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情况除了“斗争会”停止免去我们进监狱之忧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化。
我成天东跑西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可是不灵。只要听说是陈国军的事，这些关系就变得不管用。无论我把他吹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听。没有单位肯出面借调他。
无奈何只好找到我一个朋友，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什么“影视中心”，说清楚他给出借调函我们自己掏借调费，他终于答应，我赶紧点头哈腰再三感谢。
一个单位借调另一个单位的人员要付给单位劳务费，这是历来的规矩。一般最低金额是被借调人员工资的百分之四百。
这就是说，为了陈国军能到北京，我自己每个月要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幸好那时由于“走穴”我已有了小小的积蓄，尽管舍不得，觉得不公平，也只有这样做。
一定要跨出长春。这是第一步。
借调函有了。钱也解决了。还得找一个人扮演影视中心的工作人员，去长影办借调手续。
陈国军由于离婚属于内控分子，一般的戏来找都不外借，必须有人去，得是知根知底的人。还要找一个大的幌子，比方说这是中央××单位拍的××重点片等等，不然肯定借不出来。
找谁去呢？谁这么够哥们肯去长春一趟，同时还具备能说会道再加上出色的表演天赋呢？
把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想了一遍。同时也找了几个人，有的确实没有时间，有的找借口婉言拒绝了。
最后想到北影的一位青年导演，他一直与我关系甚好，人也仗义，够哥们，也兼备能说会道及表演多种才华。最理想的人选！早就应该去找他！
我把我的想法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跟他一说，果真我没有看错人，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他也正好有时间。我们坐下来具体商量此次去长春之行的方针、政策及可能发生的和不可预计的情况，讨论了好长时间。
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尽可能细地介绍给他，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切切不可泄露与我的关系或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尤其是见到陈国军千万不可打招呼要装作不认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们还说好在长春期间不可与我通话，假如实在要通电话必须到街上远离陈国军单位的电话局去打，并且务必看清身边的人，记住切不可说出我的名字。
两天以后，朋友出发。我在北京坐镇，一面关心长春的情况，一面继续跑房子的问题。
陈国军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点穴武功尽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他只是离了一下婚就到了这个地步。
这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得到了一套房子。北京流量计厂的厂长在一次我为他们厂的演出中得知我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伸出了同情之手。
后来这位厂长成为我们全家的朋友直到现今。他不管我和陈国军之间相不相配，也不管陈国军是否刚离婚，只知道我对电影事业有过贡献，只知道我是人，就应该有个安身之所。
他派车并且亲自陪我去给陈国军跑北京户口，尽管没有跑成。与他在一起我想起北影一位演员对我说过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工人。与他们相交放心，比跟文艺界来往好得多。”
好人还是有。世界毕竟还是有光明。北影剧团的团长陈强，在我与他聊天时谈到陈国军还在长春及我与他的关系时干脆地说：“把他调到北影来。我们总是要把女婿娶进来，不能把我们的闺女嫁出去。”我不会忘记这件事。
北影也突然通知我在一个旧楼有一套小房子，可以分给我住。
过去总是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原来福也会双至。
长春方面的朋友来电话说，目前一切进展顺利，如果不出意外情况，陈国军不日可到北京。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2
在陈国军还未到北京之前，他的母亲连同哥哥弟弟先到了我家，因为他母亲病重需要到北京治疗。
汪洋厂长又一次出来对我进行了关键性的关怀，由北影专车每天接送他母亲去医院检查。
于是我一面打扫新房子，一面收拾旧房子，一边陪陈国军的妈妈去看病，一边拍戏，每天按东北习惯给大家做饭，老人家又有肝炎又有糖尿病，既不能吃甜的又要吃好的，使不会做饭的我费尽了心思，还忙陈国军的调动，忙自己的杂七杂八，忙得不亦乐乎。
诊断的结果他母亲已患了晚期肝癌，医生当面告诉她最多活不过十年。眼看着老人家泪水汩汩流出，我的脚后跟都软了，赶紧忙着安慰她，一边联系住院治疗。肝癌病人已是晚期没有医院肯收，跑断了双腿，磨破了嘴皮，才开后门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几经周折陈国军终于到了北京。每天拍完戏我和陈国军出门去医院看望他母亲成为北影院里的一“景”。不想受人们的指指点点我们从来分开走路，一个先走一个后走免得太招眼。
由于陈国军母亲病重，他的父亲及另外几个兄弟都来到我处，又拍戏又做饭我终于病倒了。可是即便是病倒了也不敢与人去说，因为北影厂知道他们来，个别人看到我做饭，传出去已群情激奋为我“不平”。大家摩拳擦掌气愤填膺，各种话听得太多不能说完全对我没有影响。
两个月后，陈国军母亲的病稍许有些稳定。于是我们又忙着送他母亲回家，忙着从借住的已分给某导演的房子搬到属于自己的小屋。
屈指一算。我到北京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在这么多的岁月里我特别特别想父母亲，特别特别地想家。最特别尤其特别想把他们接到北京来。过去我没有条件，想也是白想。现在有一点可能了，于是乎我天天想。
天天想天天念天天筹划，终于这一天他们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观念，没有老人没有孩子的家不成其为家。现在，我终于有一个家了。唉！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啊！
日历一张张翻过，陈国军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一个大男人成天无所事事受人家的白眼让人看不起，使他肚子里窝火。他变得易怒、敏感、不自信。
一种潜意识使我从来不在任何场合公开承认与他的关系，借口是怕失去观众，担心爱我的观众会觉得我再没有吸引力。这个道理也说得通，况且我许多海外的电影演员朋友也这样做。
我也从不与他一起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我自己也不明白出于什么动机。
我每天拍戏，要不就出去“走穴”，来回奔忙对陈国军的刺激越来越大。他的心理逐渐失去平衡。
我们之间时常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小事发生口角以至争吵，这种争吵日益升级，使父母和我们双方都苦恼万分。我仿佛觉得过去认识的那个勤奋、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温存的陈国军死了，不见了，身边的这个是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四处为他活动上片子找事干，可实在是不容易。无奈何我找到《垂帘听政》的导演李翰祥，求求他能否让陈国军在我与他合作拍摄的影片《西太后》（后来改名为《一代妖后》）摄制组里作副导演。
