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陈长卿！”陈复宋黑着脸叫道。
“在下是，在下是，见过将军大人！”绿丝袍扫了一眼陈复宋胸甲上的金花，知道他的官职不低，凑上前施礼。
“怎么你也姓陈！”陈复宋鄙夷地骂道。“邹将军给你们两条路，第一，把家中所有田产自留五百亩，其余无论水田、旱田还是山地，皆以三钱银子一亩由官府收购，统一分给百姓耕种！此后，广西各地，与你等各家有关武将，要他们见到破虏军旗帜立刻投降，别继续给北元卖命！”
“啊！”陈长卿的身体晃了晃，差点没昏了过去。大族们全凭对土地的控制权来控制周围的佃户，失去了土地，拿什么要百姓俯首听命？到时候甭说趁着选举的机会混到官府里，估计连投票的资格都未必能捞到。
正惊惶间，又听陈复宋大声说道：“第二，你们阖族搬迁，去找家族中能人投靠，破虏军不阻拦。大伙凭本事打，打完了再坐下来谈条件。有本事，你就将土地家财全夺回去，没本事，战败了就自己抹脖子，别给大伙添乱！”
第六卷 争辉 职责 （六）
“普宁大捷，歼敌两千余人……”
“浔州大捷，守军三千余人无一漏网！”
“龙山大捷，共歼灭元军四千三百余人，杀元将翟光！”
“横州大捷，歼敌近五千，我部正在分散追击，预计月底前扫平横州全境！”
祥兴三年五月，西征军在副统制邹洬的率领下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广南西路地方豪强打得抱头鼠窜。
一道道捷报接踵而来，被瘟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大都督府幕僚们兴奋得忘记了疲倦，把福建两广连成一片，是大伙筹划已久的布局。完全拥有了沿海三路，大宋就有了相对战略纵深。再不复一点被突破，就只能躲入深山，或流亡海上的尴尬局面。
几乎所有人都非常高兴，除了个别心思非常缜密的参谋外。战报上的文字看起来固然令人欣喜，可一路打下去，每战歼敌数目却越来越多，这明显不符合常规。所谓广南西路元军，绝大部分是地方豪杰的私兵，战斗力和士气都极其低下。仗打到这个分上，他们居然还不肯投降，难道张弘范临北返前，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不成？
答案就摆在文天祥的桌面上，一份份捷报下，压着几分绝密报告。内政部的探子们将最近一段时间军中发生的事情，如实地记录了下来。经过刘子俊的加工整理，一切的前因后果，已经呼之欲出。
是军中几个高级将领充分利用了士兵们对选举制度的误解与不满，对广南西路的豪强进行了清洗。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是军中将领们利用手中职权，在规则允许范围内，以一种激烈的手段，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
几乎与刘子俊的报告同时送达的，还有邹洬和萧鸣哲两人的信。在信中，二人坦率地陈述了他们对新政即将被人利用的担忧，并且不约而同的认为，既然丞相府和破虏军打下了这片地盘，在没满足丞相府和军队的需求前，地方官员不应该由没有任何功劳的外人来做。两年前的选举是事急从权，而眼下大都府管辖的地域和面临的局势，要比两年前复杂得多。官职对人们的诱惑，也比两年前大得多。此时推广两年前的选举方式，不但不合适，而且会造成新光复地区政局不稳定。
邹认为选举的弊端主要有两条，第一，粗糙的选举办法，难以保证官员对大都督府的忠诚度，其二，选举上来的官员，与科举官员一样，不能保证他们的办事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经选举而上来的官吏们比科举而造就的官员还少了十年寒窗苦读，一旦连字都认不全的土财主被选上来，难免成为内外对手的笑柄。
“你们以为打江山就是为了分赃么！”文天祥用指关节敲打着桌面，恨恨地想。这次西征，之所以选择邹洬担当主帅，看中地就是他那分宽阔的心胸。本以为有他在军中坐镇，诸将们，特别是原江淮军将领们对广南土豪的报复不会那么激烈，谁知道，邹洬非但没有起到折冲作用，而且充分利用了江淮军旧部的报复心理。
