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身去，假装看着窗外。这时，谭功达已经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绕了出来，径直走到姚佩佩的跟前，小声道：“小姚，你这儿有梳子吗？借我用用。”
姚佩佩手忙脚乱的在提包里乱翻了一通，只找出一把篦子，问他要不要。谭功达也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把夺过来，对着墙上的一面小方镜，像模像样地梳起头来。末了，又把篦子还给姚佩佩，嘴里狐疑道：“咦，你这是什么梳子？怎么是滑的呢？”
姚佩佩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噗噗”地笑了起来。
“这是篦子。”白庭禹道：“过去的女人不常洗头，用它来篦虱子。”
谭功达“哦”了一声，又对着镜子，半蹲着身子，整理起衣领来。
姚佩佩来到县里这么些日子，还从没见到过县长打扮得这样光鲜：藏青色的中山装，雪白的衬衣；裤缝烫得笔挺，皮鞋锃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香味。别说，还挺好闻的！他的脸一定是用力洗过了，反正看上去比原先白了不少。
“县长莫非是要去相亲？”姚佩佩笑着问道。
“谁告诉你的？”谭功达诧异地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别胡说，我和白县长去粮管所办事。” 说完，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姚佩佩交待说：“噢，对了，我的桌上有一份刚刚签了字的文件，你待会儿替我送到民政科，交给罗主任。”
随后，两个人神秘兮兮一阵风似的走了。空空荡荡的楼梯间很快就传来了他们杂沓的脚步声。哼！这么急！就像是跑去救火似的。接着，她听见了吉普车马达的轰鸣，姚佩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心里道：这也难怪，这人年过四十还找不到个老婆，这一回看起来真是有点发急了。谭功达一走，姚佩佩托着下巴，乱七八糟的想了一会儿心事，正想靠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县文工团打来的。对方似乎是一个唱小生的，说起话来不男不女，听上去怪别扭的。那人问：“县长出发了没有哇？”姚佩佩说：“走了。”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
这么说，县长刚才是去了文工团。既然是去文工团，那刚才谭功达为什么要说去粮管所呢？可见这个人连说谎都不会。如此说来，县长的这个对象说不定就是文工团的某个女演员，说不定……这么一步一步地推想下去，姚佩佩忽然自己也烦了：嗨，人家去相亲，我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呢！
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门上轻轻的敲了几下，姚佩佩一转身，看见一个瘦巴巴的老头正站在门口，讪讪的笑着，冲着她又点头又哈腰，还朝办公室探头探脑，四处张望。
“怎么，县长不在呀？”老头问道。
姚佩佩想了想，说：“县长到粮管所开会去了。”
老头“哦哦”了两声，转身要走，姚佩佩叫住了他，问他从哪里来，找县长有什么事。老头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县信访办的主任，姓徐。他说，有一件棘手的事不知如何办理，因此特来向县长请示。姚佩佩一听说他有棘手之事，便赶紧请他到屋里，让他在靠墙的一张木椅上坐下。老人谢了半天，这才坐下说话。
第一章 县长的婚事（21）
“今天早上，也就是九点来钟吧，信访办来了一位乡下妇人。手里拎着一个青布包裹，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县长，我问她姓甚名谁，家在何处，因何事要见县长，妇人道：‘这个不消跟你说得，等见了县长我自与他说便了。’口气还挺硬，我反复盘问，方知她是夏庄人氏，头一天就已动身，到了天黑时分才赶到梅城。母子俩就在大街上露宿一晚，今天早上才一路问到县里来了。我再三问她有什么事，她也不说，只道是县长家亲戚。我又问她是县长家的什么亲戚，妇人冷冷道：‘这不关你的事，你带我见了县长，自有分晓。’我见她前言不搭后语，衣衫肮脏，蓬头垢面，便不敢贸然带她来见县长，但也不知如何发落。我说，‘你既是县长家亲戚，可知到县长姓什么？叫个什么名字？’妇人先说是姓张，又改口说姓朱……”
“这倒也不难，”姚佩佩笑道，“等会儿待县长回来了，您老让他们俩厮认一下不就得了？”
“使不得！使不得！”老徐一个劲儿的摆手道：“这年头，以各种名目到县上撒泼打滚的人可多了，无非是告状、要钱两件事。让县长见了反而不好办。再说了，这妇人一口咬定是县长的什么亲戚，恐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不可能的呀！”
老徐说，自己虽说在信访办兼管收发，可闲来也去县志办公室帮忙，整理个材料什么的。县长家的事，说起来复杂，可他比谁都清楚：“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县长家的人全都死光光了，一个都不剩了。”
听老徐这么一说，姚佩佩立即就来了精神。平常在县机关，有关县长家事的传说版本很多，错讹百出，大多离奇虚幻，极不可信。她曾经为这事问过钱大钧，他也是笑而不答。今见徐主任人老话多，谈兴正浓，便问道：“县长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也还不太明白呢。”
“唉，你小小年纪哪里能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说来话长，”老徐道：“他娘在梅城监狱里生下孩子，是庚子年的仲夏，我记得是七月三日。天气又热，那孩子奶水不足，溽暑正烈，加上那监狱本是个肮脏污秽之地，一个名叫梅世光的狱卒……”
“哎，我听人说，他妈陆秀米可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呢。”姚佩佩打断了老徐的话，好奇地问道。
“这个，各种文献中都没有记录。人家都这么说，反正我是没亲眼见过她。县志办还藏有她早年的一张小照，是当年她在日本穿着和服拍的。相片毕竟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不过，那眉眼长得跟县长一般无二，你要是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瞅瞅谭县长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听说，县长原来不叫现在的名字，好像姓梅？”
