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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的想法是蔑视权威，不受约束，把共产党分子拖到煤气厂后面打断他的脖颈。普通人是相信此道的，因为他们和麦克阿瑟一样，对美国的国家政策感到腻烦。国家政策同他们儿时所学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并且有违传统。朝鲜的没有胜利的战争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过去他们学到的是，美国要避免纠缠在联盟里面。如今却希望他们忘却这一切。美国部队成了北约兵力的中坚，到1952年底，这支兵力将包括五十个师和四千架军用飞机。为了支持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正在投入空前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来制造军用装备。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月月有所扩大。这还不算，几年前美国好不容易才渡过了大萧条，现在似乎又在向全世界的贫穷国家施舍它的新财富。所有这些东西的帐单正在转嫁到越来越感到不满的纳税人的身上。
他们向哪里求援好呢？他们唯一的久经考验的同盟者在于人数越来越少的战前孤立主义的行列。那些老的“美国第一”主义者对美国的新倾向抱有同样的担心。范登堡读到第一个军事援助计划时，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计划授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它实际上会使他成为世上第一号军阀。”塔夫脱投票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包含着“由我们出资来帮助武装西欧国家的义务。我认为，带有这种义务，这个计划只能促进世界上的战争，而不是和平。”密苏里州参议员福雷斯特·唐奈把集体安全的概念谴责为可能把美国拖进其他民族的战争里的“道义上的承诺”。
二十年后，这些话听来是有预见性的，但当时并不觉得这样。那些曾因为赞成慕尼黑而名誉扫地的老顽固似乎是正确的。在政界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在1945年8月6日，整个国际政治结构己经过时了，那天扔的第一枚原子弹是一次变革性行动，而外交关系与军事联盟的全副武装——乃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如今也己可能像那七十岁老将军头脑中毫无意义的军营小调一样，既古怪而又不切题。只有大家还相信存在动用陆军与海军的威协时，陆军与海军才是有用的。如果人们认为某种行动方式已经变得不可思议，那末，基于这种行动方式的一切假设也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在原子时代，军事解决小国之间或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争端仍是可能的。但在大国之间，军事解决是没有意义的。一位英国军事分析家已经注意及此。约翰·斯莱塞爵士说，“我们最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战争作为推行政策的实际工具——指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全面世界大战——已经自行废除了。”“伊诺拉·盖伊”号到广岛和“艺师”号到长崎的飞行表明，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比最残暴的斯皮兰小说或最令人作呕的连环漫画都要恐怖一千倍，迄今也还没有发生什么事足以驱散这可怕的蘑菇云。相反，核弹却越做越大了。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经暂时默默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去往大学校园，重要的技术人员则迁移到阿尔伯克基，那里一座新工厂即将开始一条生产核武器的装配线。过去技术区里的实验室装备已被拆除。修路工作停了下来。建筑物也失修朽坏。戴维·利连撒尔经过视察后向华盛顿报告说，“我们发现许多有碍健康和容易引起火灾的危险物，对士气十分有害。”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洛斯阿拉莫斯免于衰败成为一座鬼狱，然而在五十年代早期，竟有某些东西使之幸免。一夜之间街道铺上了柏油。一座医院建起来了，接着又建起几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围绕中央林荫路还建筑了一些商店、一座戏院和一座公共会堂。还为修建一个体育场而破土动工；运动员被吸收进一个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亡事业的这些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干那个黝黑、浓眉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的制造越来越大的爆炸物的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人们称他为“氢弹的主要营建师”，这并不过分。
从杀人技巧来说，氢弹可谓登峰造极，一枚氢弹，其破坏力比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要大二十五倍乃至一千倍。原子弹的能量来自核裂变，将铀原子分裂；氢弹的能量来自核聚变，将氢原子聚合——这也就是太阳产生光的过程。只有在非常高的温度下才能产生聚变；因此氢弹被称为热核武器。人们早就从理论上认识其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以后，原子物理学家谈起这种可能性来都是敬而远之，小心谨慎的。假想中的这种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在《原子科学家通报》里，不时隐晦地提到它，但是编辑们从未加以释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知道这个超级弹就越好。
特勒不以为然。1942年夏，有七名物理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他是其中的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后来称之为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与出其不意的精神”。使他失望的是，在1943年却停止考虑热核反应的可能性。因为所需要的温度极高，只有一枚裂交炸弹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所以不管怎样，首先要解决裂变这一难题；这个难题一经解决，大家又认为该就此住手。大约这个时候，特勒开始把这个神话式的超级弹叫做“我的宝贝”。他的同事也很乐意把这个宝贝留给他。
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他说，如果他能开始热核试验，他就愿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答复是否定的，于是他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核子研究所的职务。第二年，他回去参加讨论超级弹的会议，在会上争辩说那种更大的炸弹两年内便可完成，他当时是少数派。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艾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制造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特勒看不出错在哪里，他指出，广岛那枚炸弹之所以制造出来是因为人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研制过程之中。如今，据信苏联物理学家正在制造热核装置。斯大林是否会比希特勒可靠些、清醒些呢？
