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使我想到那个不解之迷，森否认他发出了那个放弃色拉的神秘命令。我知道他是说谎，但是，难以想象，森这个人对于色拉或邦迪拉的地形是一无所知，而且在达旺，对于作战表现得那样没有主见，怎么会作出这样一次突然的肯定的决定？我越想此事就越相信，一定是军部有别的人把他引入歧途。可能是谁呢？当我开始研究这个新谜的时候，我们正从围绕提斯浦尔的茶园上空飞过。
大约中午时候，我们在提斯浦尔降落，并驱车去军部。我发现军区司令心安理得地占据着我在原师部驻地的老宿舍（当比吉同他的新提升的军部人员到达的时候，我的妻子就搬出去，到边境修路食堂去了）。
陆军参谋长也从德里来了。大批高级军官转来转去，不知何去何从，呈现出一派混乱的气氛。在这些人中，我遇见霍希阿尔·辛格准将，他刚得到通知，前往色拉接替拉尔任第六十二旅旅长。我还见到弗马准将，他奉命在军部作为准将主管行政管理工作。哈尔巴克希和我加入到这一群似乎漫无目标的高级军官之中。
未等多久，我被召到军长办公室，塔帕尔上将①要接见我。我不知道这次接见的结局如何。我不知是否森已经破坏了我成功的机会，也不知是否参谋长愿意听听我对作战的独立见解。我决定不处于被动地位，同时我决心敦促进行一次高级的调查，深入了解克节朗河的整个事件，包括该战役的后果，特别是关于色拉防务的计划问题。
塔帕尔上将看来是一副极度衰弱而感到迷惑的形象。他似乎失去了他特有的沉着与镇静。他让我坐下并由我开始说下去。
我告诉他，我接受这一事实，由于在克节朗河打了败仗，我被解除了军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是不合理的。我强调指出，在克节朗河建立阵地的整个过程是违反我的建议的。就连最早分配我师承担的，保卫从缅甸前线的瓦弄到达旺和沿不丹边界的克节朗河的漫长边境——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原定保卫达旺的第七旅也被轻率地连根拔走了，而且未获得我的同意，就被推到克节朗河谷，向塔格拉进行虚张声势的进攻——这一任务，从后勤和兵力对比两方面来说，都是第七旅显然力所不及的。当中国人最后进攻时，我们落入了自己设置的战术陷阱之中。
我肯定地说，作战情况的一切胡乱处置都应由森个人负责。他在发动进攻之前，从未到过提斯浦尔的前方，他对于山区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他指挥我们，向喜马拉雅高山上占有优势并有准备的敌人，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后勤方面应作出多大的努力，他甚至对此缺乏最起码的知识。
塔帕尔打断我的话，说这整个是一个政治决定，从军事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他说关于调查一事，要在适当的时候，而不是立即进行。
这是有意回避问题。我还能做的，就是指出，森从扯冬事件一开始，就逼迫我制定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甚至用威胁的口吻逼我。他不许我回答一个“不”字，而他对于提斯浦尔司令部以外的任何地形却是完全的无知。我告诉参谋长，依我看来，不论政治家可能承担什么责任，是森威吓着他的部下坠入克节朗河的危境，而且对他的整个战役指挥，必须进行调查。我特别要求塔帕尔上将调查三次灾难性的决定：
第一：何人下令调第七旅去克节朗河的？
第二：为何不用空军支援作战？
第三：何人在10月23日取消了我所发布的坚守色拉山岳作为师的主要防御阵地的命令，而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以邦迪拉代替色拉？
塔帕尔上将说是总部下令进攻塔格拉山脊的，这是一项政治性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把第七旅调至克节朗河。关于第二点，他加以澄清，排除空军支援是由于认为中国可能进行报复而轰炸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至于邦迪拉，他不知道有此决定。他说，在总理同意达旺因无法防守而不得不放弃之后，陆军总部坚决地决定守住色拉。
