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致百姓只知朝中有霍光，而不知有皇帝，最终发生了霍光夫人显斗胆鸩杀汉宣帝皇后许氏，而强立自己的幼女霍成君为后的重大恶性事件。等到汉宣帝地节二年三月，霍光病死，霍氏一家自行废立、无恶不作的事实泄露，一向蒙在鼓里的汉宣帝果断地收缴了霍家兵权。霍光之子预感到这次事发，前事必被追究，于是打算先发制人，阴谋起兵反叛，不巧事情败露，于是汉宣帝当即废掉霍成君，霍夫人显以及霍家诸婿，除自杀者外，其余人等皆以大逆罪论处弃市。霍家几十年的威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东汉桓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也是红极一时的著名外戚。梁冀是开国功臣梁统的后代，他靠功臣之后和皇室外戚这两重关系，飞扬跋扈，威震朝廷内外长达20年之久，所以人送绰号“跋扈将军”。梁家垄断皇室一切，仅梁家就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外加二大将军。汉代末年好几个幼帝的废立都是由他一手操纵，仅汉桓帝就压在他手下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梁皇后去世，桓帝借助宦官力量，派近卫军一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梁府，收缴了梁冀的大将军印，迫使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
西汉东汉皇帝两次剿杀外戚，都是因为外戚势力过大，功高震主，被皇帝有意识地按响报警器的结果。皇帝为皇室计，偶尔对给了鼻子就上脸的外戚按动报警装置，煞一煞外戚的威风，使身边失衡的政治天平恢复常态，这是古代帝王行政策略之一。皇帝对外戚按报警装置，其意并不在彻底除之而后快，不过是要杀一儆百、杀鸡儆猴。只有这样，皇帝的报警才是有意义的。在一个不可能正常的社会里，如果皇帝大着胆子把外戚一族彻底赶出朝廷，那么这个王朝的政治天平又很有可能会偏往另一边，这其中的奥妙绝非局外人所能看得准、道得出的。女皇武则天有这样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
武则天由贵人而皇后，由皇后而皇太后，最后由幕后走向台前，径直做起了名正言顺的皇帝。她的一生作为很有戏剧性，可挖掘的地方实在很多。从大众的一般了解来看，武则天是篡夺了、背叛了李唐王朝，但殊不知她即使在做了皇帝之后也曾站在李唐宗室的立场上巧妙地警告过她的武氏宗亲。武则天在做了十余年皇帝以后，武氏家族的势力已经相当膨胀，晚年的武则天开始考虑她的继承人问题了。照武氏家族的理解，武则天既是在位皇帝，那么其继位者当然应该是武氏后人。而李氏宗室和朝中多数大臣则认为，武则天的皇帝宝座是从李家手中夺走的，她身后的朝廷依然应该姓李而不能姓武。两种意见之间的争执及其利弊，武则天是相当清楚的。经过权衡，武则天毅然选择三儿子李显做了继承人，明确立为太子。立李显为武周皇帝的皇位继承人，从道理上似乎不大容易说得过去，而强行立李显为太子又不免会激化她身后李氏与武氏之间的矛盾。于是武则天另想出一条妙计，她除了在人事安排上稍稍压抑一下武氏的气焰以外，还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改姓母姓——武。这一来，母子之间从血缘上讲是关系最亲的，他人无法与之相比；李显又改姓了母姓，成为武周政权的合理继承人不再成为问题，反对此举的武氏已没理由再说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武则天自己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文饰，一篇表面文章，它无非是要堵住武氏家族的嘴，让武氏家族在有口难辩、有苦说不出的情况下受到一次警告。权力平稳回归李家，不软不硬地对武家报警一次，让人实在不能不为武则天别具一格、极具想像力的政治艺术所折服。读者诸君不妨开动脑筋想一想，倘不如此，在剑拔弩张的李、武两家之间又将会演成怎样—种政治结果呢？
利用外戚：3。抛出替罪羊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制约和平衡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像唐玄宗宠爱杨玉环，杨氏兄妹不仅封官加爵，而且玄宗常常把他们带在身边。每年十月，玄宗赴华清宫过冬，杨氏兄妹必跟随前往，“遗钿堕钗，瑟瑟玑NCB2C，狼藉于
道，香闻数十里”，其规模声势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不是民间说书艺人信口开河的瞎诌。然而事有凑巧，此时北方有一位藩将名叫安禄山，此人胆大野心大，他瞄准宫廷行情，认杨玉环为母，认唐玄宗为父，于是大受宠幸。浪漫之极、诗性十足的唐玄宗高兴之余就任命他做了平阳、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盐等职，这一下安禄山势力大增，以致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后，安禄山于天宝十四年起兵渔阳，反叛唐室。叛军由渔阳出发，直抵长安，玄宗只好统领护卫军出延秋门南逃蜀中。这时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父同行。车马行至马嵬坡，与太子李亨一向亲密但与杨国忠素有矛盾的右龙武威将军陈玄礼突然发难。他先命部下杀死杨国忠，又逼迫玄宗必须赐死杨玉环。迫于追兵在即，皇室难保的危急情势，玄宗挥泪赐死杨贵妃，同时被杀的还有杨贵妃的三姐韩国夫人。不久，太子继位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权力尽被剥夺。马嵬坡事变中，玄宗在眼见政治天平失衡的情况下，不惜抛出贵妃及杨氏一家外戚作牺牲，目的仍然是要保全李唐政权。
身处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保全生命。而当身处太平稳定之时，声望和荣誉就变得重要起来了。按照这一道理来衡量，唐玄宗的对待杨氏一家，当属前者；而我们下面要说的清帝雍正对待妻兄年羹尧、舅舅隆科多就属于后者了。
