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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滨，祖籍云南昆明，1959年生人。出身干部家庭的他，在出国前当过兵，做过导游。1986年，马海滨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的司机，开始了在维也纳的生活。27岁的他是令人羡慕的。同年底，马海滨和一位名叫文芳的歌唱演员相遇，而命运之手也即将把现有的一切颠覆。
一次联合国的联谊活动中，大使夫人邀请当时在维也纳学声乐的文芳等前去演出。活动完毕，马海滨被安排驾车送她们回家。就这样，他们彼此相识。马海滨了解到她比自己大四岁，已成家，有丈夫。但是，在以后的交往中，单身的马海滨从文芳那里得到了最需要的温暖。他们很快便相爱，结婚。
此时，马海滨已经通过倒卖烟酒和中国工艺品，积累了一笔资金。于是，1989年，两人共同成立了一家专门经销台布的公司，名叫三星。马海滨说，他的投资占公司股份的75％。在当时的欧洲，台布生意还是一个新市场，公司的货源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成本低，收益高。三星公司不仅批发零售，而且频繁参加欧洲各地的博览会，利润像潮水一样涌来。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单先生，1991年到格拉兹去”，马海滨回忆道：“他看见我跟文芳在格拉兹博览会上卖台布。回去以后，他就跟别人讲，他们在里面跟发报纸一样，就这样来形容。”他说，当年生意红火的程度真是难以想象，“每天晚上文芳一点钱，都一大摞，好几万先令。”
梦想的膨胀促使马海滨更加拼命地奔波于欧洲的各大博览会，文芳则负责打理公司内部的营运，其中自然包括了理财。对于这一点，马海滨起初并不介意，而随着时间的积累，两人之间出现了夫妻店最常见的问题：意见不合，摩擦也越来越多。
马海滨说，自己不会去计较生活中的买多少钱的衣服这种小问题，哪怕花上几千个先令也不会在意，但是对于生意上的投资和公司的进货问题，他干涉的很多。特别是在国内业务的往来上，在零点几个美金上，都抠得很紧。但是妻子和他正相反，总是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大事上却马马忽忽。再加上马海滨文化程度没有大学毕业的妻子高，高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妻子总是觉得他是个大老粗，不懂得经营。马海滨慢慢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地方，妻子总是事事以自己为中心，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就这样，双方的争吵也逐渐多了起来。吵得最凶的时候，马海滨曾气得抄起杯子，把自己18K金的名牌手表一下子砸坏。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2）
长期的争吵，使得马海滨和文芳变得貌合神离。1993年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触礁，一次回中国谈生意的偶然机会，马海滨和前女友旧情复燃。同年发生了两件事情，马海滨的前女友为他生下一女，而文芳则在怀孕后不甚流产，这两件事情正式宣告了两人婚姻的死刑。1994年2月1日，两人终于决定离婚，但谁知，在法院办离婚的当天，文芳却出尔反尔。
当天，他们心平气和地说好，一同去法院办理离婚手续。两人一起从公司出来，到了当地十五区法院。马海滨交了1000先令的费用，随后便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可文芳不但没签字，反而掉头跑回了公司办公室。气愤之余，她将电脑、电话机、打印纸等办公用品全都摔在了地上，随后便报警说，马海滨威胁她，逼她离婚，否则就杀了她。在此之前，他们吵架，她也曾报过警，马海滨被警察抓走关几个小时之后，就被放了出来。
可这次，她将丈夫告上了维也纳法庭，声称马海滨长期施以暴力威胁，也曾以恐吓手段导致自己流产。法庭判决马海滨半年不能回家，如要探望必须有第三者在场，警方一旦再度接到报警，将立即逮捕马海滨。两个月后，马海滨再也无法忍受无家可归的日子，决定回国探望女儿，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的却是十年的灾难。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3）
