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别弄不到新闻，再给单位惹出些麻烦，只得作罢。奋勇拼杀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我挤在人群里边拍照边后撤，一不小心撞到了路中央的石头栏杆，撞得我脚跟生疼。我顾不上多想，顺势将一条腿攀过围拦， 两腿一里一外紧紧地夹住栏杆，保持住身体平衡，勉强地拍摄。面对我的镜头， 示威者更是扯开嗓门使劲呼喊着口号，还有人双手打出“V”字形胜利的手势。游行队伍行至宽敞的街市广场，突然停下来，开始举行集会。我左右观察地形，发现旁边的一座五六层楼的楼顶是拍摄的最佳地点，于是立刻奔上楼顶。从上面往下一望，广场上铺天盖地般坐满了白衣白帽的穆斯林，各种旗帜飘扬，场面十分壮观。居高临下，使我的拍摄变得十分灵活，我变换运用长、短镜头，选择各种场景拍摄，大场面、中景、近景、人物特写等等。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开始尽情地挥洒我的“弹药”，并不时地转移地点，变换角度拍摄。抬头间，我发现左侧楼顶边沿的一角上，有军警在临时搭设的掩体中握着枪紧张地戒备。我立刻跑过去， 到跟前才发现只有贴近楼顶边沿才能把站岗的士兵和宏大的集会场面拍进去。我伸出左脚，试探着向楼顶的最边沿挪动，站稳之后，用17mm 的广角镜头对准掩体里的持枪士兵，连带楼下壮观的示威人群一通猛拍。跟我一起上来的一位记者在旁边大声提醒我：“Becareful（小心）！”拍完了，我往左边楼下看去，几十米高的落差还真让人眼晕。不经意间，我发现楼下演讲者站立的车上捆着布什总统的假人像和一只假 89 / 185 狗，旁边的看守者不时在用竹竿打“布什”的脸；另外一位示威者可能还是觉得不够解气，干脆脱下鞋，用鞋帮子狠狠地打。更有甚者，一位示威者从下面猛跑几步蹿上车，抱着“总统”一阵嘶咬，旁边的人拉了半天，他才松嘴。“咳，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人权嘛？”身边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的话，让我不禁失笑。抗议即将结束，示威者焚烧了美国国旗和“布什”假人，广场上浓烟滚滚。此时，我发现人群中开始出现剧烈骚动。我急忙蹿下楼冲进人群，立刻被愤怒的人群淹没。混乱中，你推我挤，你冲我撞，我不时地被推过来搡过去。示威者还在拼命争抢、撕扯着布什的假人像， 有的边抢边骂，有的还把开膛破肚的“总统”一次又一次抛向空中。一时间，石块、沙土、麦皮满天飞扬，我和几个现场记者满头满身满脸都被“覆盖”，眼睛也被眯住。我挤在人群中，一边紧张地抓拍镜头，一边四处躲闪，防止示威者激烈的动作伤及我和我的摄影器材。突然间，我的后背上被人重重地打了两拳，疼痛中我猛地回头，随口用中文骂了一句：“傻冒儿！”原来是两个少年。那两个占了便宜的少年看我气急败坏的样子，转身躲进人群。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当我揉着苦涩的眼睛，抖搂着身上的沙土和麦皮，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回走时，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抬头寻声，竟然是走散了很久的孙浩，他正站在街道对面的另一座楼上，像个哨兵一样不停地向我挥手。我和孙浩兴奋地拥抱在一起。他告诉我，我在混乱中“奋勇拼杀”的镜头被他抓拍了下来。那时，我和几个不相识的外国记者置身于混乱现场，大家紧紧地站在一起，手中握着各自的武器——相机，颇像是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 90 / 185 第十一章：前线“泡网吧” 平日并不热衷于上网的我，竟跑到巴阿前线去“泡吧”，自己做梦都没想到。可就是这个连自己也觉得荒诞的无奈之举，却给我岌岌可危的图片传真“生命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事后想起网吧，真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有时，我甚至觉得在前线的日子里是网吧救了我。赴前线采访前，我一再向总分社领导表示，并不特别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因为那是由“老天爷”掌管的，自己决定不了。而我最担心的是图片传真的问题。如果我在前线采访拍摄的照片不能及时地传回总社，我和我身后许多新华社人的共同努力将变成“无用功”。我的老同事唐师曾在海湾战争采访时，将图片传真线称之为“生命线”，这个比喻很恰当。