“那狱卒名叫梅世光，也无妻室儿女，因见这个孩子眼看着气息微弱，奄奄待死，便动了恻隐慈悲之心，悄悄地将他带到狱外，请了一个奶妈，硬是把他给养大了。”
“那他，怎么又姓了谭呢？”
老徐顿了顿，笑道：“这里边另有一段缘故。在普济一带，有一对父子，做爹的名叫谭水金，儿子名唤谭四。两人在普济河上，靠摇船摆渡为生。陆秀米自日本回国，风云陡变，革命军兴，谭四便跟着秀米创办普济学堂，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因叛徒出卖，秀米兵败被俘，谭四亦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待到秀米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之后，普济人闻听，便都猜测这孩子是谭四的骨血。可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这些猜测，本是妄人耳食之谈，可谭水金却信以为真。你想呀，谭水金老年丧子，余下这点骨血，且不说真假，老谭家的香火，仅此一脉。到了那步境地，也由不得他不信了。他便四处查访，打听孩子下落。当他最后在浦口找到那孩子的时候，县长那会儿已经六岁了。谭水金执意要将孩子带回普济抚养，狱卒梅世光自是不让，两家争来争去，就闹着要打官司。最后经人从中调和，双方各退一步，那孩子姓了谭，但仍归梅世光抚养。从那以后，县长的名字就叫谭元宝。功达这个名字是解放那一年县长自己改的。要说元宝这名字在过去的乡下十分常见，可是到了今天，毕竟封建气息太浓。你想想，现如今这陆、谭、梅三家人都死绝了，除了县长本人再也没有旁人了，你说这会儿从哪儿冒出个亲戚来？”
“那您打算怎么办？”姚佩佩都听傻了，张着嘴看着老徐。
“信访办的几个同志商量着，替她凑几个钱，打发她回去便了。我想，为慎重起见，还是等县长回来再说。”说完，老徐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第一章 县长的婚事（22）
8
县文工团设在城西山坳中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据说，这座围着黑铁栅栏和卫矛的建筑最早是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后来，一度是梅城监狱的所在地。辛亥之后，陆秀米曾在这里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之久。花园四周，树木簇掩，山石拱卫，显得极为幽僻。如今，县文教局、文化馆和文工团都在这里办公。
谭功达的吉普车抵达那里的时候，文工团的团长已经在门口迎候多时了。他的身边还立着一位白发长者。
团长介绍说，这位老人当年在监狱的厨房当伙夫，已经七十多岁了，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据他说，他曾见到过令堂大人。”团长这一介绍，那老头就不停地点头：“见过的，见过的。”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园子很大，修建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园子中间有一座喷泉，一尊铜制的天使雕像。地面由碎砖铺成，砖缝中长满了青草。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喷泉池中的水还是满的，只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锈。那座雕像有些歪斜，不远处钟楼的指针早已锈坏，永远停在了八点一刻。园中的一株合欢树下，花瓣落了一地。谭功达不喜欢这个地方，到处都显得阴森森的。
三楼的一扇窗户开着，从里边传出手风琴的声音，反复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有一个老生演员正在吊嗓子，他唱的是《三家店》里的“打登州”。每唱一句，都会传出一片叫好之声，弄得谭功达心烦意乱。几个人一声不吭的沿着花园四周的回廊转了一圈，团长就请县长上楼参观：“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当年县长您出生的那个房间？”谭功达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对身边的白庭禹道：“不看了吧？”白庭禹赶紧道：“既然已到了这儿，还是看看吧。人家还专门请来了向导……”
二楼的走廊里光线阴暗，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楼道里搁满了演戏用的道具和杂物：鼓，戟，枪，旗，锡箔刀，戏服和髯须堆得到处都是。白发老头侧着身子挤到谭功达身前，介绍说，当年陆秀米被关押期间，待遇优厚，除了不能出门之外，她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么大的房子，就关着她这么一个囚犯。食堂的厨子伙夫，杂役，夹在一起一共有十一个人，都来伺候她一个。梅城统领龙庆棠还隔三差五的派人给她送点心来，甚至他本人还专门到狱中来看过她几次。那时的监狱不像现在，他常常看见秀米在院子里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坐在藤椅上读书，“我呢，那时还小。心里想，一个人要犯怎样的罪才能被送到这么好的地方来？龙庆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待人倒也和善，没有对她动过刑，从头到尾都待若上宾……”
团长见谭功达脸上渐有不豫之色，可这老头越说越不着调，赶紧拉了拉他的袖子，老头立即就不吱声了。
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它物。
“这是圣芳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她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有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伺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第一章 县长的婚事（23）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