1994年4月，马海滨准备暂时离开维也纳，回国探亲之时，他的留奥签证正好即将到期，需要续签。出于夫妻的信任，他委托文芳关注维也纳的签证进度，他打电话跟文芳说，如果我的签证下来了，你马上通知我，随后他便回到了中国。
可回国之后，左等右等，都没有签证的一点消息，文芳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来，马海滨觉得事有蹊跷，就开始不停往维也纳打电话询问情况。在国内的近两年时间，光是长途电话费就花了十几万人民币。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合法进入奥地利的机会。
1995年底，马海滨终于打听到自己在奥地利的户口已经被注销，马海滨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重新托人申请签证，然而尽管他详细写尽了各种理由，一次一次地往使馆跑，到最后，那些领事部的外交官一见到马海滨来都躲他，可他的要求始终遭到大使馆的拒绝。最后一次被拒签，领事给他签下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奥地利不再欢迎你。
这张随意的纸条就像一道宣判书，将马海滨和他在奥地利的所有生活彻底切断。但是，更让马海滨没有想到的是，在离开奥地利的期间，他在三星公司75％的股份已经通过一份有着他本人签名的委托书，瞬间转让给了他人。身在中国的马海滨在收到这份委托书的复印件之后，感到十分震惊。他从来也没有签过这样一份文件，也从没有想到文芳会做出伪造签名，出卖他公司股份的事情。
他发现，这份委托书全部是德文写的，没有经过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奥地利驻中国大使馆的任何认证，就到了他的手上。经过专家鉴定，委托书上的签名也完全出于他人之手。1996年底，马海滨再也不能让事情这样无限制地拖下去了，他决定马上离开，回到奥地利，调查事情的真相。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4）
1996年底，马海滨通过偷渡回到了奥地利，并立即找律师展开调查。可此时，他在维也纳的全部财产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同时，他更没有在奥地利合法居留的身份。很快地，马海滨成为了警察抓捕的对象。在回奥地利的头三年当中，马海滨三次被关押，其中1997年的经历，把马海滨推上了生死线。
回忆起当年被警察关押、侮辱并押送回国的经历，马海滨的脸上显现出激动和愤怒的神情。他说提审他的警察对他十分不友好，甚至侮辱他的人格。马海滨说：“当我说我在奥地利有公司，有财产的时候，他就显现出一脸不屑的样子，摇着头说‘NO……’，还冲我大声地吼叫。”
马海滨告诉我们：“我在克拉根福特有一个代言人，钟老师。他到监狱里来看我，专门带了一些材料来，让他（提审警察）看一看。可他‘咣叽’就给打一边去了，手抬得很高的这个样子。我所说的这些东西，他全部不承认，不让我说话，就非要强行押我（回国）。我就讲了，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就让我回去，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不符合人权的。”
此时的马海滨无论如何是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的，他觉得自己很冤枉，曾经全部的生活都奥地利，可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决定以自杀来表示抗议！
在洗澡的时候，监狱里发了剃须刀。马海滨用打火机将周围的塑料烧化，把刀片取了出来。之后，他就拿万宝路香烟的锡纸将刀片包起来，塞到牙齿底下，藏起来。等到警察来押送的时候，他首先被他们用皮带捆了起来，然后上了车，开往维也纳机场。
车子刚进维也纳，马海滨就取出刀片，往自己的手腕上划去，第一下没有什么反应，当划第二下的时候，鲜血“哗”地一下喷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皮带、短裤，不一会，警察们回过头，看见马海滨面色苍白，车子的地板上流了一大片血。他们赶紧用急救包里的物品，将他的伤口简单包扎处理了一下。但他们并没有立即开车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急救，而是一直开到了一个叫什维夏的地方。那个地方靠近机场，有个警察局。他们找到了那里的警察，在当地警察的带领下，他们穿过小路，将马海滨带到了很小的私人诊所，对他进行了治疗。更让马海滨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的态度十分粗暴恶劣，强行将他按倒在地板上半躺着，还用一条腿的膝盖，狠狠地压在他下身的要害部位。马海滨疼得大叫起来。
