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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是随风而逝的散沙”，这是墨索里尼在1937年说的话。有时看来真的象是如此。国务院让中立法绑住了手脚，眼睁睁望着日本一个将军占领广西，向印度支那边界挺进，在谅山跟法军军官握手（四十至七十年代，军火源源输入越南，就是通过这个关口。）孤立主义者神经过敏，象害了妄想狂似的，总统一举一动，他们都认为别有用心。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向美国（为的是对上流社会所说的“辛普森夫人事件”做一些弥补工作），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竟危言耸听，说什么“美国要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啦”；来自波士顿的众议员乔治·霍尔登·廷罕也说，“现在的美国外交政策已被秘密谈判操纵了，很危险。”；议员博拉则提醒总统，在当他同英王、英后谈话间歇之际，不妨顺便问问两位陛下，英国在1914到1918年间欠下美国的二百一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战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应该记住反对派的这种本性。由于这种本性，也由于罗斯福深知美国处境危险，所以面临历史上一大难题。此后几个月，他不得不扩大总统的权力，从而创立了一些先例；后来别的总统借此滥用权力，不顾宣战权在国会，此是后话。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看法是，如果罗斯福当时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他就职时的誓言，应该受到弹劾。因为，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跟国会中的批评家不同，他们是看到了各驻欧使馆的来电的。他们明知捷克危机迫在眉睫，希特勒野心勃勃，而英法两国政府既无胆量，又无应变的本领。无论伦敦的白厅、巴黎的外交部，都为之栗六不安，唯恐战祸重临。当然，在罗斯福的华盛顿，也不乏失败主义者：上一个财政年度，陆军部的新军备预算只限于增购加仑式步枪一千八百七十枝。也许这只是由于将军们讲究现实，因为钱要得太多，国会是很难批准的。可是总统却看到了另一条出路。他知道，就是最顽固的孤立派，一想到要“坚守美国堡垒”也会赞成美国需要拥有强大的海军的。所以，他便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付十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果然如愿以偿，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他又派霍普金斯到太平洋沿岸各州进行调查，了解普通飞机厂改为军用机厂要花多少时间。霍普金斯后来说，总统断定美国不免一战，并且“相信有了空军就胜利在握”。1938年总统公开说，美国需要八千架军用飞机，闻者无不吃惊，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唯一例外是陆军航空兵的阿诺德将军。将军向总统报告，德国大概已有八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美国可只有一千六百五十名飞行员和几百架过时的飞机，订购的十三架B－17机要到1938年底才能交货。他还尖锐地指出，现代武器由设计到实际投产，时间很长。罗斯福开了绿灯，叫他动手扩建空军。战后阿诺德表示，当时如果不是罗斯福批准所请，1944年诺曼底战役就不能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美国军备又不充实，因此罗斯福只有劝说人家的份儿。讲道理从来不会有什么国家洗耳恭听的，但总无妨一试。他那一套企图以国际谅解取代侵略行为的做法，早在西班牙和中国向题上失效了。可是他不死心，又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提议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来修订条约而不动武，并保证各国所需的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自有打算；他答复说：罗斯福的这个会，结果无非把英国的新政策——对德、意、日独裁者给以“某种怪度的安抚”——搞垮就是了。
【①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五章中曾引用圣经上的一个生动的说法，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已上台，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本书作者也引以为喻。——译者】
安抚要安抚到什么地步，张伯伦没说，但是世界各国不久就知道了。1938年春季，德国“元首”叫喊说，住在苏台德区——毗邻德国、壁垒森严的捷克山区——的日耳曼人备受虐待，宣传部长戈培尔还指控捷克私藏苏军飞机，让俄国人在境内筑机场。尽管捷克屡次愤热否认，德国仍然不断叫嚣，而且在他们骂得最凶的时候，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病逝了。在为故总统治丧期间，捷克警察禁止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示威，因而来自这个山区的议员就拒不出席议会，希特勒也马上扬言要用武力解决。一时欧洲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危机中，美国人因为有收音机，知道得一请二楚。
