民心归顺，政治稳定，刘备也不宜与之对垒，只能联合。因此，刘备的最佳战略应该是东联孙权，一起抵抗曹操。另外，荆州是用兵立足的好地方，但刘表无能；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可刘璋昏庸。所以他劝刘备应借助皇室后裔的名望，设法占据荆州和益州，然后再图大业。诸葛亮的这番分析，可以说深刻而富远见，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与他的分析吻合。只是碍于刘备光复汉室的志向，诸葛亮没有点明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从对曹、吴的分析上可以看出，诸葛亮已经预见到天下三足鼎立的趋势了。
无独有偶，明初刘伯温的作用也与诸葛亮相似。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后，曾占据江东一块地盘。当时他周围有三股势力，北面是韩林儿的宋政权，东面是张士诚的周政权，西面是陈友谅的汉政权，朱元璋一直忙于东征西讨，缺乏总体战略构想，因此战果不佳，难有进展。此时，青田名士刘伯温求见，向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分析周围三大势力的不同情况，指明了朱元璋应采取的对策。刘伯温认为，三政权虽然都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对手，但情形却大不相同。韩林儿名义上是朱元璋的主子，他不仅不会威胁朱元璋，而且能成为朱的工具和挡箭牌；张士诚在苏北苏南，安于富足尊荣，又接受了元朝的封号，目光短浅，难成大器；陈友谅则不然，他自起兵以来，首先清除内部异己势力，掌握了实权，势力很快扩及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浙江等省，是义军中最强悍的一支，也是朱元璋最重要的威胁和对手。所以战局的关键是必须首先打败陈友谅。刘伯温又进一步分析认为，陈友谅与张士诚不和，如果朱元璋攻张士诚，陈友谅不会出兵救援，极有可能乘虚而入，占据朱元璋的地盘；如果攻打陈友谅，张士诚却没有这种远见，他只会按兵不动。那么一旦攻下陈友谅的汉政权，张士诚的周政权也就很容易攻下，如此一来，“天下之形成矣”。日后的事实证明，朱元璋正是遵从了刘伯温的这个战略构想，灭元建明的事业才得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和完成。两相比较，刘伯温此次对天下大势的精辟分析，对朱元璋战略行动的富有远见的指点，与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隆中对”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术在书外：2。临终前的忠告
历史上既能宏观天下发展大势，又能明察时局变更秋毫的谋士谋臣们可谓多矣，他们中的某些人除了身在江湖时就对江山变化指挥若定外，还能够在弥留之际对江山、后人留下决定生死命运的遗言，以利国家和社稷。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齐国宰相管仲，一生出谋划策可谓多矣，齐桓公对之都言听计从。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前来探望，说话间问起将来管仲百年之后由谁来接替宰相之位合适。管仲当即作了这样的分析：阳朋为人忠厚正派，可以放心委以重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从以往的为人方式和性格看，都属于小人一类，遇大事不宜重用。但是，正是这三个小人过去都曾有恩于齐桓公。所以听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说：“过去易牙曾烹杀自己的儿子为我做肉羹，难道能说他不是真心对我好吗？”管仲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起码的为人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性，试想一个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爱的人能说他有人性吗？一个没有起码人性的人，他怎么可能真正忠于国君呢？”齐桓公又问：“竖刁过去曾不惜残伤自己的身体来侍奉我，这样的人难道也要怀疑他对我不忠吗？”管仲说：“没有哪个人不首先爱惜自己身体的，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是违反人情的，违犯人情的人也不会永远忠于国君。”齐桓公又问：“公子开方跟随我已有十五年了，为了侍奉我连自己的父亲去世也没有回去奔丧，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凡是正常的人都会有父子亲情，连父子亲情也没有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忠于国君？”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管仲就去世了。
应该说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周围几个重要大臣的评价并没有使齐桓公感到满意，不仅如此，相反这番话倒让齐桓公觉得有某种不愉快。于是齐桓公也就没有照管仲的临终安排去做，而是非但没有重用阳朋，反倒对曾有小恩于自己的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信任有加。人的确是个感情动物，一向深谋远虑、识见过人的齐桓公也不能例外。但结果却不幸得很，管仲去世3年之后，齐桓公正是被这三个貌似忠诚，而实际上为人恶劣的亲近佞臣害死了，齐国的霸业也从此宣告结束。不用说，管仲临终遗言似乎只是一个人格评价和为国为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