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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的时候，谁要敢在南部白人听众面前，表示赞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现。罗伯特·肯尼迪在担任司法部长后发表第一次重大演说时便是这样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从华盛顿出发两天之后，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发表这个演说的，虽然当时他还不晓得有自由乘客事件。那天是佐治亚大学的“法科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向法科学生说明，维护法律是他所宣誓承担的责任。这一情况按说法科学生应该是早就知晓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的这一地区，什么事都不能想当然。他对学生们说：“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维护法院的裁决，仅此而已。如果你们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一定会这样做，因为在你宣誓就职时就得做出这种保证。你也许不愿这么做，你也许不喜欢这么做，可是你得这么做。”这段话不大象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弦外之音反倒使人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履行职责。不过在演说结尾时，他的话并不含糊：“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明白表示，在这个问题——在一切问题上——倘若有人抗拒法庭的裁决，司法部就要采取措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漠然置之。我们会采取行动的。”
在民权问题上，亦如对第三世界向题一徉，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由派认为正义迟早必胜。正是这一情况使得肯尼迪执政时期与其后的时期截然不同，并使得那段日子在今天着来有些天真可笑。只要把剩余小麦运给一个新兴国家，派遣和平队，委派切斯特·鲍尔斯当大使，再加上一番说教，那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光明的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争光，并在与莫斯科黑暗势力进行的永恒斗争中，成为潜在的盟友。在国内也是一样，坚强的领导再加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就应能克服多少代人的愚昧所造成的固执偏见。打破种族界限是合情合理的事，而美国人最为通情达理；问题只在于向他们讲明道理就行了。如果艾森豪威尔当年持有这种态度，早在五十年代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了。
认为美国人的思想里有其黑暗的角落，这种看法是不能忍受的，因而遭到驳斥。按自由派的观点，麦卡锡主义现象，这件美国民众彻底蔑视良知和情理的最近事例，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在1961年，已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几乎是新边疆派不可缺少的条件。哈金斯将军就想得很对，他那种伤亡统计确实很能鼓舞人心，驻西贡的那些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能和他唱一个调子呢？在国内战线，正义的自由派人士一定会进行正义的斗争，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同白人婴儿享有同样的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样的免遭失业的机会，同样的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而且寿命也跟白人一样长。可是，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他们不能指望马上就都能做到。
然而自由乘客却要求马上全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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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满市、彼得斯堡、林奇堡——在这些地方，自由乘客都曾停下来，伸腿展腰，在挂着“白人”牌子的小吃部里吃点东西，根本不进标明“黑人用”的厕所，结果也不过惹得别人恶狠狠地瞪上几眼，咕哝几句脏话而已。随后，在他们前进途中所要到的城市，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他们这次旅行的消息。然而还都不是什么大新闻，其重要性还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至多不过在广告栏边上占上两三段。然而对于那些喜欢在报纸里页寻找趣闻的加油站服务员、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员、过路的县级司法官吏以及经常在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闲荡，等待出事看热闹的那种人来说，却已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城。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进汽车站上的理发馆要理发，拒绝离开。他于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其他自由乘客甩下他继续前进。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消息立即传开；通过电话，或者通过哪个司机，或者通过警察专用的无线电，这类梢息总是会传播开的。这没关系。这是难免的，也是他们估计到的；要不然他们还不会来呢。尽管如此，长途汽车上的气氛还是紧张起来。当他们看到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上守候着的人群时，知道暴力已经开始升级了。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然后罗克希尔的警察进行了干预。在该城以南三十七英里的温斯博罗，警察不等出事便出面干涉，抓走了两名乘客。然后有一段路平安无事，走过了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和坎登以及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和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这一站十分重要。在这里，自由乘客分两路前往伯明翰：一路乘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一路乘猎犬公司长途汽车。在亚特兰大没发生麻烦——佐治亚州骑警林立，戒备森严。可是刚一过罗克希尔和温斯博罗，各家南方报纸的头版都出现了有关报道。那一天又赶上是星期日，看报的人特别仔细。他们料想亚拉巴马州的居民对他们的情况大约已是一清二楚。事实也确是如此。
