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以及黄金储备，发行了以32 亿马克为限的新币制，并得以暂缓战争赔款的
偿付，这才使得德国经济在经过几年的动荡之后逐步恢复正常。
阿登纳领导科隆市在走过这段艰辛的日子之后，开始了两手计划。一方
面他着力于改善人们生活，尽可能多地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他全力展开了市政建设。他的目标是要把科隆建设成为德国和西欧之间新的
连接点。他要改变科隆的面貌，恢复科隆的古老文化和壮丽建筑，改变科隆
人的精神状态，他要在一切方面树立起人们对德意志，对科隆历史和文化的
信心。“发生政治灾难的时候，特别适合于干一番新的创造性事业”，阿登
纳作如是说。
第一件事是需争得对科隆周围碉堡的拆除权。在他看来，这些碉堡令人
想起战争的阴云，而科隆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和平美丽的城市，人们不能总在
战争的阴影下生活。阿登纳经过与市代表会议代表们的艰苦舌战，终于获胜。
碉堡一一拆除后，他在城市周围建起了供人们休憩的绿化地带。他认为绿化
对人们健康至关重要，而人应该尽量与大自然结合，作大自然的朋友，这样
人的心灵才能得以净化，才会自然主出和谐感。他认为他的责任是尽量为他
的人民创造这样的生活环境。
在那时候，为了取得同事们对他计划的支持，阿登纳开始学会使用一些
谈话的技巧，并讲究一些策略。科隆的同仁们对他的评价是既聪明又狡诈。
1926 年，阿登纳计划要建立一座跨莱茵河的大吊桥，因为预算的关系，市议
会中多数人主张建立一座拱桥，其中共产党议员反对最为激烈。他让讨论暂
停。然后，他把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们单独请来，告诉他们赋予列宁格勒以
罕有而特殊美丽的正是那座城市的吊桥。实际上，阿登纳从未去过列宁格勒，
也对那座城市及其桥梁一无所知，但他深谙人性，明白德国共产党人对革命
的俄罗斯满怀激情。他如愿了、尽管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为他谈话的内容打动，
还是为他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但他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科隆市增添了
一座美丽的吊桥，而阿登纳也获得了精明实干政治家的名声。
另一件大事是修建展览馆区，举办“普雷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
型国际新闻报刊展览会，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参加了，来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政
治家。阿登纳作了周密的策划。展览馆区建筑的宏伟以及展览会的成功使得
科隆和阿登纳的影响陡然扩大。全世界的主要新闻机构都报道了这一盛事，
阿登纳出尽风头。
接下来，他又搞了一个纪念莱茵地区归属德国一千周年庆祝大会，搞了
古代德意志艺术和重要历史事实的展示会，他想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确立
德国人对莱茵河地区的信念。在凡尔赛和约中德国被迫接受了协约国关于莱
茵地区的安排：莱茵河西岸划归法国，东岸50 公里以内不许设防。阿登纳意
欲加强莱茵河西岸是属于德国的这一认识。
在阿登纳当政的时期，科隆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它既成长为德国西部经
济文化的中心，莱茵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又以其宏伟的建筑和优美的自然
环境成为欧洲当时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即使以后不当联邦总理，阿登纳以他
做科隆市长的政绩，也足以自傲于世。他积累了政治声誉，也积累了许多宝
贵经验。在很多年后谈到这一时期时，阿登纳一直为他的作为感到满意，他
说：“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可以做许多事情，直接去做说服人的工作。好就好
在这里。那时的情况迫使我独立行动和单独作出决定。这对我今后极有好处。
我懂得了不能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责任，有时政敌也可能会有相当明智的见
解。我学会了这一点。”
通过在菜茵省委员会、省代表会议以及普鲁士议会的活动，阿登纳的政
治范围扩大了，他学会了从相对整体的角度来把握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与国
内外许多名人会晤，同中央政府的要人们建立直接联系，并跟大多数担任领
导的欧洲政治家私交甚厚。人们赏识他治理科隆的才华，也折服于他敏锐的
政治眼光。1926 年，中央党的领导人认为阿登纳也许有能力使魏