雍正如何从康熙手中得到的帝位，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雍正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他篡改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虽不一定靠得住，但可以肯定，康熙诸子之间争夺继位权的斗争肯定是相当激烈的。争做皇位继承人，其间的肮脏手段一定很多，而帮助雍正最终取胜的有两个人即两个外戚，一个就是妻兄年羹尧，另一个就是舅舅隆科多。年羹尧的作用是，年氏当时正在川陕总督任上，而雍正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允NB072时任抚远将军，驻兵甘肃。允NB072握有重兵，足以对
雍正构成威胁，但年羹尧的防区恰恰可以阻止允NB072由甘肃入京。年羹尧在关键时刻
做到了这一点。雍正的舅舅隆科多时任九门提督，负责保卫皇帝及维护京城治安，由于隆科多出面拥戴雍正，北京城内的众皇子才没能在遗诏宣布后动手威胁雍正的安全。而且，遗诏宣读人就是隆科多，这中间的秘密究竟如何，更没有人能够弄清楚。问题在于，雍正在得到这样两位外戚的有力帮助登上龙辇之初，其对年、隆二入的褒奖、宠信筒直无以复加，因为那还是一个特殊时期。两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雍正的权力已经牢牢握在手中，人们对康熙死后政权的更替过渡渐渐有闲暇反思和琢磨了。而如果说雍正的帝位得来确实是靠第三只手，那么年羹尧和隆科多既是阴谋的参与者，又是事件的知情人。这样，找一个借口，从明处除掉当时的参与者、知情人以补暗处的旧日道德之缺就势在不免了。所以，并没有看出年羹尧有什么明显的不忠和过失，年氏先是由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将军，不久又撤职令其自裁。与此同时，隆科多也被宣布犯有41条大罪，最后囚禁而死。从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看，年、隆二人当初帮雍正夺取权力是属于自愿；而雍正后来裁处两人又属不得不如此之举。因为在太平盛世里，皇帝的德风远比政绩更重要。为了使人们忘记过去，雍正似乎必须抛出当年的同盟者，两个真心实意帮助了他的外戚。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戚专权常使人憎恨，人们以为外戚似乎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实际上，包括外戚在内，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都不过是皇帝整个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马而已。利用外戚，抑制功臣豪强，力争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其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怕只有皇帝自己才最清楚吧。帝王适时适当地利用外戚，谁人见过学此道有老师教授，有书籍可读？“纸上得来终觉浅”，不具体操作，不亲自体验，说破老天也是白搭。我们上面罗列、分析的就是操作，就是体验，就是不学而得来的“术”。
驭臣之法（之一）：1。自树威信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也深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和自觉。其一，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上萧何；而在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讳，又入情入理。你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整天大吃大喝，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动枪，这使刘邦很不开心。这时有个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孙通的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就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刘邦虽然是个粗人出身，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叔孙通建议的价值，于是当即命令叔孙通尽快去做。叔孙通遵照刘邦的旨意，找来三十多个懂礼仪的儒生没日没夜地抓紧排练。一个多月以后，儒生就演练成熟，正好这时大汉定都长安，刘邦就把叔孙通排练的这套礼仪原原本本地运用在大臣们身上。群臣照礼仪进殿陆续接受刘邦的召见，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后，刘邦端坐于上，群臣用礼仪进宫接受召见，就自然成为一种规矩。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有意而为的。所以，当刘邦目的达到以后竟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才算真正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在自树威信方面动过脑筋。他是大清帝国的第四任皇帝，他之前是其父雍正帝。史有明文记载，雍正治国一向以严苛著称，对待政敌，雍正多是残酷无情地打击；即使对待宗室、功臣，他也从不讲情面，深文周纳，置之死地而后快是他为人的最大特点。雍正在位十几年，朝野上下对他的为人和为政极其不满。乾隆对于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刀阔斧地平反雍正钦定的一批冤、假、错案。比如他恢复了被雍正开除的允NB072等人的皇室成员身份；从狱
中放出允NB072，并赐封为恂郡王；对在年羹尧一案中受牵连的人员，逐一官复原职。尽管乾隆上台后的行政口号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但他所做的第一件政事就是否定雍正的政绩。年纪轻轻、根基不深的乾隆事实上是看准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否定父亲雍正的政绩来为自己打开局面、树立威信的。果然，他的这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