在给文天祥的信中，邹洬丝毫没隐瞒自己的想法。他在信中说道，自己不懂得丞相大人为什么坚持那个选举，主动放权于人。但是，如果丞相大人坚持这样做，他会绝对与丞相大人保持一致。为了把将来的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他甘愿做一个恶人，不接受广南群豪的输诚，而是将那些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扫荡干净，交给丞相府一张白纸。
在这张白纸上，丞相大人可以随意挥洒。新政重百姓而轻豪强，广南两路的豪强土地被没收了，就失去了当豪强的资本。这些人除了进城开作坊或当商人，没有其他路可选择。当然，他们还可以选择投奔北元或抵抗到底，那更省事，大都督府连赎买土地的费用都省下了，可以出资多开几家工厂，安置更多的流民。
萧鸣哲的信比较委婉，这个进士出身的儒将先自我请罪，承认是由于自己安排军队进城顺序有误，导致了藤州城十几户大家族被苏刘义带人清算。但他认为，不应该因此就治苏刘义的罪，因为从那些豪强家中，苏刘义抄出了足够的犯罪证据。这些人除了勾结北元，背叛大宋外，还与地方官员狼狈为奸，夺人田产，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凭借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也该将他们绳之以法。
至于其他州县豪强，因为同情藤州豪强们的境遇而奋起反抗的行为，萧鸣哲这样解释。这些豪强本来就不甘心受制于人，自李唐以来，广南西路就几乎是世家大姓的独立王国，朝廷官员来了如同摆设。既然他们选择这个时间跳出来与破虏军为敌，不如借势将他们挤掉。就像拔脓割疮，短期看来虽然有些疼，却能为沿海诸路，赢得长久的平安。
在信的末了，萧鸣哲也与邹洬一样，表示如果丞相大人认为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有误，他甘受任何责罚。但将福建北部曾经试行过的选举向其他地方推广，一定需要慎之又慎。大都督府虽然依旧奉着大宋旗号，但一切政令都是自起炉灶。现在，就好像在立国之初。一切虽然都是草创，但事关国家制度，开头必须尽可能合理。否则，将来发现有大缺陷，改起来也晚了。如果文天祥的继任者威望、能力远不及他本人，则会抱着前人的错误一直走下去。就像当年的大宋，太祖立国时为了防止武将割据而订立重文轻武的国策，后世皇帝就一直继承下去，没有力量也没有能力改变，积残积弱，直到被北方崛起的蛮族灭亡。
初夏的阳光很明亮，大都督府院子内，完颜靖远指挥着一个营的亲兵，热火朝天地挖着排水沟。对于这个深度和宽度都可以藏一支人马在里边的暗沟，士兵们心里感到很好奇。为了早日看到成品的样子，大伙干起活来精神百倍，劳动的号子喊得震天响。
相比于院子中的热闹，文天祥处理军政大事的房间却显得冷冷清清的。核心参谋们从来没见过丞相大人脸上出现这种阴沉的表情，都觉得有点怕。几个刚刚补充进来不久的新人借着出门找寻情报的借口，悄悄地顺着墙角溜了出去。
文天祥很愤怒，也很失望。如果只是杨晓荣、苏刘义犯下这样的错误，他还能设身处地的从二人角度上，给他们的行为找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但邹洬、萧鸣哲、杜浒都是他身边最亲信的人，如果他们对新政的理解，只局限于一场据功行赏的分赃大会程度，还能期待别人怎样？
他们是百丈岭那场大梦醒来后，受自己影响最深，心思与自己靠得最近的人。同样还包括陈龙复和刘子俊，几个人加在一起，已经涵盖了大都督府文、武官员中见识最深，目光最远的核心力量。
难道江山社稷，一定就是强者的红利么？
突然间，文天祥感到自己很孤独。这种感觉，就像在百丈岭上刚刚醒来时，自己拿出无数神兵利器的图案，却没有一样能被人接受一样，窒息般的难过。
“丞相，广南西路最新局势图摆出来了！”参谋长曾寰小心翼翼地靠上来，低声说道。
也许，误解的人还包括他们，文天祥叹了口气，望着手足无措地参谋们想。捡了几封密函，交到曾寰手上。带着几分试探的心情问道：“宪章，你怎么看！”