1949年9月23日宣布俄国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是发展新的美国核子武器库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聚变炸弹的兴起要归功于一系列的刺激因素，最终战胜了各种反对意见。首先，人们发现列宁格勒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已探讨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全力支持特勒，科学界称这三人为“超人”。超人的主要反对者是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美国科李界的三巨擎。因此即算别的方面势均力故，反对派应该是易操胜券的，开始时也果真如此、1949年10月25日，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对于制造一种扔到大城市能立即杀害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居民的武器的赞成理由进行权衡。委员会否决了这种意见。除了道义上的异议以外，还认为氢弹过千费钱而又复杂，它会降低在阿尔伯克基成批生产原子弹的速度，而且即使氢弹是可行的，在俄国的目标中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值得使用，而这两个城市用裂变物质也能毁灭。
这是普通见识的胜利，但这仅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找到一位盟友，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他是原子能委员会五个理事中的一个（其他四个当时都反对）。他们还在争取别人改变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坚持说，美国的威望颇有赖于美国技术的优势；如果俄国人制造了第一颗聚变炸弹，美国就会丢脸。1950年1月13日奥马尔·布雷德利决定批准制造超级弹，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不能在加速军备竞赛中赞同任何使俄国人捞到那怕是暂时的好处的行动。这个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行时。布雷德利作出承诺四天后，从伦敦传来有利于制造氢弹支持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富克斯被控叛国。究竟富克斯知道多少东西，不可能断言，但是他出席过英美科学界最高级会议，因此华盛顿官方在心情上正适于作出过分的反应。1月31日，一个三人特别专设委员会——包括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在行政大楼开会，再度考虑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取。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发展“氢”弹或称“超级弹。”
很多科学家出于良知感到受污辱。奥本海默代表他们说，“从某种不是庸俗化、开玩笑、过甚其词等所能消除的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物理学家能辨别什么是犯罪，而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每期《原子科学家通报》的封面都印了一个标明差8分钟到12点的时钟；如今封面上的时钟指针已移到差3分钟到12点了。在康奈尔大学的汉斯·贝提的领导下，十二名美国高级物理学家发表一项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遗憾的声明。他们宣称：“我们认为不管一个国家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它都无权使用这种炸弹。这种炸弹己非战争中使用的一种武器，而是灭绝整个人口的手段。使用这种炸弹乃是对所有的道德标准和基督教文明本身的背叛。”他们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贝提的愤慨证明是短暂的。不到五个月，抗议者的决心受到朝鲜战争爆发和一个挑起他们科学好奇心的新方案的考验。朝鲜战争动摇了贝提；他决定：爱国主义需要他放弃反对制造氢弹，而且需要他投身于早日制成氢弹的研究，他极其卖力，以致他的贡献成为制成氢弹的主要因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北朝鲜越过三八线一周年的那一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对几名著名的同事讲了话。原子能委员会新住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如下：
『在会上出现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把他的想法告诉会议，这是关于热核武器的一种崭新的探索途径……大家作了计算，而主要是贝提博士、特勒博士，弗尔来博士。奥本〔原文如此〕也十分积极……因为现在某种东西已经在望，所以会议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奥本海默博士，毫无例外都很热心。』
同一星期里，格雷承诺由原子能委员会提供资金给美国第一间氢弹工厂。过了十三年，电影“斯特兰奇勒夫博士”【英国电影“我怎么学会不再担心而爱起原子弹来”一片中的无人性科学家主人公。——译者】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一番，但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梦想的怪物那时已安放在地下发射仓库里，一按电钮就可以提用。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是一个、或者是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够复杂；而新的方程式则用常规办法计算不出来。对这个复杂装置的每一步骤都要求作出惊人的次数的精确运算，以测定它对炸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细小部件的影响；由于这些步骤在一秒钟的若干分之一的时间内挨次紧接——从实际效果来着，它们实际等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人的大脑是难以应付的。1951年的计算机也帮不了多少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为哈佛建造的机器虽然有五百英里长的电线、三百万个电接头，也远远不够快速。改进的型号虽在发展，但是最好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二十七个字。而且令人十分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化无常。暴风雨会使它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灭了，电路不灵了。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技术人员夜复一夜地坐在有毛病的计算机面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而其他设计小组的专家只能束手等待。洛斯阿拉莫斯要计算机组员每周增加一个工作日，而且二十四小时日夜轮班。技术区的研究工作一直踏步不前，直至其中一名科学家约翰·冯·纽曼决定排除障碍。纽曼仔细考虑了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他把他们追求的目标称之为“恶魔的武器”，随即下狠心不顾一切地开始探索。三十年代，他就在数学上闻名国际。他的嗜好是制造机器人和机械玩具，现在他对制造超级弹作出的永久性贡献，又是一种超级玩具。它可容纳和记忆四万个“软件”——计算机语言对数据的叫法——一天内能完成三个月的方程式运算；他给这个东西取名叫做“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