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电视是“穷人的奢侈品，因为他们心理上感到有此需要”；而法官们则认为是一种必需品，因而不得为债权人所没收。1954年，让观众边看边吃的电视便餐出现了，使人们不必勉强离开电视去囫囵吞下晚饭；同年，托莱多市管理自来水的专员偶然有一奇怪的发现。他对耗水量在某些三分钟时刻内突然增加感到大惑不解，便不动声色地做了一次小调查，才发现在托莱多全市，电视观众们在电视播放商业广告节目时同时跑去浴室小解，一起抽水冲厕。
那时，一般美国家庭一天要看四至五个小时的电视；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评论说，汽车曾诱惑人们离开家庭，而电视却使他们回转家庭，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却毁了家庭：
『过去母亲和父亲、珍妮和约翰一起坐汽车出外旅行，说说笑笑，交换意见，现在他们并排地、而且常常并肩地坐在一起看上几个小时电视，连目光都很少交换。如果他们交谈，也是气鼓鼓的，为这个或那个节目的好坏而争吵。』
他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选看呢？有些早期电视网的演出颇为不错。1950年，美国广播公司播送的“时间的步伐”里的“欧洲的十字军”是第一部获得皮博迪奖的记录片。默罗的“现在看吧”在翌年开始，再过一年，由福特基金会的提供的节目，阿利斯泰尔·库克开始把一个半小时的“时代列车”节目在每个星期六下午引进人们的起居室。在别的频道上的节目中，吉米·杜兰特虽然粗俗，倒也诙谐；那个快乐的丹麦人维克托·博吉虽然演技不高，倒还逗人喜爱；富尔顿·希恩主教虽然油腔滑调，还算有些学问。不管根据什么标准判断，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播送的歌剧都是杰出的。在星期日晚上，全国广播公司的菲尔科丰年剧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播送室从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马蒂》开始，实况转播优秀的新剧作家的戏剧。在新闻评论员当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罗仍然高踞首位，但是观众也可以转动旋钮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查尔斯·戴利或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卡梅伦·斯韦兹（“现在让我们周游世界，报导新闻摘要”）。戴维·布林克利也在全国广播公司，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和他一起组成著名新闻广播小组，默罗退休后，成为首屈一指。
如果这些节目真是有代表性的，美国生活的特质原会提高。可是美国生活特质却一落千丈。谁应对电视里的淡然无味的沉渣负责？那些有足够兴趣监视电视进展、并有足够洞察力去评价它的人们为此展开了剧烈争论。实在没有人能够负责。空余的钟点之多，绝对找不到足够的人材去加以利用。而守候在电视机旁的观众数量之巨大，也只有陈腔滥调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不少家庭竟然以此为娱乐：
『奥齐：哎……哦……噢，亲爱的……你……看到……报纸了吗？
哈里特：哎呀，亲爱的，里基可能看到过。
奥齐：哦……唤……哎呀，我……。
里基（闯进来）：嗨，爸爸。我把报纸给了戴夫，让他给桑利了。（离去）
奥齐：噢，唔……哎呀，亲爱的，我……我原要读……报纸呢。①』
【①电视节目“奥齐与哈里特”的一个镜头。——译者】
年青的、甚至不止是年青的观众看到下面的情景，连气都透不过来：
『博伊德：好运气，我们把一帮人都围起来，巴特·斯莱姆把法官的女儿绑架走了。
加比·海斯：什么，这帮下流，孬种——霍皮②，来，咱们去把歹徒逮住。』
【②指威廉·博伊德主演的“牛仔”戏“霍帕德·卡西德”。——译者】
当二百○三个电视台播送下面这个场面时，四百万弯着身子熨衣服和做饭的家庭主妇竟然为之感动：
『海伦：噢，保罗！手术动得很成功！
保罗；你是说小家伙能活下来，还去当棒球游击手？
海伦；对啦！我昨晚为这个祷告得多认真啊！
保罗：（温和地）：你的祷告应验了。
海伦（停顿良久）：对，保罗，我的祷告——应验啦。』
“航天后补驾驶员”象“霍帕隆·卡西德”一样腐，“我喜爱的丈夫”象“奥齐与哈里特”一样空洞，“世界转动的时候”或是“黑夜的边缘”象“海伦·特伦特”一样肤浅。电视节目尤如乌鸦比黑猪，真是彼此一个样。真正的星期天晚上节目竞赛并不在第一演播室和菲尔科丰年剧场之间进行；而是哥伦比亚厂播公司的爱德·沙利文和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的晚8时的决斗。沙利文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同当时最昂贵的客串明星，年青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签订了合约。普雷斯利以前是孟菲斯市的一名卡车司机，他的最难忘的佳句是，“去哟……寻取……爱情。”为了获得普雷斯利参加沙利文主持的三场表演的权利，哥伦比亚电视公司付了五万元，用这笔钱本来可以购买不少严肃认真的戏剧或记录片。