李导演立刻拒绝了我。并且让我坐下来安静一些，他整整教育了我四十分钟。
他劝我不要结婚，千万不能结婚，不要把男人太当一回事。你现在一叶障目，觉得他就是你的天地，过一段时间不好了，再回过去一看，就会懊悔，发觉那人其实不值一提，心想：“咳！我当初怎么会跟他！”
李导演从来没有单独跟我说过那么多的话，像一个慈祥的叔叔，并且我相信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我眨着眼睛尽力去想他话里的道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见多识广，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只是在想着一个问题：陈国军怎么办？
心里实在是为陈国军叫屈。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有才华并且有抱负的人。可是没有人了解他。
他看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我也看过一些书。可是我看过一些书却人人皆知，他看过许多书却没有人相信。
我认为他做演员太屈才并且也不能发挥，我觉得他应该做导演。
我跟朋友说陈国军这辈子到死做演员最多是个三流演员，每个人都同意，可是我说如果他做导演会成为一个好导演却没有人理我的茬，我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为此时常与人翻脸磨破了我的口舌。
我跟每个人说，如果你们想对我好就去帮助陈国军，这比帮助我更有用，我会感谢你们的。可是一点作用都不起。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三人成虎，把他盖棺论定了。
我带他出去“走穴”，我让他当“穴头”，并且跟我一起二重唱。在台上他比我唱得好，并且显示出他的管理才华，可是这对电影界丝毫没有影响。
“走穴”界是另一个天地，是社会的暗流。电影界仍然对他不承认甚至抱有敌视，准确地说是蔑视。
人们听了我对陈国军的评语莫不一撇嘴唇，觉得我言过其实。他们的态度掩饰不住当然也没有掩饰，清清楚楚写在脸上。这就是陈国军的悲剧。这就是社会的悲剧。
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自始至终，社会和舆论没有忘记他。更没有原谅他。他为他的离婚，准确地说是为了爱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现在就做导演？
对，拍一个好电影让大家看看！我把这个主意给陈国军一说，他马上就同意了，长时期窝在屋里他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主张。我知道他能作导演，他也相信自己能作导演，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我马上提出我喜欢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建议我们就拍这部影片作为开头。
我来主演。肯定有票房！
我马上去找钱。陈国军立即着手准备，新的马拉松又开始了。当然，我自己还有一大堆事要干。不管它，先把所有的事放在一边，只为这一件事努力。
我碰到人就说这件事，碰到人就说投资的事，所有的话都重复了上百遍，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在香港、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在新加坡……
那时，我作为第一个被海外观众所认识并接受的大陆演员，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十分红火。我的朋友说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只要我出外访问总是受到最隆重的接待，我可以在前面买东西后面有的是人为我付帐，我出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二十几个大皮箱。
于是我时常出现一个怪现象：身上穿着名牌时装，貂皮大衣，挎着名贵手袋，却囊空如洗，兜里甚至没有“打的”的钱。
从来不趋炎附势不惧权贵的我，开始一看见谁像是有钱人，就马上笑容可掬地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条件是陈国军作导演。我的条件和我一根筋似地执著，不知吓退了多少对我有爱慕之心的人。
时常是那些追求者开着车陪我逛马路，为我付钱买东西，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却在车上大谈特谈陈国军以及陈国军要拍的电影，为陈国军买东西让那些追求者付帐，伤透了他们的心。
直到最后我碰到了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在香港新华社举行的一个酒会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
他个子很高，像一座山。我仰脸看着他，脖子有些发酸。见面的第一句话我就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他第一句话就说：“可以，在五百万以内。”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只要一百五十万！”踮起脚尖举起手我与他拉了勾，表示这件事已一言为定。
我不敢松懈，继续联络。我联络了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总经理许敦乐，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总经理孙长城，还有深圳蛇口都乐影视公司的董事长、我所敬重的电影界老前辈黄宗英。他们都表示要支持我。一个月后，我作独立制片人拍摄影片《无情的情人》的合约书，在深圳蛇口签定。这件事初战告捷。
十年以后有朋友说：“哇，晓庆，原来解放后第一个做独立制片人的是你！”我马上制止他，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独立制片人，甚至我都不想主演这部影片。我只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只是为了陈国军作导演。别说做这么点小事，我当时的心情简直恨不得哪怕是用我过去所有的辉煌来换取陈国军的成功都是愿意的！
“无情”的“情人”
可以这么说，《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是我一生所拍影片中最艰苦的一部。它的艰苦程度超过我拍所有其他影片的总和。
也可以这么说，做《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人，使我在经营、管理、与人相处、协调各个不同部门，保证拍摄正常运转，独立承受资金风险及保证投资的回收等各方面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是日后我办企业当老板的第一所也是最有效的实践大学。
但在当时，我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在这次的台球桌上，我要打的是另一只球。一个人假设他经历了一桩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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