也许是因为他的表情太严肃，其余几个参谋全找借口走开了，这种情况，他们可不想留下。一旦丞相大人想严肃军纪，大伙求情不求情都不合适。
一直想进言又找不到机会的曾寰快速把密函翻了一遍，事态的发展程度令他感到有些吃惊。但曾寰脸上，却不敢把惊诧的表情露出来，徒增文天祥的烦恼。想了想，笑着安慰道：“依末将之见，这好比眼前的瘟疫，来得快些比慢些好！”
“此话怎讲？”文天祥楞了一下，曾寰的回答显然出乎他意料之外。
“丞相大人可曾记得金大夫关于瘟疫的论述否？”曾寰没有直接回答文天祥的提问，绕着圈子劝谏道。
李兴从两浙掠来的那个金大夫为人饶舌，但治病的确是一把好手。瘟疫初起时，全凭了他的建议，丞相府才实行了一些及时有效措施，减缓了疫情的扩散速度。
瘟疫初起时，包括文天祥在内，所有人都非常紧张。在众人忧心忡忡地讨论达春是否会趁机来攻时，在一旁带着学徒给房间“消毒”的金大夫上前进言道，这场瘟疫是蒙古人故意投毒，而不是正常瘟疫爆发。所以，元军的进攻，最早也会于盛夏来临后。
金大夫人关于瘟疫是人为投毒的论据是，以剑浦为界限，闽江的上游无一处被瘟疫波及。而闽江的下游，和闽江支流太史溪沿岸，却是瘟疫为祸最重的区域。这说明，瘟疫是沿清流和太史溪下来的。林恩等邵武来的巧匠们，在邵武时身体健康，来到福州却立刻病倒，就是因为在闽江上喝了不干净的水而导致。
综合槿江、九龙江两岸送来的瘟疫爆发消息，种种证据表明，瘟疫始发点肯定在汀洲，北元的驻地附近。为了避免被世人责骂，也避免自家兵马被波及，短时间内，达春只会带领元军向后撤，而不会将战线推前。
这番论述在瘟疫爆发初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混乱的人心因此而稳定，大都督府也凭此从容地制订了应对措施，把财力和精力最大程度集中到抗击瘟疫上。
但这些话，与邹洬、萧鸣哲等人的做为有什么关系？文天祥百思不解。
“丞相可曾记得，金大夫说，瘟疫初来时，最怕的是缓，而不是急？”见文天祥没理解自己的意思，曾寰低声提醒。
“依你之言，这不是一件坏事？”文天祥猛然醒悟，诧异地问。
“在乎丞相大人如何看，依末将之见，邹将军和萧将军倒是胸怀坦荡，不似一些人，把手段尽使在背后。最近儒林之中，好多对新政一向颇多微词的人，冒着被瘟疫感染的风险，在福州大肆聚会，谁在背后组织，丞相大人知道么？”曾寰耸了耸肩膀，进了一句“谗言”。
“你是说陆大人把他们召集起来的吧！”文天祥低声问道，话语里带着深深地失望。
关于瘟疫的缓急，金大夫曾经说过，如果是蒙古人投毒，则瘟疫表面来势汹汹，却持续不过夏天。认为“毒表”属于外来，没有埋在民间。若是瘟疫缓缓而发，反而更加麻烦。那说明“疫根”早在百姓中潜伏，一旦开始爆发，形势虽然缓，却无可收拾。
对于目前反对新政的各种表现，曾寰认为与瘟疫爆发类似。破虏军内部虽然反对声音高涨，邹洬、萧鸣哲等人的手段虽然有些极端，却对外不对内，释放出来后，实际上没对大都督府造成什么危害。反而，换一个角度上讲，邹、萧二人的作为，的确有利于政权的稳固。老百姓只在乎谁能让他吃饱饭，填饱肚子之前，不在乎那么多所谓大义和长远目标。破虏军以强力打击豪强，激起的反对浪潮高，从贫苦百姓中获得的支持力度也同样大。
而对大都督府和新政真正有威胁的，是那些没有表现出来，却潜伏于平和表面下的“疫根”。就如一些死抱朱子之言的腐儒，和一些投机者。如果他们操纵了选举，恐怕最后爆发出来时，的确像邹洬、萧鸣哲和陈龙复等人指出的那样，将陷大都督府于万劫不复。
从内政部门送来的情报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浑水摸鱼的动向。非但一些宗族势力把眼睛盯上了被瘟疫耽搁的，两广地区官员的选拔。儒林和朝廷，也在背后跃跃欲试。
几方面的表现比较，邹、萧两位将领在广南的作为，与其是说用极端手段，向丞相府暗示他们的不满。倒不如说是军中针对士大夫、行朝旧官吏和地方豪强的一记强力反击。
所以，站在破虏军的立场上，曾寰不认为邹洬做得有什么错。见文天祥对自己的话若有所思，这位向来只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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