参谋长几次重复地说，这些问题都是从最初的政治决定，要向中国发动进攻而引起的。我继续辩解称，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军事上的建议。在我看来，森将军在军事上提供的意见——就我们所知——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应该受到严厉申斥的。我坚持进行一次调查，对于这种自己造成的悲剧和军事上的耻辱，必须有人承担罪责。至此，参谋长结束了接见。
当我起身要离去时，塔帕尔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说：“等一会，关于邦迪拉，我刚刚记起了一点情况。当波杰（即森将军）在23日，从他的达旺之行回来给我打电话时，现在我回忆，他说他已下令在邦迪拉作为第四师的防御阵地。我说：‘波杰，你是说色拉，是不是？’他好像有点混淆了。我记得告诉他，是总理同意撤退达旺，而我要坚守色拉的。”
我告诉塔帕尔上将，森将军现在否认他曾发布的撤到邦迪拉的命令，该命令几乎造成色拉和德让宗的撤退。事实上，他们正要放弃这两个地方的时候，碰巧我及时加以制止了。
塔帕尔上将继续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甚至在我纠正了他之后，波杰继续谈到‘邦迪拉防务’。实际上，我之所以同我的作战处长帕利特匆忙赶来提斯浦尔，原因之一是因为森似乎完全混淆了卡门边区的主要防区的位置。”
我未再讲话。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军区司令对于地形有些胡涂。对他来说，只知道地图上的一些名字，在他脑子里，那些地名和实际的地方，对不上号。地图上的名字，不象实际的地方，是容易搞混的！
在陆军参谋长接见我以后，我忙于给我那些阵亡或失踪的同事的家属写吊唁信。其中包括一封信，写给我哥哥茵达尔·普拉沙德，马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是他的独生子，在第一锡克联队，于10月20日在扯冬阵亡。
然后，我写出一份传令嘉奖的名单，授予阿育王转轮奖章——忠于职守而不是英雄（因为后者必须有目击者证明）——并且要求在战报中表扬几位军官。其中传令嘉奖卡尔茵·辛格准将，阿鲁瓦里阿上校（第九廓尔喀联队），米斯拉（旁遮普团）和李克（拉加普特联队），曾在棒山口锡克团的一个二级准尉，两个直升飞机驾驶员，塞加尔和威廉士以及其他几位。几个月之后，我听说，我的推荐全被驳回，我为此感到震惊。同时，宣布授予一批高级英雄奖章包括一个最高英雄转轮奖章，几个大英雄转轮奖章和英雄转轮奖章。我未曾提议传令嘉奖这些人，因为关于这些英勇行动，没有得到报告，更缺少证明。国防部如何确定授予这些奖章的，对我是一个谜。我猜测，这又是一个“政治决定”的例证。仿佛抛出满袋的勋章，授予只是从帽子辨认出来的名字，就可以把一次败仗变为胜利了。
在军部的外边，有一套楼房给了我师的后方指挥部，就在那里我用了一个下午写报告和信件。看到人们情绪低落而无目的地在主楼转来转去，我不愿意走到一起去。目前甚至连谁是军长也不明确。多亏哈尔巴克希的前来，我自己非正式的行使军长职务的任期已经结束；现在谁也不确切知道考尔是否已经重新指挥第四军，因为他还在德里。既然“政治上”批准了很多古怪的事情，那么这任命也是可能的。
下午，我终于有功夫到边境修路官员食堂去看望我的妻子。这栋建筑位于通向提斯浦尔的路上，离军部三公里。如前所述，在10月4日当第四军军部人员到达时，我的妻子腾出我们的住处，搬到边境修路局找了个栖身之地。
傍晚我回军部，找到哈尔巴克希，因为我要他为我安排会见森。我对他从头讲了事情的经过，强调指出森应对整个的大失败负责，甚至现在他继续以惊慌与无知在错误地指挥战争而没有受到处分。我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在森进一步造成损失之前，公开地逮捕他。
对于我如此激动地发泄感情，哈尔巴克希吃了一惊。最初，他规劝我，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不加制止地让森蛮干下去，肯定会使国家陷入另一次的灾难，特别是他已经在“反对色拉”的阵营里。对此问题我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
哈尔巴克希仔细考虑了一会，然后开始追忆往事，谈到上次森、哈尔巴克希和我碰到一起的场合，那是在一次作战的危机中——也是森作为一个指挥官，表现无能的另一事例。那是1947…48年，在克什米尔战役的头几天，当时森上校刚从陆军总部调来（说来也奇怪，陆军总部的参谋帕利特，借调作为森的临时的旅参谋长，陪同森前往），指挥空运到克什米尔谷地的部队，以阻止巴基斯坦入侵者第一次的猛攻。我是空军的地面联络官，哈尔巴克希作为旅参谋长被调来（后来作为森的第一百六十三旅的副旅长）。