包扎好伤口之后，他们没法再将马海滨押送回国，只得先将他送回警察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停下车在一个加油站休息，三名警察轮换着去咖啡馆里喝东西。当时，马海滨手上打的麻药药力已经过去，便开始感到疼痛难忍，不禁呻吟了起来。此时，一个年轻点的黄头发警察在车外，悠闲地抽着烟，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望着狼狈不堪的马海滨。他还打开车门，关掉车里的暖气，存心让冷风吹着马海滨，心里恨不得再让他尝点苦头。
马海滨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冲那警察咆哮，大骂他是“法西斯”。但他毫不在乎，翘着二郎腿，哈哈大笑。一个多小时以后，衣着单薄的马海滨已经被冻得够戗了，他们三人才轮换着喝完咖啡，结束休息，继续赶路，回到了警察局。
由于割脉事件马海滨被送回了监狱。在一间封闭的单人牢房关了5天之后，他被再次遣返。为了防止马海滨有任何过激的行为，警局派了三名外事警察对马海滨进行全程押送。这一次，他们狠狠地将他的手捆了好几圈，勒得他手腕上的伤口又出了血。绝望的马海滨继续反抗，他一上车就疯了似的，拼命用头去撞车窗上的玻璃。警察们看到他如此不老实，就用备用的安全带将他牢牢地捆在了车子的后排座椅上，一动也动弹不得。
到达机场后，还没下车，马海滨一看到车外有人路过，就开始大喊“救命”，拼命地吼叫，但还是被几名警察生生抬上了飞机。坐在了飞机上，他仍然继续大叫不停。警察就拿来了喷雾气，向他的脸上喷了几下。见到不起什么作用，就拿来了一卷胶带，将马海滨的嘴严严实实地给封上了。当时他就觉得自己快透不多气来了，头一下子就大了。他拼命张开嘴，从胶布与皮肤接触的边缘呼吸到一点空气，就这样，才没有被活活憋死。
1997年12月10日，马海滨在维也纳的财产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被送回了北京，而这远不是故事的结束。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5）
1998年9月，马海滨第二次偷渡回到了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后他立刻以人身侵犯和蓄意虐待的罪名指控押送自己的三名警察，并继续追究两年前的财产转让案。几个月内奥地利总统、内政部、司法部都不断收到马海滨的诉状，各大媒体也相继开始关注马海滨事件。在这当中，国际人权机构SOS，以及难民保护组织CARITAS为马海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作为民间的人权组织，他们认为，三名警察强行将马海滨强行押上飞机的行为是违背人权原则的。因为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讲，遣送的程序应当是，在被遣送者自愿的情况下，警方为其办理了登机手续后，看着他坐上飞机，然后离开，而不应当采取暴力手段。在1991年5月1日，就曾经有一位被遣送者，因为被警方用胶带封住嘴而在途中死亡。当时，奥地利警官第一次被判误杀罪名成立，但是有关他们虐待犯人的指控却被法院驳回。由此可以了解，要指控警察在遣送时虐待犯人有多困难。
指控警察的风波让马海滨成了令维也纳警界头疼的人物，而当他带着摄制组到过去的公司地址进行拍摄时，又再次和警察不期而遇。
那天，在马海滨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公司门口。他指着玻璃窗说，以前这上面写着“三星公司”，现在已经被换成了别的。我们看到，上面分明换成了“INTER”的字样。透过玻璃，两个女人在屋里坐着。海滨立刻转过头告诉我们说：她正在里面翘着二郎腿坐着呢，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原来，他口中说的“她”就是文芳，这是摄制组在采访中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文芳。
屋里的文芳很快注意到了我们，她站起身，对马海滨喊了一句：“海滨，干嘛？”海滨没有搭理，对我们说：“就这个人了，就这个人了，她还喊我‘海滨干嘛’，我不理她的。我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公司里面了，再也没回过了，家也没回过了。在这之前，路过这儿我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只能坐在电车上面偷眼地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