玛政府变得强有力些，于是两番邀请他到柏林组阁。
阿登纳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从不轻易下结论、决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他
的心为之所动，但却不形于色。他倒不是不愿承担政治风险，而是要权衡利
弊得失。多年的政治经验形成阿登纳的一惯作风：遇事总把周密的分析和明
察秋毫的政治本能结合起来。他先跑到柏林去探了探政治气候，感觉到成功
的机会不大：接着又同各党派都分别进行了接触，更确信他在国会中将可能
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于是，他拒绝了组阁，又回到了科隆准备继续做他的科
隆王。
因为有这么一个插曲，很多人设想如果这位才能出众的政治领导人在那
时当上了政府总理，历史该发生何等深刻之变化：也许希特勒在取得政权、
并给德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之前，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假设毕竟是假
设，阿登纳一直确信他当时决定的正确性，他十分肯定他说：“我没有机会，
看来我不会取得多少成就。”
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状况吧！这样或许可以明白
阿登纳当时拒绝组阁的原因。
自1918 年诞生起，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便是多灾多难。它的宪法虽然赋予
了各政党以充分的民主，可长期处于帝国政治制度下，又经历了战后政治、
经济、社会动荡的各党派却不能有效地适应这种自由的新制度。在帝国时期，
它们没有尝试过协调政策；战后，它们又不能学会相互容忍和相互妥协，因
而，充分的民主反使它们不能力就探索共同的政治目标走到一起。在这种憎
形下，政治上我们便看到魏玛政府大多数情况下的一般构成，即清一色的少
数派组成政府，政府在国会中不得不依靠大多数的容忍来取得支持。这种结
构是不稳定的，执政党的议会联盟稍有分歧便会破裂。魏玛共和国一任总理
平均只能干7 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阿登纳拒绝组阁，自有其充分的道理。
在拒绝组阁的三年半之后，阿登纳在选举中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对手，第
二次当选了每届任期十二年的科隆市市长。科隆市组织了盛大的典礼庆祝他
的连选连任。阿登纳泰然受之。当时他53 岁，他打算待这一届于满之后到
65 岁便退休回家伺弄他的花园，他十分热爱园艺。但始料未及，到1929 年，
一个新的动荡时期又开始了。
1929 年10 月24 日，这一天被西方国家称为“黑色的星期一”。美国纽
约华尔街突然出现了股市大滑坡，一下子造成全美的金融恐慌。美国金融恐
慌立刻波及靠美国道威斯计划帮助建立起来的德国金融体系，德国的财政状
况迅速恶化。经济萧条很快蔓延至西方所有国家：美国、德国、奥地利、英
国，以及依赖农产品出口和外贸的中欧、南美、大洋洲国家，最后是法国，
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求自保。德国由于对英美
经济的依赖和它本身不能以关税壁垒自保的情形，处境十分不利。从1931
年5 月到7 月，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42％， 1932 年的工业生产
比1929 年危机前几乎下降了一半，破产的银行和工商企业达一万多家，失业
工人高达700 万，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
经济的岌岌可危加剧了社会的动荡，魏玛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更
迭，可是，无论是社会民主党的缪勒、天主教中央党的布鲁林，还是冯·巴
本和施莱彻尔将军组阁的政府，都无法克服尖锐的财政困难。魏玛共和国诞
生之初就背着重重的历史负担：虽然它对于帝国的灭亡毫无责任，却因继承
了威廉帝国的遗产而不得不承受履行帝国覆灭所留下来的凡尔赛条约的义
务，后者的许多强加性条款令德国人感到内心不服。于是，在这个经济、社
会的困难时期，民族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惯于煽动的希特勒很容易就把签定
令德国人受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责任加在了魏玛共和国的身上。
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阿登纳开始时不相信纳粹真的能够上得了台。作
为普鲁士议会的议长，他经常上柏林去，一般是一月一次。动荡时期他看到
纳粹分子经常“大打出手”，他也看到当时身居要职、肩负国家重任的政治
家们不去制止这些暴行。他很震惊地和柏林许多有影响的人谈过纳粹问题，
希望敲起警钟，但毫无作用。危机已迫在眼前，他感到“大家就像一只一动