为此，从香港出发的前几日，每天我深夜入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趴在自己小屋里试验发稿。可基于当时分社的条件，技术员能够提供的图片传输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使用固定的国际长途电话发图片稿。当时，我曾三番五次地向分社建议，请总社务必将海事卫星交给准备上前线的同事带给我，虽然我从未用过海事卫星发送稿件，但我可以请同事教我怎样使用。尽管当时分社连夜起草了报告，给总社发去了紧急传真，但我心里依然没底儿，总觉得自己有点儿像高空走单绳，绳子一断我肯定掉下去。我的担心后来终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从总社带来的海事卫星，经过我们几个同事的反复调试、实验，始终不能正常发送图片。分社的另一位同事、有“电脑专家”之称的梁浩帮我弄了不知多少次，还是不能发出稿件。为此，我们多次与后方技术部门联系，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后来听说总社技术部门曾准备专门派 91 / 185 人到前线来帮助调试，但被报道组谢绝了。无论如何，我都失去了一种在战争期间最有效、最便利的图片传送手段。失去了这一手段，就意味着自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汗水，有时甚至冒着发不出稿件的危险。为此，我不知烦恼过多少次，有时真想骂人。有如我“拎”着脑袋上前线， 拿出枪一扣扳机才发现，枪是坏的。我把当时遇到的问题再次向总分社和总社做了汇报，立刻受到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马上采取措施，尽管我没有“享受”到，却确保了后来的记者不再遭遇类似的困难。我用自己痛苦的代价为以后的报道积累了经验。我用自信支持着自己，以自己是个“福将”鼓励着自己。在自己10 多年的采访实践当中，完成过许多次采访拍摄、传真发稿的任务。仅我使用过的图片扫描传真机，就包括滚筒式照片传真机、黑白底片扫描传真机、彩色底片扫描传真机。发稿中，我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最终都比较顺利地将稿件发回了总社。“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中国古代圣人们千百年前总结出来的朴素辩证法，用来教育我们现代人并不过时。其实，人生和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是按照这个规律运行的。当人越走越顺时未必是好事，灾祸可能随时降临；而当人处于艰难的逆境时，幸福可能就在眼前。或许是以前的采访发稿较为顺利的缘故吧，来到前线后，我发现“狼”真地冲着我来了。败给传真线我刚从香港飞抵伊斯兰堡，然后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到巴阿边城白沙瓦的第一 92 / 185 天，传真线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一路上顾不上吃饭、睡觉，抓紧一切时间冒着危险拍摄了3 张照片。这些照片不仅花去我2 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才传回香港，同时，也让我心里为以后的传真发稿增添了许多烦恼和担忧。巴基斯坦通讯线路不通畅是有名的。此前，我曾两次到过巴基斯坦，对其通讯设施的落后情况有所了解。然而当时毕竟是和平时期的采访，遇到问题好解决。可如今却是战争时期，我们在前方出了问题只能是孤军奋战。第一次从白沙瓦回到伊斯兰堡后，我曾经住进一个足有三星级、名叫马瑞纳（Marina）的国际饭店。当时，我用饭店里一种加了密码的国际长途电话实验过多次，稿件就是发不出去，把分社同事和饭店技术人员请来协助都无济于事。以后我们得知，即使在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这样的大城市，只有在大的宾馆、饭店、涉外机构等地才能找到国际电话线，国际电话则必须经过当地电话局转接， 并加有一串十多位数字的密码。分社记者梁浩曾连夜开车带我围着伊斯兰堡找旅馆。跑了大大小小十几家，竟然没找到一家宾馆或旅店有“不加密码”的国际长途电话线。“如果中资公司的人没走就好啦！他们肯定有不加密码的电话。”梁浩说。许钺乃到达白沙瓦后，我们换了一家条件稍好的旅馆，但是情况更糟。当时那位留着一撮胡子的老板，连连点头答应，国际电话线问题可以“立即”解决。谁知，我们在屋里呆坐了两个多小时，跑过去再问老板时，人家回答一两天后“肯定”解决。