在11月3日的夜晚，在索曼纳斯·夏尔马少校指挥下的一连古毛尼斯兵，在巴德根地方（离斯利那加②飞机场有三、四英里）受到攻击，森惊慌失措，违反哈尔巴克希和我的所有劝告，他把正在巴拉穆拉郊区阻止入侵者主力部队前进的第一锡克联队召回来。然后森集合所有其他部队到机场，准备撤回平原去，从而放弃克什米尔。
“记得他是怎样逃跑的吗？”哈尔巴克希问，“或许他也将在这里逃跑，放弃东北边境特区。在1947年10月，若不是萨达尔·帕特尔③第二天上午及时赶到，我们一定会丢掉克什米尔谷地。”
虽然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却完全是事实。森曾下令撤回到机场，这会把斯利那加丢下，任凭入侵者的摆布。已故兰吉特·拉伊上校的第一锡克联队已从帕通撤回到机场。哈尔巴克希和我无论怎样劝告，对于惊恐万状的旅长，都不起任何作用。他决定在24小时以内，放弃克什米尔谷地。只是第二天早晨，萨达尔·帕特尔飞来并听到我们的计划，他坚决禁止进一步的退却，他直接向森下令，立即把锡克部队调回帕通，并让森本人准备保卫斯利那加。谢赫·阿卜杜拉④和巴克希·乌拉姆·穆罕默德到机场来迎接萨达尔；由于突然施加的这一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干预，拯救了他们和他们的美丽的首府——当然，最终也拯救了整个的克什米尔谷地——避免了巴拉穆拉的厄运，他们对此明显地感到宽慰。不用说，森在他所著的“一线之微”一书中，未提到这一可耻的事件。
令人悲愤的是，在1962年，我们没有萨达尔·帕特尔来改变东北边境特区那位高级指挥官的心意了。哈尔巴克希和我讨论到深夜。我们决定，如果考尔在次日上午还不见影子的话，我就去见森以澄清问题，但是我要哈尔巴克希在场作为证人，他立即同意了。那一夜我们在达成这一谅解后分手了。然而，我们未能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看来连哈尔巴克希也有他的“胆怯的缺点”。当他和森面对面时，他肯定地失去了锐气。
考尔在10月27日上午11点钟以前，还没到达。哈尔巴克希和我到军长的茅屋里去见森。当森问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我说要求他给予接见，讨论作战问题。然后森看看哈尔巴克希，粗暴地问：“你来干什么？考尔已经重新指挥——你难道不知道吗？”哈尔巴克希一言末发，敬了个礼，就把尾巴紧紧夹在两腿之间，鬼鬼祟祟地溜出去了。
出人意外，森很客气地接待我。他显然是在克制着自己，他的眼圈是黑的。但是，说得轻一点，他对我献殷勤是不必要的。他请我坐下，问我要不要喝茶，是否吸烟。我坐下了，但谢绝了其他的一切。
我正式地告诉他，我要同他澄清几个问题。现在，克节朗河的灾难证明了，从这些军事行动的一开始，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根据什么下命令进攻塔格拉山脊？森说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正如塔帕尔所说的。我提醒森，所有他的下级指挥官，乌姆拉奥、我和达尔维，全部反对这种凭幻想而造成的冒险。他为何不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家们说清楚？难道军队就任凭政治家们从灾难推向灾难，而在军事统治集团中，竟无一人站起来代表他们下属的官兵说话？
我继续说，为这一系列的全部灾难性的决定，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克节朗河的军事行动；然而，在决定取消进攻之后，下令第七旅仍留在不符合战术要求的克节朗河谷阵地；决定印度空军不用来担任作战任务；在进攻已经发动之后，决定连直升飞机也不派到前方。
然后森向我作了长篇的、杂乱无章的、空洞乏味的说教。显然他对历史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引用了几个例子（在我脑海中这些是完全不相关的），说明文官政府有最高的权力。在他这种采取守势的使人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