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当希斯又被召到该委员会时，麦克道尔就问他曾否见过黄鹂。希斯当即露出兴奋目光，愉快地回答说，“我看过，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就在这里波托马克河上呢！”过一会又说，“它们飞回来就在这些沼泽中营巢。头部很美丽，真是漂亮异常的鸟。”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它给委员会的印象如此深刻，却是他想象不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家庭情况这样了解，只有交往极深，才有可能。因此，尼克松提出的两人对证，就在8月25日在纽约的“海军准将旅馆”的第400号房间举行了。这是这案件中的重要转折。在尼克松的质询下，在钱伯斯显然对他了若指掌的情况下，希斯开始狼狈起来，他揭发钱伯斯的原名是乔治·克罗斯利，是他三十年结识的一个自由投稿的作家，经常赖账不还。于是尼克松开始进攻。他要希斯提出三个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希斯显然心烦意乱，就回答说，“可能的话，我就提出来。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问题呢，我看着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是在1935年。我想能肯定知道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的，就是那时和我在奈伊（即军火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尖锐交锋。然后在这两个主要人物，众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和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进行了下列对话：
『麦：那么，你确认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了？
希：根据他的证词，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麦：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他家里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就是说按照你的证词所说的。麦：你肯定就是他了？钱：肯定是他。
（这时希斯先生起立向钱伯斯先生方向走去）
希：现在，我要正式声明，我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委员会的范围外作出同样的证词，放弃免除诽谤起诉的特权。我看你敢不敢这样干。我希望你快点。我不会碰他一下的（对拉塞尔先坐讲）。倒是你们在碰我。
拉：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主席要我坐时我会坐下的，拉塞尔先生，在主席请我坐下时——
拉：我不希望发生任何骚乱。
希：我没有——
麦：请坐下。
希：你知道是谁挑起来的。
麦：我们暂停作证几分钟，等我回来时继续进行。』
但是已经太迟了。希斯大错铸成了。直至那时为止，他进行孤注一掷还是有理由的。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和钱伯斯各执一词，两人的社会声誉相差甚远，结果如何，是不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做过共产党员也算不了犯罪，而且盗窃政府机密罪的起诉法律限期也已经过了。该委员会几乎已准备不打算从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中做什么文章了。可是，由于希斯估量钱伯斯没有胆量放弃在国会作证可以免除诽谤罪的特权，并声明要控告他诽谤，他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钱伯斯只能被迫摆出证据。而这件事就会挪到法庭去处理，由它判定究竟谁在说谎。诉讼失败的一方将会被判作伪证罪，还得被判坐牢。
八天以后，又在华盛顿公众面前举行一次希斯－钱伯斯公开对证会。这时，希斯的信心显然已经锐减。他带来律师，每次答辩总是先转弯抹角地说“就我记忆所及”等。甚至问他这次来作证是否是被传讯来时，他还是回答：“我是接到传讯以后自觉自愿地来到这里的，在这意义上，我是被传讯来的——我可以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对众议员们说，希斯曾给了他一部1929A型福特牌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汽车登记处核对。希斯软弱无力地回答说；那是一辆旧车，是弃置在街上任其蚀烂的车，“实际上无经济价值可言”，所以他让克罗斯利拿去了，或者是他以为让他拿去了。他开始说。“就我记忆所及，我给了克罗斯利”时，尼克松就插嘴说：“噢，谈到这点，请稍等一会，我不想打断你那‘就我记忆所及’，但是，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汽车，你完全可以答‘是’或‘不是’。希斯先生，在你一生中，你究竟送了多少辆汽车给人呢？”这句话引起的笑声并不是友好的。当希斯还是拐弯株角，坚持认为他“现在能记忆到的”就是他给了克罗斯利那辆汽车，就“象我可能让他使用我的公寓一祥而已，”这时笑声停止了，全场寂然。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这样想：你不会把你的房屋和汽车给一个你明知是赖帐朋友的。至于希斯提出那三个证明人，都是无补于事：一个已去世，第二个找不到，第三个完全记不起有一个人叫做克罗斯利。
两晚以后，钱伯斯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对辩，在电台《答记者问》的节目上出现。他说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也许现在还是。”这时，全国都在等待希斯，看他会不会在法院控告钱伯斯诬告。他们等了又等，等了很久，终于希斯在9月27日于巴尔的摩市以破坏名誉为理由控诉钱伯斯。这件事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竞选运动就在全国开展了。这本来是希斯让事情了结的好机会。后来事态证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共和党人被杜鲁门的胜利弄到目瞪口呆。他们已不再能控制众议院，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不能控制。而且，该委员会里有两名共和党人在众院竞选中也落选。但是，事态发展迅速，已远远不是众议员的问题了。11月17日星期三，钱伯斯要作为被告出席在巴尔的摩市举行的法庭审讯前的听证会。那时，如果他确有真凭实据的话，他就要把以前和原告交往的证据摆出来给希斯的律师看。既然钱伯斯被迫走投无路，他就只好摆出毫不疑义的事实，结果震动了全国：原来早在十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里西拉和惠特克·钱伯斯都曾是苏联间谍网的成员，都曾把国家机密向俄国人泄露。
1938年4月钱伯斯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但从1937年5、6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把他当时能弄到手的一切机密文件、电报、报告和急电都给了钱伯斯。这些东西用三种方式传递。有些是原文，钱伯斯缩微拍摄后就还给希斯。有些则由希斯亲笔摘要。而有些则由普里西拉·希斯用她的伍德斯托克牌的打字机在家里打下来，然后，她的丈失就把文件塞回到国务院卷宗里去。这样做的还不止他，还有一个国务院的贸易协定处处长、一位美国世家后裔叫做亨利·朱利安·沃德利，亦曾向钱伯斯提供情报。沃德利这时承认了。起诉限期的法律条文使他逃避法网。但希斯曾经矢口否认。他走过头了。他已作了伪证，现在已经走进陷阱不能自拔了。