“一两天？一两个小时我们都等不了！”我简直气愤之极，拉上老许和孙浩迅速撤回原来的旅馆。旅馆经理纳伊姆告诉我，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个别巴人许下的诺言，他们没坏心，但爱“吹牛”。 93 / 185 第一天发稿不顺，我寄希望于以后。没想到第二天的运气更坏。我从边境线上赶回旅馆后，稿子怎么也发不出去。旅馆前台的法努克开始还在一旁“Quik、Quik（快、快）”地给我加油，渐渐地他实在坚持不住，干脆把记时表甩给我， 让我自己记录发稿时间并登记在本上，他一头倒在旁边的椅子上睡着了。当时用这里的国际长途电话发稿每1 分钟就是120 卢比（合15 元人民币），法努克如果稍微有点精神，决不会轻易把“钱”交给别人掌管。法努克轻微的鼾声伴着墙上老式挂钟“嘀哒、嘀哒”的声响，像一首动人的催眠曲，引得我的眼皮不停地打架。已过午夜12 点，香港已是凌晨3 点。当香港分社摄影组值班的黄本强在电话中疲惫地问我还发不发时，我只好叹着气说：“就到这里吧。” 我被“传真线”打败了，败得无可奈何，败得伤心至极。虽然扪心自问，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毕竟是“失败者”。作为前线的摄影记者，我不能在第一时间将新闻图片发回编辑部，就是失败。我向来是个不肯服输又充满幻想的人。如今到了关键时候，更不会轻易服输。次日一大早，我又搬着电脑跑到前台继续传稿，令法努克直摇头。他不明白地问：“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执著？”我先后在早晨、中午、晚上连续3 次去发稿，每一次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那一整天，我先后共花了5 个多小时的时间，花费了8000 多卢比，却只勉强传出四五张照片。孙浩曾心疼地说：“这比烧钱还快！” 为了能把照片及时传回总社，后来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惜牺牲照片的质量， 减少发稿数量。一般情况下，数码传真照片的大小应在300K 以上，而我不得不把照片做得很小，有时只有100K 大小。这样传回去的照片质量损失严重，照片的资料价值也随之降低，对于新华社和我个人都是一种损失。然而为了争取时效， 94 / 185 为了尽快把照片传回新华社，我只能这样做。“采访累不死，传真也要把人累死！”我向孙浩不停地发着牢骚。传真发稿遇到的困难，像块沉重的大石头，一直压在心上，使我整天闷闷不乐。“老跟它较什么劲呀，咱们到网吧试试吧。”看到我整天满脸“旧社会”的样子，孙浩安慰我。就这样，我在走投无路之际，抱着侥幸心理跟着孙浩去街上找网吧。这是我到白沙瓦的第4 天。“Stop” 我们在附近转了半天，终于在一个市场二楼找到一家名为伯克利（Berkley） 的网吧。在孙浩的帮助下，我仅用了10 多分钟便将6 张照片全部发送成功，只花费了100 卢比。这个价钱只相当于旅馆发稿1 分钟的价格。“这玩意儿还真不错。”我高兴起来。以前很少用因特网发稿的我，今天尝到了它的甜头。可以后，我还是经常不由自主地跑到旅馆前台，抱着电话发稿，总希望这条传真线有朝一日能够对我好起来。说实话，我毕竟对使用了多年的通讯器材和发稿方式存有某种留恋之情。我这人的毛病，说好听些叫“从不服输”，说难听点儿叫“固执己见”。人有情，可现实无情。在此后的一段日子中，我虽然抱着电话线不放，一次、两次、三次，可等待我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遭受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和折磨之后，我终于决定“放弃”，放弃旧的观念，放弃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虽然我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的人，可我毕竟担负着太多的重托，我只能往前走，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95 / 185 第二次到白沙瓦，随着去“网吧”的次数增多，我慢慢地习惯并喜欢上了它。到网吧发稿令人愉快，不仅省时、省力，还节约了新华社的不少资金，特别是自己不用再整天愁眉苦脸地站在众人面前发呆，更不用一到发稿时就心惊胆战满身流汗，这个小小的网吧使我重新拾回了自信和希望，我又可以像我的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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