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狈肿诱�80％③。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
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新国家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就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④。
出身问题和个人历史在建国前是否清白决定一切，这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就基本确立了，自那以后，历次运动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为重点打击对象，肃反运动如此，反右运动也如此，东北地区是这样，西南地区也是这样，全国都如此。反右运动前夕，云南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肃反，划右的标准首先是看有无政治历史问题，云南又传达彭真内部讲话：对右派，我们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或叫“打闷棍” ⑤。
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的人，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⑥。广东省和平县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学教员，虽然并无错误言论，也多事先被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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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部参考》第191期，1955年8月22日，第171页。
② 陈星：《风雪人生》，第66—67页。
③ 《内部参考》第178期，1955年8月2日，第14页。
④ 《内部参考》第66号，1953年3月24日，第573—574页；《内部参考》1953年4月30日，第98号，第590一591页。
⑤ 《二十一年》，第6页。
⑥ 和风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修订版），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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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内的右派分子”。 ①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耍时，曾互相封官许愿，于是十五六岁的8个少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1962年9月才获释。②另一位回忆录作者章正邦，在建国初参军入藏，但因他曾在1949年前的重庆民营报馆担任过编辑，在1951年的部队展开的“民主运动”中被怀疑是国民党员，审干的同志坚信，“我们新华社的记者都是党员，不是党员不能作这个工作，你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社工作，天天宣传戡乱救国，不是党员能做这个工作吗？”③虽然他的历史问题以后能到澄清，但还是被列入有历史和政治疑点的“第四类干部”而被转业到地方，④1957年又被顺延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达由于是地主出身，家乡干部要把他留在家当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乡考入了中技学农林，就是想离人群远点，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林区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辈子”夹起尾巴“做人，才躲过历次运动的打击。⑤
在新国家加速对社会进行统合之际，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也有了新的变化，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胡伯威当时是北大的学生，他回忆说，这就是要强化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和上级的关系，而不应发展个人间的横向关系，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搞小圈子”等等，正确的态度是，要老成，不要活泼，“人们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党性’到家了”。 ⑥回忆录作者只要章正邦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峨眉县，他所工作的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下来的，由于“在部队实践工作中都有体会，都变得持重” ⑦，作者为避免被认为是”搞小集团“，从不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私人的来往。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李理也回忆到，他当时的领导也一再告诫大家，“要做沙和尚，不要做孙悟空”。 ⑧在人们的衣着上，“男女同志都是蓝、黄、黑三种颜色，如果在色彩和服饰上稍有变化，就会遭来非议” ⑨。而在“中苏友好”的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特别买了苏联在中国倾销的“大花布”来做衣服，以此表明自己“拥护中苏友好”的政治立场。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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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陆胜：《忆峥嵘岁月》，自印本．第52—53页。
② 常振威：《血色洗礼：让人长喊一两声》，自印本，第36页。
③④ 章正邦：《如歌岁月》，第34—35、65页。
⑤ 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第233——234 ；、243页。
⑥ 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219页。
⑦ 章正邦：《如歌岁月》，第47页。⑩
⑧ 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第111页。
⑨ 章正邦；《如歌岁月》，第46页。
⑩ 李泥：《历史伤口》，自印本，2004年6月印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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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
回忆录的多数作者都提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在运动前后的变化，由于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来的工资就较低，当他们在成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后，他们的工资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发十几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费，这也就涉及一个大问题，即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问题。
新国家是根据政治忠诚度来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这在1957年后大致确定了下来。
建国后的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政治身份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7年前，民主人士的工资都很高，反右后，一些民主人士成为“右派”，他们的工资就被降了下来：
章伯均：原3级，1957后降为6级；
罗隆基：原4级，1957后降为9级；
章乃器：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龙云：原2级，1957后降为6级；
陈铭枢：原3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绍竑：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琪翔：原7级，1957后降为9级。①
1953—1957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分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分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分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分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②。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于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③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一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能相对集中在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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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统战部关于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江苏省档案馆截。
② 《内部参考》第3期，1956年1月11日，第50页。
③ 《内都参考《第220期，1955年10月15旧，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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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分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①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②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分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400人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异己”分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1000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③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两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分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等服务行业。
在这些集中“不纯分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新国家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分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分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回忆录的作者中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统合中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工作，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新国家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分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分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140多人为严重“不纯分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受。因为在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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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部参考》第205期，1955年9月13日，第199－200页：第253期，1955年12月29日，第296页。
② 《内部参考》第226号，1954年10月6日，第64页。
③ 《内部参考》第92号，1953年4月23日，第485－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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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①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分子”628户，共2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 ②回忆录的几个作者，也因为出身问题和现实身份，或自觉前往边远地区，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相比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边远或基层地区和县以下基层单位的生存和改造的环境更为艰苦，尤以西北、西南地区为甚。
二、结论：50年代建立起新结构是超强结构
15本回忆录在对50年代社会状况大背景的描述方面是比较客观的，基本情况彼此可以互相印照，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的叙述，其准确性无从查证，但也可以判断基本是真实的。这15本回忆录，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