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钱和60斤粮票；某检察长不仅通了信，给了钱，还提供了去处。
我让人把审问笔录复制了一份锁入我的抽屉，原件存入卷中，安排三人小组保密，不准外传。
按说这些人的活动，已超出了法律范围，其本身已经触及了法律，构成了包庇罪和袒护罪。将他们绳之以法，是完全够格的了。但我没有那样做，也不打算那样做，因为考虑到亲生儿子犯罪，爹娘老子为其开脱、活动，是情理之中的事。常言道：“孩子看见自己的好，庄稼看见别人的好。”这是人的天性。至于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权当他们没有掌握好或对法律不熟，先作错误看待。也考虑到处理了儿子，再治老子的罪，一下就是一大片。而且一下处理这么多显要人物，对稳定大局，开展工作绝对不利。但这有个限度，那就是儿子非判不行，看老子跳不跳出来。如果不跳出来，事后批评、教育算了。如果谁敢跳出来，那就按法律行事，绝不手软。打定这个主意，我便召集了“严打”总指挥部会议。全体常委都参加。
两个女子被抓，而且寄押到洪洞县，审问的情况谁也摸不着壶把。会议开始一片沉默，谁也不知该说啥了。我只得有分寸地通报了情况，说两个女子交代原诉材料全部有效，撤诉事出有因，全部无效，请求收回。至于撤诉原因，与本案无关，暂时无需给大家讲，请按本案事实讨论，提出意见。又是一阵沉默。“被告翻供怎么办？”法院的人提出了问题。
“重证据重调查，不轻信口供。只要证据确凿，他不承认也能判。”这是公安局的意见。
“原告撤诉在先，被告翻供在后，肯定是串了供。现在原告说撤诉无效，被告是否还翻供？”政法委书记这样说。
“这案子翻来复去，越搞越复杂了。听说有几家在临汾请了律师，可得慎重点。”说这话的是妇联主任。
“我看这个案子材料充足，证据确凿，早就能判了，还不是拖出的麻烦？只要原告不撤诉了，被告承认不承认都能判。”检察院参加三人小组的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他是三人小组的成员，可能我说的暂时不便讲的事情，他都了解，此次讨论的意见就集中在他这意见上，最后一致决定由法院做好准备，出示布告公开审理。
开庭前两天的晚上，县长老王电话里说，临汾来了两个律师，同他是熟人，让给我传个话。他们看了案卷，调查了被告，说这案子开庭有问题。一旦开庭若律师把检察院辩住了，怕不好下台。并说人家律师也是好心，怕我刚来不久，出了这样的问题，以后不好工作。我让王县长代我谢谢那两位律师的关照，并转告我对律师辩护的看法。他们受人聘请，应在法庭上依法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看来是为当事人辩护，实际是为法律辩护。只有通过律师的辩护，才能使法律更加公正。请他们不要受任何影响，尽可能施展他们的辩才。最后让王县长送走律师后，来我办公室一趟。
王县长比我还迟来两个月，一来就忙上了全县的经济工作。这些事情我没有怎么打扰他，怕分散他的精力。等他来了，我让他看了锁在我抽屉里的材料。他大吃一惊，这个从地区水利局下来的业务干部，平时内秀得像个大姑娘，这回竟然拍案而起，说这伙王八蛋，坏透了，坏透了，怎么能干出这种卑鄙事来！我讲出了我的本意，他也表示同意，而且说你越不公开，他们心里越发毛，以后敢捣蛋，新老账一起算。我请他如有兴趣，同我一起去听审，轻松一下脑子。他说有几件事正咬手着哩，不去了。
开庭这天人来得很多，法庭里坐不下，外边还站了不少人，听着喇叭。我去了坐在旁听席的后边。法庭调查时，几个罪犯全都对此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怪不怪呢？一点也不怪，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律师前天去监所接触他们时，他们一个个对所犯罪行为矢口否认。怎么今天就供认不讳了呢？这就是本县的县情嘛。“严打”指挥部开会的消息，通过他们的渠道传了进去，他们再要顽抗岂不成了怪事？那他们的老子在汾西这么多年的官儿不白当了？
可怜的是那两位远道而来的律师，他们翻阅了案卷，调查了罪犯，查阅了法律依据，辛辛苦苦写好的辩护词，被罪犯们问一声答一声“是”，搞得一句也没用了。临到法庭辩论时，审判长宣布由被告的律师开始辩护。其中一位律师站起来说：“被告×××等，对律师隐瞒案情，不讲真话，本律师拒绝为他们辩护。”说罢夹起公文包，拂袖而去。另一位律师亦说：“律师辩护的依据是案情，是事实，是法律。被告对律师说了假话，本律师无法对他辩护。”说完也退了席。两位律师的表现，引起了阵阵掌声。他们路过我的座位时，看得出他们很不是滋味。我马上告诉坐在身旁的通讯员，让他把两位律师护送到王县长家里，告诉王县长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宣判后，法庭内外掌声雷动，还有人带头喊了口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不是我自吹料事如神，而是对这些人太了解了。果然不出所料，宣判后那位副检察长大发雷霆，痛骂两位律师：“老子花了一百多块钱，雇你们来辩护，你们连个屁都没放就滚蛋了。老子的钱是好挣的？一定得叫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他打发人去车站找人，班车已经开走。又亲自带人坐吉普车去追，追了20里地拦车检查，车上没有，又追到招待所去查。岂知王县长接到我的话，早用他的车把两位律师送到临汾了。案件宣判后，自然又是一番热闹。作家张平在《法撼汾西》第四章《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里已写清楚了。他是作家注意细节，我是县委书记，哪能记得那么细呢？倒是有他没有写的，我还得说说。
事后那几个罪犯的老子，都先后找过我，有的口头认错，有的交了书面检查，表示痛改前非。人大主任提出换届时辞职，回村养病；再不插手县里的工作，但要求在生活上关照他，特别是药费报销上要给照顾。他还真说到做到，后来找过我几次，都是一些生活小事，帮他解决了，他还挺满意。那个法院副院长检查自己教子不严，自食苦果，近似哀求地说他工作40年，熬了个副院长，恳求不要处分他。我答应不受处分可以，副院长是不能当了。平行位移，当了个副院级调研员。特别是那个副检察长，连交三份长长的书面检查，每次去了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说他一定接受教训，他搞工作30年，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出了法律部门。我说出不出司法部门再说，反正是检察院不能再干了。你的所作所为是不够当检察官的条件了，随后即把他调出了检察院。
张平的小说发表于1988年，成书出版于1991年到1994年。两年后，县里一个大干部“对号入座”，策动“汾西县最大的官”谋划告状。《法撼汾西》在北京丰台法院吃了官司。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有这位原副检察长，说张平在《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中侵了他的名誉权。庭审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法官问：“你咋能说小说里写的副检察长就是你？”