电视的道德标准和好莱坞的一样难以捉摸。普雷斯利的骨盆和费伊·埃默森大开的领口受到欢迎，但是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却把戈弗雷的妙语双关称为“马夫幽默”。诺埃尔·科沃德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福特明星佳节而编排的“欢快的精灵”里保存了混蛋和该死等骂人字眼，《时代》周刊便评论说，“上星期，观众们听到了电视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猥亵——最渎神的——语言。”电视网的监视人一再找过格劳乔·马克斯【美国的一名喜剧演员，经常主持有奖问答节目。——译者】的麻烦，杰里·莱斯特的滑稽动作（“我是一个豆布包”【里面装有干豆的小布包，人们在游戏中互相投掷以取乐。——译者】）虽然为一些人所不齿，却被监视人默然放过。在某种程度上，审查制度似乎是向谁开刀的问题。在有奖问答节目中，几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容受得了。但是开列反共黑名单的人成立所谓“警社”的组织，并诽谤约翰·亨利·福克、一个象威尔·罗杰斯那样讲些俏皮话的演员，这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赶快把他解雇了。为了恢复原职，福克不得不向法院起诉。经过了六年他才打赢了官司，但是诽谤福克的反共分子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其中就有主持“赢得庄家的全部赌本”节目的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那年2月，特伦代斯的调查使人得悉一些五十年代的美国的群众趣味。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为：“爱德·沙利文”、“六万四千元的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腊月新娘”、“发现人才的人”、“以生命打赌”、“雷德·斯克尔顿”、“我拿手的是什么？”、“沃尔特·狄斯奈”。整个来说，这些节目平谈无奇、华而不实，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说科打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新宣传工具的电视，说明民族性格乃至时代精神。艾伦·塔特认为五十年代的悲剧在于电视这种群众性宣传工其破坏了通过感清交流思想的手段。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则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电视的方镜头一经出现，保护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墙壁随之崩塌。他说，我们已经成为爱偷看别人阴私的民族。
但是，在美国所说的话并非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千百万句话根本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是印在书刊上和盲人读物上，记录在录音带和新闻纸上，制成唱片和电影胶片，表现在雕塑和油画，甚至建筑上面。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和六十年代的两性关系一样，交流手段在经历着一场革命。从来没有那么多消息要传送，从来没有这么多传送的方法。其分量是惊人的。从1950年开始，光是平装本书籍出版业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上，就以二角五分、三角五分和五角（当时的特大本）的价钱销售二亿五千万册以上。这个行业已经付印了八万一千种书，其中包括十七个版本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布罗根论证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的大众趣味在提高。”我们可以随便看看1952年1月的平装本书籍的销售情况：鲁恩·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样板》卖了四十万册，《裸者与死者》【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写的一本小说。——译者】一百二十五万册，《1984年》七十五万册，《名叫欲望的公共汽车》【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译者】五十万册。《奥德赛》的译本加上了抽象派的封面也卖了三十五万册。从加拿大流向美国的宽阔河流上为浮运的木材所塞，都是运往造纸厂制成纸浆，以供美国读者消遣和受到教育，取乐和获得启发，有所激动，也能有所觉醒。