不动地呆在毒蛇跟前的兔子一样，等着成为毒蛇的口中之食，毫无抵抗和麻
木不仁地看着悲剧演下去。”他建议魏玛政府采取一些强有力措施，比如有
效训练一支警察部队以维护社会治安，制止纳粹分子的野蛮行径，但没人响
应。他眼见魏玛政府的领导者拥有国家权力手段而不去使用，任由共和国被
纳粹侵蚀，民主被纳粹践踏。当他以旁观者眼睁睁看到魏玛共和国最终覆亡
在希特勒手中时，阿登纳深深地被刺痛了，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家的无能与庸
碌、民主的软弱在历史的危机关头的危险作用。他一生都谨记着这个教训。
1933 年1 月30 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组阁。当时阿登纳还担任着
普鲁士议会议长，普鲁士代表会议所拥有的某些权限令纳粹感到碍眼，纳粹
在此时已是为所欲为，准备通过法律手段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作出这种决
议的权力，掌握在由普鲁士总理、普鲁士代表会议主席和普鲁士议会议长组
成的三人小组手中。2 月初，普鲁士代表会议主席克尔邀请大家开会，想在
纳粹提出国家总改革的时候作出一项关于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的决议。普鲁
士总理布劳思没有出席，代替他的是当时已被任命为“普鲁士帝国专员”的
冯·巴本。作为普鲁士议会议长，阿登纳在会上义正严辞地指出：这个小组
无权作出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的决定。因为第一、冯·巴本不是普鲁士总理，
无论是国家宪法还是普鲁士宪法都没有规定有什么“普鲁士帝国专员”；第
二、他本人作为普鲁士议长决不签署同意这样的决议。说完，阿登纳头也不
回地离开了会议。
他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事态发展。克尔和冯·巴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
了解散代表的会议的决定。他那桀骜不驯的独立个性使他成为纳粹的眼中之
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3 年3 月，希特勒在大选前的竞选旅行中来到
科隆，他满以为阿登纳会到机场去欢迎他的到来，阿登纳却拒绝这么做，并
以最大限度的怠慢来表示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领袖的摈弃和蔑视。两天
后，希特勒在科隆发表演说，纳粹分子在城里挂满了宣传标志。阿登纳一大
早就命令市政工人取下了挂在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帜，为防止纳粹分子捣
乱，他又派出了一队警察去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他的做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不想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
人同自己作对。大选之后，纳粹掌握了绝对权力，阿登纳很快成为不受欢迎
的人，大受排挤。他被加上凭空捏造的反对科隆人民的罪名，成为“叛徒”
和“人民公敌”，当众受辱，并最终于1933 年春天，被纳粹赶出了科隆城。
在被罢黜之后，阿登纳曾经上过柏林找当时的普鲁士内务部长戈林申诉
自己的情况。可以想象戈林对他的态度，他早已上了纳粹要消灭者的黑名单。
此前纳粹曾经暗示说如果他愿意主动引退，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他
却拗执地呆到别人把他撵走。被罢黜的阿登纳命运悲惨，这时他带着七个儿
女，一贫如洗，没有退休金，银行存款也被冻结，连家庭生活也失去了保障。
突如其来的变化给阿登纳内心的打击极为沉重，他需要有一个时期来对
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作出思考。于是他把家人留在勒恩多夫，独自跑到离莱
茵河十五公里的玛丽亚拉赫山的一家本尼狄克教派的修道院中隐居起来。修
道院的住持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在这儿可以暂时避开纳粹的注意，不被其
搔扰，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
“科隆之王”在修道院里留居了将近一年，这是他在纳粹时代过得最有
意义的日子。修道院里有着丰富的藏书，他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他有充
分的时间来进行思考分析。林中漫步和阅读书籍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据阿登
纳自己说，日后他关于欧洲和平的构想，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