※※※
钱伯斯在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曾把三卷微型胶片和八十四份文件——其中有四十三份是普里西拉在打字机上打的，四十一份是阿尔杰手写的——故在一个黄色大封套里。他把这封套放在他的内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律师内森·莱文那里，叫他把它保管好。现在经过十年以后，他又在1948年11月14日来到莱文那里，要他那个封套。它一直放在一个杂物柜顶，覆消灰尘。莱文要站在浴缸上才拿到它，钱伯斯拿进厨房里把灰尘掸掉，把那打出来的文件和手书的摘要带到巴尔的摩市的预审听证会来。会上突然出现这样的材料肯定是使希斯惊惶失措的。但他还能保持镇静，叫他的律师立即把文件转给司法部。这一着很聪明。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些是机密文件，那就完全可能使钱伯斯就此住口。而且对钱伯斯来说，他还有一个危险，把文件拿出来就暴露他本人接受过机密文件了。尼克松的工作人员正苦于无计可施，怕不是希斯而是钱伯斯被逮捕。但聪明的不只是希斯，钱伯斯并没有把所有文件都带来这个预审听证会。他把一些微型胶卷藏在他在马里兰州自己那个小农场，放在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上，众院的调查员向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材料，他就带他们到那里去。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下令把南瓜内藏着的文件由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两天以后新闻报纸才知道其中内容。
民主党人为此事大喊大叫。这些“南瓜文件”似乎是钱伯斯这个戏剧性事件的最拙劣的表演。因为从现在向新闻界公布的文件性质看，竟然要派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似乎确是可笑的。正如A。J。利布林在《纽约人》所写的，它们是“鸡毛蒜皮的东西”。即使在1938年，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更不用说现在是1948年了。有一份文件说日本人企图在哥斯达黎加一个岛上买进锰，但那里根本不出锰。另一份一本正经地提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方交换参谋。第三份则是在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快要占领奥地利的时候所写的。它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看法，说：“希特勒要争取一次外交胜利，奥地利可能成为牺牲品。”
这些都是可博一笑的。但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上要笑的话，这算是最后一次了。其他文件陆续透露出来以后，显然有些是对莫斯科很有用场的，还有一些现在也不能对记者公布，因为根据国务院的鉴定，甚至当时在1948年它还是绝密文件，公布出去不能不危及国家安全。而且文件内容还不是主要之点。即使内容只是气象报告或交通事故也罢，但落在共产党前交通员的手上，也使人大吃一惊，也是一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全面调查的案件。因为所有文件都是用D号密码写的，而这是国务院的绝密密码。这意味着这密码已被破译了，已危及美国外交高级机密了。别国特务已可以随意偷听，可以从美国和友好国家外交官交换情况中获得情报，诸如机密情报员名字、部队转移情况、总统指令等等。事实上在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把南瓜文件中的放大照片进行审查时，他认为要是这些文件在1938年落在其他政府手中，特别是D号密码，那是“非常危害美国利益的。”
现在，政府别无其他办法了。尽管杜鲁门总统在各次记者招待会中，还继续说有关间谍活动的议论都是想把选举运动转移目标，但他的司法部已经动手把迄今为止还是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掌握的证据拿了过来。在纽约市，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把微型胶片的放大照片给他们看，并对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发出传票。12月15目，对希斯所犯的两条伪证罪进行起诉。初审于1949年5月31日开始，陪审团中八人认为有罪，四人认为无罪，意见分歧，初审于7月8日结束。对于法官，那时人们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因为他一直都关心希斯的案子，老是驳回起诉一方的要求，对被告一方加以支持，拒绝让一些人出席作证，而要是这些人可以出庭的话，就会把陪审团感到困惑的问题得以澄清。那些指望希斯被判罪的人对他是失望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国内自由派人士的注意，并大大地触犯了他们。民主党人一直都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审讯的进行，希望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辩解过去。陪审团的这个僵局也使他们失望。竟然有八个陪审员听信了钱伯斯，这对他们是个打击，而且他们不想和一个初出茅庐、喜欢争论不休的共和党议员冲突。但尼克松确是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异常关心希斯，希望他平安无事”，这无疑是事实。甚至说法庭“对起诉一方的成见显而易见”时，这也是说公道话。但他要求对该法官进行调查，就不明智了。而且当有些人认为是非分明就可以了的时候，他却说“一般美国人认为在这案件中不必研究法律程序，”致使这些人很不高兴，那就更加不明智了。因为没有法律程序的审讯就是搞私刑。忠于希斯而又有点无可奈何的利布林说，看来“如果不把不合乎尼克松口味的人判罪，那就是‘非美’了”。此外还戳了他一下说，尼克松“的处境，有点象个年青银行出纳员，把他全部积蓄在一只马上押了一注，而这匹马看来却跑不动了”。
但是钱伯斯却没有跑不动。在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审讯时，在新法官守正不阿而代表希斯那个新律师又没有那样装模作样的情况下，钱伯斯就更为自信了。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重要的政治审讯必须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来考虑的。而整个1949年和1950年1月，即到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冷战的气氛逐步剧烈起来。在两次审讯期间，蒋介石每天都在中国共产党进攻下节节后退。到了第二次审讯判决时，他已经把全部地盘都丢了。在东欧，红军则把民主政府逐个扼杀，西欧正在结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求自卫。在两次审讯之间，俄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国内，司法部长开列的颠复组织，逐月增加。现在告发间谍事件已不是新鲜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