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阶段性主流思潮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必然延伸，形成了许多边缘思想，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政治文明等诸多领域。许多学者在相关领域内各自为战，而只有潘岳显示出了整合各领域的能力。也就是说，迄今我们看到的潘岳的文本，与其说是潘岳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潘岳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
苏东风波以来，萦绕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未来之路问题。潘岳是现今中国思想界真正的社会主义守望者之一。但这个守望者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而是试图将之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果实、现代西方文明的民主与法制的一部分理念进行综合的评估、考量，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可以看出，潘岳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潘岳主张正视社会现实中的一切尖锐矛盾和问题，并认为可以从重新树立正确、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理念入手加以解决。
潘岳强调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认识，缘于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性质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也同样证明，只有在以民族利益为指针，以社会主义为政治构成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思想指南。同时，面对西方社会明显的进步，潘岳也认为，吸收作为人类政治共同遗产的民主和法治成果，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涵。
面对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危机，潘岳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认为中华文明经数千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融通性使之成为一种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所共同拥有的政治文化伦理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中华文明的再补充，才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
第一辑潘 岳（3）
对于社会主义的真诚守望，是潘岳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而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走一条新的、适应新形势特点的道路，是这个守望者所有探索的基本方向。他努力在确保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积极综合各领域内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形成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支撑、以民主法治为框架的新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内容，包括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涵盖了这些年来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民主法治的积极思考和研究成果。
潘岳对于重建中国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重视，与关于宗教的见解是互通的。潘岳关于宗教在强化社会道德功能、凝聚社会基本共识方面的见解，是他对社会价值体系思考的一部分。
潘岳等人观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文化危机，发现这些危机表现为：人们失去了生活哲学，失去了奋斗方向；人们对社会财富和秩序，没有一个稳定且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的看法；文化发展缺乏创新；文化自信荡然无存。当前中国文化危机，就是主要价值观念体系的真空。价值真空，带来的必然是人际关系的疏离，人际行为的怪诞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而解决的方法，不是全盘接纳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而是要回过头来，从固有文化中找寻药方。潘岳认为，21世纪人类应该追求一种融合传统和创新的生活哲学，这种生活哲学，不可能外求，必须透过辩证反思，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摘取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复兴。世界环境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就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奋斗，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何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方面，潘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主张建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文化观。对中国传统 文化持肯定态度。主张用传统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建立一种拥有多元认同基础的，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并积极用传统文化对意识形态进行改良，以完成中国社会文化道德体系的重建。
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
潘岳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不仅体现在价值重建上，还放射到了国家安全领域。他认为，中国虽然在文化、人口、幅员、经贸等方面都是世界性的大国，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没有真正享有大国地位。而要在国际领域树立大国地位，首先一点，就是要增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潘岳认为，中国有两个概念，一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就是领土，这绝不能丢掉；另一是文化意义上的，这同样重要， 丢掉了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亡国灭种。因此，一定要继承并光大中华文化。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建立相应的大国战略、大国产业、大国外交。才能保护国家利益，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也才能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华人的文化认同感。
潘岳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相当深入，他认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当务之急是要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资源、市场、民族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依据中国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需要，加强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机制，确定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路，明确周边国际关系与战略对策，重整国防建设体系。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集中精力， 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东和日韩，以东亚区域化形成亚太经济主导力量；北联俄罗斯，力争结盟，完成军队现代化；西稳中亚，采取强硬措施保住能源基地；与印和好，解决纷争；远交欧盟，发展经贸；以新型思维衡算中美关系之利弊，化解不必要误解，力求实质性利益。潘岳认为，中华战略未来的真正出路，是在东南亚。
与国家安全战略相应的，是加强国防安全建设。潘岳主张，武装力量要与国家政治地位相符合，在和平时期对外有威慑作用；在战争冲突时可应对任何国内外的挑战；经济上能够与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拉动国防工业的需求。
在经济上，潘岳主张区域化。认为通过区域化，既可以达到与国际社会交流，加强经贸合作的目的，又能避免全球化的不利因素。其所谓的区域化主要是指以东亚儒家文化圈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圈”建设，和以华人为主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建设。
潘岳还从环境安全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观。他认为，“环境无国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他指出：“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领导人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当然，还涉及到我们文化价值理念的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 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农村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然环境转化成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德氛围与社会共识。”（参见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可以说，这是一个视野极广的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了通常所说的国家安全内容，还从整个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上进行了论述。
保护弱势，平衡利益的关键——中国式民主
面对中国社会蕴含的各种社会问题，潘岳主张积极化解和调整各种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内在矛盾关系。而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民主与法治。与积极主张施行西方民主的观点不同，潘岳虽然认为民主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当代民主的体制，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全体人民平等参与民族复兴的政治形式，但他对实行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
前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对民主的研究结果，在中国高层中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李普塞认为： 一国的政治发展（民主化）和该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些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了：①接触现代化事务的人数；②受大众传播影响的人数；③居民所迁徙的人口比率；④都市化程度；⑤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口比率；⑥识字率；⑦平均国民所得。按照李普塞的研究，当一国的社会发展程度极低时，这个国家很难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
纵观当今世界实施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状，让人不能不重视李普塞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潘岳认为，中国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水平之下，文盲比率高，接触现代化事务的人口比率低，农业人口比率高达70％，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绝对不适合搞西方议会政治。否则，当早熟的民主来临时，广大的无知群众，极容易被煽动起来，转化成狂热的民粹主义。如此一来，不啻是重返文革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国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基于此，潘岳积极主张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比如，他主张党内民主，提倡促进科学公开的“政策民主”，建立公共政策辩论体系，实现社会参与、政府决策、人民监督的政治民主。强调以法制和强力政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希望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人事制度改革、法治、党内民主、民族优秀文化教育来实现之。并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抑制腐败和权力寻租，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调整以效率为主的改革取向，倡导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注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相协调。而这其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实现社会生活公开公平的关键。许多人认为，对于一个后进的大国来说，维护中央权力的“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术语）最低，才能换取最大的效率。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
2003年5月6日，中央公布的新一轮人事任免名单中，出现了潘岳的名字。他被免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任命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另一个要害部门，中国近年来对环保的重视举世瞩目，国际社会都把环保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样高的层次。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后，潘岳将反思的矛头对准了GDP，将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归咎于唯发展主义的思维模式。
经历上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国，在20世纪后半程开始了真正追求实现现代化，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至上的观点，片面强调实现如美国、欧洲一样的富裕和繁荣，在指导思想上占了一定的上风。这种需求的极端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