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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一向都是美国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惊异而又有时担忧的根源。1853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曾经预言，五十年之内，“机器将从事一切劳动，自助装置将指挥一切，”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情说爱、学习和享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校园震颤在动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没有这么乐观。他意识到“我们教育制度有一种过于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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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六十年代的学生大动乱，比当时看来意义要更加深远一些。象1848年横扫西欧的革命热潮一样，这种学生大动乱可能永远没有被人充分了解。它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的人不敢触犯的民族秩序和文化壁垒。海洋和甚至铁幕都阻挡不住；当哥伦比亚大学发出爆炸性事件，而伯克利的大学处于沸腾中的时候，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台湾、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都火山似地爆发起来。当时美国人关心的是国内的骚动，但至少在两个外国的首都，布拉格和华沙，其破坏程度比起美国任何事件要广泛得多。
这种连锁反应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现代通讯的速度和高超天下一家的观念是现实的，而且越来越如此。新出现的大陆对其他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知晓的。“既成体制”这个词的新义已翻译成所有工业国家的语言。而后来暴乱表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却不怎么用得上它。这种感觉是全球性的。亚洲和东欧的这种反感同老沃巴什大学榆树下的情况是一样强烈的。
然而，美国的地位是特殊的。骚乱发端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具有最明确的青年亚文化群的国家。国外的大学生对美国大学校园发生的事件是非常注意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1968年索邦【泛指巴黎大学——译者】的示威学生这样问美国的驻外记者），而美国学生大都对于国外的狂乱并不关心。再者，在美国可能找出激动青年人的强大潮流。正如托克维尔曾经提到的，美国人向来对青年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几乎是卢骚主义式的看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求助于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不论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公众的问题。
但是现在青年本身成了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令人担忧的一个重大根源是那种新的政治战斗性。一个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断言校园成了容纳“毛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松散联盟”的渊薮。斯皮罗·阿格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评语。他在圣路易斯把示威的学生叫作“不满于现状者、激进分子、煽动者、和平的和不和平的不合作主义者”，并说“我愿意用他妈的全部这批畜生换取我在越南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排的美国人。”另外有一次，他把大学说成是“容纳富裕而酒色过度的纵容主义者的特权过多、纪律过少、没有责任心的子女的马戏帐篷精神病院。”
父母们不承认他们是酒色过度或纵容子女；而不赞成示威的父母则说这些示威只是少数人搞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全部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没有参加过任何示威行动；《幸福》杂志的一次民意测验断言，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大学生抱有“革命的”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只吸收到百分之七的大学生成为会员。但是格劳乔·马克斯所说的话却代表了千百万老一辈的美国人的着法，他说：“只说你在报上读到的只是少数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绝不是什么少数，如果他们全是你的自家人，并且你得等到汽车回家来才能得知你的女儿未曾怀孕或染上麻疯病。”
那些数宇，不管怎样，是容易使人受骗的。极端主义者总是只能吸引少数人。1861年北部只有少数人是废奴主义者；1776年真正要求独立的殖民地居民可能也是少数。要了解一个集团的趋向，最好的指针是它所获得的同情，而不在于有多少人参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一对大学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个民意测验报告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大学生对美国国内外政策表示了重大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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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斯瓦多斯谈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专院校时说，“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恐惧心理似乎己经消失殆尽。许多人甚至欢迎这类称号。”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这些人的子女决心不受恐吓和压制。他们参加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十分认真，但又几乎完全不懂政治。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他们的“新左派”手法将会触怒几乎所有的潜在的同盟者，包括他们目已的父母——这一点，有人认为，可能正是要害所在。
不过，在某些领域内，他们的本领却是很高明的。他们的示威游行往往是为电视摄影师而安排，很知道如何着眼于戏剧效果。1964年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来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就是一个例子；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子。同样确实的是，他们常常似乎是为了使人震惊而使全国震惊。1965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废除不许共产党员和伯奇协会会员加人该组织的禁令。新左派声称他们的神圣三位一体包括马克思、毛和赫伯特·马库塞【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而且他们热烈信奉马库塞的“有区别的宽容”学说，也就是压制那些被新左派认为谬误和危险的观点。他们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征兵和凝固汽油弹，那是合乎逻辑的，在毕业典礼上退席也是一种正当的抗议，但是他们提倡炸毁公共建筑时，连马库塞本人也表示了异议。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某些领导人几乎是醉心于暴力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伯纳丁·多恩谈到沙伦·塔特凶杀案时说：“瞧！他们先把那些猪猡杀掉，然后就在死尸躺着的同一间屋里吃饭，后来他们甚至用叉子戳进一个死者的肚子！多带劲啊！”