答：“他写的汾西县，写的刘郁瑞是县委书记。我就是那时候的副检察长。”
法官问：“还有什么依据呢？”
答：“他写副检察长的儿子是流氓，我儿子就是流氓，所以我认为他写的就是我。”
法官问：“哪些方面写得不真实侵了你的权呢？”
答：“他写的我儿子强奸、轮奸妇女五六次。我儿子实际只强奸、轮奸妇女三次。”法官
问：“还有呢？”
答：“他写的是在自己父母办公室里作案。我的办公室在检察院他不敢去。他母亲在二轻局，是在他母亲的办公室，不真实。”开庭那天因路上堵车，我去迟了。休庭时在门口等张平，几个原告看见了，立即回座里，再没出来。回到县里，在汾西县电视台大放庭审录相，
不见记者拍他的镜头。有人问他女儿：“怎么不见你爸的个人镜头？”他女儿说：“上午他还可以，听说刘书记去了，一下午口抖得连话也说不成，还往裤裆里尿了三次。”
看到此，大家就一目了然了。是作家侵了他的权呢？还是他自己有错呢？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1）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1年第6期〕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 ⊙关庚寅
备受新闻界关注，被称为南有“腐败红楼”北有“奢华夏宫”的惊天大案终于判决了。
据新华社电稿称：这个占地千亩，耗时三年，花费2000多万元的庄园，仅仅是设计的一部份，按夏任凡的设计，庄园还有一处停机场。其豪华程度可想而知。
大走私犯赖昌新所建的“腐败红楼”在其奢华程度上难望其项背。夏宫主人夏任凡不但在震惊全国的沈阳“慕马”大案中扮演了行贿的角色，而且成了死刑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夏任凡原本辉煌的人生发生了可悲的转折？它又是怎么自取灭亡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呢？
是悲是喜，“夏大胆”被判死刑
作为一座城市同龄人，我一直观察他、琢磨他、试图破解他，因为他那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的人生，高贵俗气；相互矛盾的灵魂，以及英雄魔鬼集于一身的形象，使人们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2003年2月8日，那起备受新闻界关注，被称为南有“腐败红楼”北有“奢华夏宫”的惊天大案，厚厚的75页，足足有4万多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小说容量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沈刑初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记录了这个案件一波三折、历时两年的艰苦历程，如今终于下达了。自然，每一页都显得那么沉重，每一页都在向社会展示着那一代人特有的时代印记。
夏任凡，原沈阳市客运集团总经理，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普普通通农村孩子，以无比的
真诚、顽强的毅力，战胜了自卑，经历了“老三届”知青经历的一切，搞文革、下过乡、参
过军、当工人，1982年又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从此，他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惊天动地的事件，走向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无论做什么都想努力去创造人生的完美，然而，却在追求完美中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走进地狱。2003年2月8日，在庄严神圣的法庭上，当审判长宣布开庭，两名法警将夏任凡带上被告席时，全场旁听者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已过“天命”之年的夏任凡，作为改革的闯将，已经失去了昔日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英姿；作为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已经没有了“夏老板”的尊贵与傲慢；作为自命不凡的探索者，他已经没有了“夏大胆”的自信与豪放。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罪犯，那花白的头发，臃肿的身体，声音粗哑以及布满皱纹的脸上，只有恐惧。他绝望的眼睛中，不时地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希望。但是那个令人绝望的可怕判决，还是终于出现了：他被宣判为死刑。那一刻，他就像被枪击一样，顿时瘫痪了。他知道他的最后时刻来到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又是这么一个结局，他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他承认他有罪，甚至是罪大恶极，但自认为不至于死刑。为此，他感到有些委屈，有些冤枉。可是此刻，他已经没有资格在法庭上讨价还价了。一个城市的知名度，是和它在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历史转折关头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共和国创建初期，尤其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时，沈阳都名扬四海，一直是国家的“宠儿”，而每个历史阶段，也都会产生与之相匹配、无愧于时代的典型。像20世纪50年代的尉凤英、李素文，60年代的雷锋、张成哲，70年代的张铁生……
一时间，这里也成了生产典型的摇篮。
然而，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人们和新闻界又习惯地把目光盯向沈阳，殷切地希望这里再出现一个崭新的改革者形象，使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更加波澜壮阔的美好前景。于是，这个改革者便在占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了。1983年8月，沈阳有一位年方34岁的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