今天，在亚特兰大和伯明翰之间往返的旅客可以很容易沿着二十号州际公路横跨东亚拉巴马，可是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在修建中，旅客只能走弯弯曲曲的七十八号美国公路，中间经过一片穷乡僻壤，那里的村镇在战后简直毫无变化。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到处长满矮松的荒原，地势大都颇高，在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脉拉孔及鲁考特，海拔几达一千八百英尺。公路沿山坡而下，来到坎伯兰高原，再往下便是种大豆的农民在遭受象鼻虫灾荒后重新开垦的田地，然后进入产煤区，一直到达黑土带。克利伯恩县和卡尔洪县一向是产生大量贫苦白人农收民的地区，也是野营布道会和福音布道会的活动中心。就是在这里，在美国七十八号公路上离安尼斯顿六英里的地方，那辆猎犬公司的长途汽车遭到一群手持铁棒、木棍和轮胎链子的三K党人的伏击。一开始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进来，跟着甩进来一颗燃烧弹。火焰一起，自由乘客便向外逃跑。等警察到来，朝天放空枪时，十二名自由乘客巳被狠狠打了一顿。受伤者由救护车送走。这时，伯明翰的黑人听到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来，把其余的自由乘客营救出去。
在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上的自由乘客没遭到三K党人的伏击，可是在安尼斯顿，八个年轻壮汉登上汽车，把他们拖出坐位要狠揍。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把那些壮汉赶走了。可是在伯明翰——那路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情况更糟。一群手持钢管的人把羊径汽车的终点站（在十九号街和北六号路路口）包围起来。有人事先已向联邦调查局报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局并未把这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负责的民权司，也没向司法部报告，却只是把这情况告诉了伯明翰警察局，该局局长“公牛”尤金康纳把这消息扣压起来。尽管警察局离那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他却一个人也没派去。暴徒们把自由乘客拽到车站里，足足殴打了半个小时，其中有三个重伤需要住院治疗。一年以前，《纽约时报》因说伯明翰街头充满恐惧与仇恨，曾受到《伯明翰新闻》的驳斥。现在在出事后的第二天早晨，《伯明翰新闻》也承认“昨天伯明翰街头真的充满了恐惧与仇恨。”然而亚拉巴马州的官员并没有为此表示遗憾。约翰·帕特森州长说：“我不能保证这一帮惹是生非的人的安全。”而“公牛”康纳则说：“我们伯明翰人是最平和的，除非有人闯进本市故意找碴，我们这里从来不会闹事。”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点站上一个警察也不见时，康纳说，他派不出人去，因为那是“母亲日”。这是扯谈。
星期天的殴打事件，第一次引起司法部对自由乘客的注意，伯克·马歇尔往鲍勃·肯尼迪【即罗伯特的昵称。——译者】家里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件事。鲍勃以为他打个电话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他认识帕特森，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南方州长中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的，而且当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的态度仍然未变。星期一早晨，鲍勃打电话给州长，请他保护长途汽车。他说乘客有权跨州旅行，地方当局明确有责保证他们安全通过。帕特森当时同意了。随后他又回个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他是靠三K党人的支持当选州长的，如今，三K党人要向他索取报偿。
这是肯尼迪弟兄就种族问题同南方州长们进行的第一次奇怪的长途电话，和以后的几次一样，都是令人恼火的。鲍勃试图再同帕特森通话，回答是找不到州长来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都曾给帕特森打电话。每一回，洲长的助手都表示抱歉。他们说，他们至多只能把话记下来，而且不能担保州长收得到。他们弄不太清，也猜想他“去海湾了”——反正联系不上。与此同时，伯明翰的形势却在恶化。原来那批自由乘客，挨了打，受了惊，都搭飞机去了新奥尔良，可是有一批来自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马丁·路得·金主持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以及一些新近姐成的民权团体的志愿人员接替了他们。新参加的人中有个从特立尼达来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个头脑冷静的十九岁的青年。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和反对他们的人，双方都克制一些。他说：“为了保证无辜的人不致受伤，残废，甚至被杀害，我呼吁所有以我国前途为重的人，在未来的几周或几天中，明辨是非，克制行动。”这番话给人一种不现实的感觉。他好象是要在双方同样有责，又同样强硬的对手中间充当公正的仲裁人。自由乘客郑重保证不打亚拉巴马人，亚拉巴马人却什么话也不说。接着，肯尼迪又发表声明说：“当前需要的是一段使情绪冷静的时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尖锐地评论说，现在需要的是结束冷静，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一百年了。到了星期五，新的自由乘客准备继续由别人开始的旅程时，显然他们是迎着新的麻烦而去的。肯尼迪总统根据他弟弟的请求，打电话给帕特森。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说：州长“不在城里，仍然联系不上。”他总算跟副州长通了话，副州长在几个小时后说，可以安排让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肯尼迪兄弟选定了一个既英俊又有胆量的田纳西青年约翰·塞根塔勒，他是司法部长的挚友。一个小时之内，塞根塔勒就上了飞机。起初，看来他的使命颇为成功。他同帕特森商谈了两个小时，然后两人同鲍勃·肯尼迪通了电话。在帕特森在一旁听着并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塞根塔勒报告说，亚拉巴马州已向他保证，用帕特森的话来说，该州具有“维持治安的手段、能力和决心，并不需要外面援助”。州长说，他能保护州内一切居民和外来旅客——无论在城市内还是在公路上；并且表示他一定做到。鲍勃接着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他肯定了州长做出的保证。有了这样的保证，一群二十一名黑人和白人学生决定第二天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麻烦：找不到司机。为了弄到一名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在电话中和猎犬公司驻伯明翰的代表乔治·克鲁特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克鲁特派了司机，使白由乘客得以前往蒙哥马利；但却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伯明翰还要糟糕。
一路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曼所领导的路警倒是尽了责任，联邦六十五号及联邦三十一号公路都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就这趟长途汽车即将到达的事通知了蒙哥马利警察局，在车子距离该市约十四英里时，曼又一次向蒙哥马利的警察局长莱斯特·沙利文打了招呼。但是沙利文并不比康纳更乐于为不守本分的黑人和忘了本的白人出面干预。他根木不理睬这些通知，因此，车到达联合长途汽车公司终点站，陷入了估计有一千至三千人的包围中，当时那里连一名警察也没有。关于紧接着发生的殴打情景，司法部得到了实况报告，因为民权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1973年12月21日，多尔担任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负责对尼克松总统的违法行为以及对之进行弹劾的可能性进行调查。】那时正在车站街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