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谋性质的。他们认为社会是由一个本身受企业家、军事领袖、公司巨头等“权势上层人物”操纵的既成体制所统治。他们隐约地谈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从巩固国家政权开始的——而这又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所有的运动一样，他们的运动也有一批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的紧张”、“无商量余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这些用语的含义往往是模糊的。例如，无商量余地的要求可以成为可以商量的；对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现为蔑视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年轻斗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经开始了。第二年春季，当这个校园又开始震颤的时候，克尔校长曾说，“这所大学及其伯克利校园经不起再面临这样一次对抗了。”实际上接下去是长达四年之久的骚乱。伯克利不过是许多骚乱的校园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动了堪萨斯大学，那里因为学生进入校长办公室举行静坐抗议，反对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学生被捕。这以后，几天之内，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大专院校都已摆好阵势。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没有得到续聘而举行了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五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办的一所学校——学生破门进入一个锁着的书库，把里面的禁书全摆到供大家阅读的书架上去。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从讲合上嘘了下来。在纽约的圣约翰大学——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学院——学生要求取消对他们的出版物的审查。密执安大学的学生示威反对提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三位系主任抗议在课堂中朗读色情诗而辞职。新泽西州的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为“表达学生的普遍不满”而组织了纠察线。从1966到1967两年间骚乱继续不断，其中主要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衣阿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还有已发生过一次骚乱的旧金山州立大学。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大动荡的1968年之前的集给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富于战斗性的大学生虽然充满热情，但却收获很小。学生天然都是过客；他们一毕业，新学生就又进来，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新来者不采取不同的路线——象这次运动中的新学生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向来不稳定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为两部分：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有其他的困难。他们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谬的。“其荒唐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你对越南战争、种族主义、贫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满，那么你把大学这个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们的第二个不利方面，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很有信心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里根以差不多一百万票的多数获得胜利。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增加了五十个议席。“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灾难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的影响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们会抛弃国会中的‘右派，战争贩子’，但是结果却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受到了打击。”不仅如此，分析家还断定，在加利福尼亚，新左派反对里根，反而在实际上帮他增加了选票。既然找到这么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便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学生中的反叛分子过分宽大为理由，迫使克尔辞职，而另行任命主张强硬路线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对搞政治的学生抱敌对态度的，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把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三千八百万美元，并且提高了学费。其他各州的议会也大都提出旨在扑灭学生中的不满情绪的议案，并通过了八项。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厌烦得无以复加。”卢·哈里斯报道学生家长中的百分之六十二认为，大学校里维持纪律比鼓励求知欲更为重要。“简而言之，”《生活》杂志评论说，“不同辈的人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在其他问题上、不同辈的人也有交锋。示威是六十年代青年亚文化最容易看得到的表现之一，但是他们的亚文化并不限于此。整个六十年代中，时事评论员谈论得多的是关于通讯、性关系和麻醉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在这些方面的“革命”中都是很活跃的，而这些“革命，”也部分地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断定选举结果是亨特·汤普森所谓的“进一步残酷地证明按既成体制的条件而与之斗争确实是无益的。”不同辈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是深不见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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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狂妄的那些人炫示着写有“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横幅和徽章；这是令人痛苦的；多少三十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其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蹦跳跳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观看“毕业生”也哄堂大笑，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首倡留长发之后，青少年跟着学他们的样；不久之后，中年人也开始仿效起来。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一点，男女都戴上了假发。往往是嬉皮士给成年人创立新式样。鲁迪·根赖希说：“我瞧青少年自己是怎么个装扮的，我把它加以定型，也许再掺进点我自己的设想，这就成了新式样。”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流行歌曲舞也着了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轻狂的年轻人就告诉他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