长达成千平方英里的纸张送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纽约时报》，《评论报》和《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大学出版社，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和《佩顿区》、《狂热杂志》、《美国学者》，哈罗德·罗宾斯和约翰·克劳·兰塞姆的书籍，以及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路易斯·克罗南伯格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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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业的兴起带来电影院票房的大衰退，使全美国有五千家电影院的门罩灯火不明。厄尼·科瓦克斯和“一日皇后”夺去曾为克拉克·加布尔和琴逑·罗杰斯倾倒一时的人的欢心。随着时间消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人行路边的电影明星名字也失去了光泽。那里的广告牌上出现了辛酸的招贴：“购买圣诞邮票，消灭电视”。制片厂要不是有海外收入，早就关门了。现在，这笔收入第一次占了电影业总收入额的百分之五十。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我们将不得不正视现实：由于大众习惯驾车旅行、观看电视，电影业势必要适应较低的营业水平。”在农村的广大地区，电影院只在夏天营业；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可以坐在车内观看的露天电影场从三百五十一所增至七千所。那些设在主要街道上华丽而古老的电影宫诸如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乌戏场等，是经历过大萧条时期仍保持为一枝独秀的大生意，现在也已黯然失色。
全国的每周电影观众数字统计表明，约有四千五百万人己不再看电影。宽银幕立体电影的时兴使电影业稍有起色，但很快又复一蹶不振。老板们把厢座关闭。他们解聘了雇员，自己跑去小卖部卖爆玉来花。没有多久，他们只在周末才放电影；最后，很多人素性关门停业。有的电影院变成了滚木球场、超级市场、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在曼哈顿就更令人啼笑皆非，电影院被改为电视演播室。在大城市居民区和小城市里，那些被废弃而尘封鼠聚的电影院变成火警危楼，很是有碍观瞻。电影院的出口门往往很容易撬开，于是成了流浪汉和情人约会的地点。在银幕上，保罗·牟尼曾为艾尔弗雷德·德赖弗斯进行辩护，【指美国电影“左拉传”。——译者】贾莱·古柏因为不肯泄露骑兵的位置而备受折磨，【指英国电影“孤军血战”。——译者】现在，银幕下面却到处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查尔斯·博育曾恳求海迪·拉玛和他一起从卡斯巴私奔【指美国电影“真主的乐园”。——译者】，扮演伯纳代特的詹尼弗·琼斯，曾迎接圣母玛利亚降临【指美国电影“修女伯纳代特”。——译者】，现在，座间通道却乱扔着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用具。
不过电影仍是一股社会力量。在某些场合，它们象组织团聚一样，也能把社会重新集合到一起。迈克·托德拍摄的“环球旅行八十天”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它出动了二十九名明星、六万八千八百九十四名临时演员和七千九百五十九只动物，包括四只鸵鸟、六只鼬鼠、十五头大象、十七头公牛、五百一十二只猴子、八百匹马、九百五十头毛驴、二千四百四十八头美国野牛，三千八百只羊和一头受惊的母牛。类似的电影还有“火车上的陌生人”，“莫比·狄克”、“正午12点”、“第三者”、“金黄手臂的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危急的时刻”、“桂河桥”等。在新的明星中，朱迪·霍利戴，柯克·道格拉斯、玛丽琳·门罗、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莱恩起码也不比战前的群星差。
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票房收入少得多了，但也还有别的因素。外国电影越来越受欢迎。战前，爱看电影的人大都从未看过欧洲电影，只有少数沉闷乏味的英国电影传到美国。阿瑟·兰克【英国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译者】改变了这个局面。美国观众象熟悉美国演员一样熟悉亚历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和迈克尔·雷德格雷夫。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妮亚妮和京娜·洛洛布丽季达，奥地利人送来了玛丽亚和马欣米利安·舍尔，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