利用广播从欧洲现场报道重大事件，先例不多。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全国广播公司（全广）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哥广）曾把新闻概要从英京向美国播送：英王乔治六世加冕，英国广播公司（英广）也曾用六个广播员宣传大典盛况；1938年初，伦敦和芝加哥曾交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还第一次听到东西两岸互送的广播节目：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演奏，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演出。定期广播评论的人，例如洛厄尔·托马斯和快嘴子弗洛伊德·吉本斯（每分钟广播二百一十七个词），都不等看报，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可是哥广甚至一个固定的驻京访员也没有；什么时候要从华盛顿广播新闻，就由参议员刘易斯·B。施伟伦巴赫临时客串。直到纳粹德国突然入侵奥地利（这发生在捷克危机前六个月），欧洲所有重大事件，美国从没有认真地进行广播报道过。现在全欧鼎沸，于是哥广经理保罗·怀待便从纽约打电话给远在伦敦的威廉·L。夏勒，想组织半小时的广播，综合报道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伦敦五处的情况。他问，“你办得到吗？”
要说办不到，理由是充分的。爱德·默罗当时在维也纳，远隔伦敦六百英里，而且德军正挺进奥国，重要线路随时有切断的可能。即使他们俩愿意勉为其难，他们还得在五个国家的首都弄一些缺乏广播经验的评论员临时上阵，又要请技术人员，租发射台，编排各地现场广播的时间，一秒钟也不能差。况且，时间也来不及了。纽约办事处要录当天晚上就来个“综合报导”，但那是个星期天，办公室关门，技术员休息，各广播机关值班人员自己不能做主，而且连本国语里那些奥妙古怪的无线电行话他们都不懂，更何况英语呢？在理论上，难关简直无法打破，想打破它是发疯。但是，夏勒说，让他们试试看。
他想办法跟默罗通了话。默罗那时正在目击赛斯·英夸特【1938年2月，希特勒为实现其并吞奥地利的阴谋，迫使奥国总理许施尼格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保安部长。——译者】手下那些暴徒在栗树成行的大路上列队前进，边走边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这两位青年美国记者一步步搭起个架子来：罗马有国际新闻社（国新）记者弗兰克·格瓦西，巴黎有《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柏林有夏勒的一个报界朋友，伦敦还有一位女议员，她愿意放弃周末休假，在英广电台播送新闻。就这样，各地的播送问题都解决了，只有罗马除外；意大利人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把格瓦西的声音从陆路送出来，通过瑞士边境，接上日内瓦的大功率发射台。不过罗马的无线电话能通到伦敦，于是格瓦西就在罗马一个公用电话房口述新闻，夏勒在伦敦复述，转播到纽约。就这样，“世界新闻综合报道”节目算是略具雏形了。这对于将来，对于美国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
早先在1914年7月，合众通讯社记者卡尔·冯·威甘德曾拍发一份一百二十八个词的电报回国，报道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送交塞尔维亚政府的最后通牒，报社因此责备他浪费。现在，虽说国内孤立派得势，美国人却想知道大西洋彼岸的情况。1938年春末一切暂呈平静；捷克不肯屈服，希特勒也知难而退，说可以谈判。但是奥国一被并吞，中欧战略形势就大起变化，德国领士扩张，已经从三面威胁捷克了。然而捷克的态度仍然倔强，这未免叫英法为难。这两个国家先前跟捷克都曾订下条约，有贵任支持捷克，这时后侮了。可是整个夏季谈判不断举行，看来不会出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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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希特勒来到纽伦堡，在纳粹党年会上发表演讲。正如《剧艺报》所说，对于这件事，当时美国两大广播公司处理方法不同。全广打算广播实况录音，但是它的方针是“少谈欧洲当时焦急紧张的心理。”哥广可认为这是重大事件，要加以渲染。星期一上午，哥广广播员提醒听众说：“整个文明世界都在捏一把汗，等着听希特勒的演讲。他只要说一句什么话，整个欧洲就有陷于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下午2点15分，一个广播员又插进来说，“我们现在打断伊诺·莱克的节目，改播全世界等待着的希特勒演讲，他快要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谈德国外交政策了。……我们现在就转到德国纽伦堡。”这个演讲由柏林短波电台转播，字字清楚。第二天《剧艺报》评论说：“希特勒讲来有气魄，有魅力。有个时候广播给人印象深刻极了：希特勒把听讲的数以千计的纳粹党员都煽动起来，大家发狂似地高呼‘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
哥广一边转播希特勒的演讲，纽约分台人员库尔特·海曼就一边口译某些段落，驻纽伦堡记者库尔特·冯·福斯特迈耶也帮着译几句。至于全广广播员，《剧艺报》对他可没有好评，说“仿佛是有意贬低这篇演说的重要性”，又没发表什么评论。在哥广发表评论的是一个默默无闻、年已六十的德裔哈佛大学毕业生，名叫汉斯·冯·卡顿伯恩。下午3点36分，希特勒演说刚完，卡顿伯恩就来一篇透彻的分析。他说：“希特勒已经说过话，全世界都听到啦。……演讲里提到了，而且通篇都明确宣布了，所谓‘捷克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压迫’，德国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捷克政府必须跟这些人达成协议，不然德国就要动手逼他们这样做啦。”演说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卡顿伯恩都提到了；希特勒透露了一些新消息，例如说齐格菲防线上有十二万德国人昼夜不停地干活，卡顿伯恩也指出了。
美国报纸那时还要跟广播电台比比高低，每逢有重要新闻就出特刊。特刊赶印好了，报童就沿街叫卖“号外！号外！看重要新闻！”一时之间，各处都有人叫，德国动员啦！意大利动员啦！捷克动员啦！法国动员啦！英国动员啦！陆军开拔啦！舰队出海啦！飞机移驻有伪装的机场啦！登在报上的张伯伦照片面目模糊，他雨伞不离身，往来奔走于戈德斯贝格、贝希特斯加登和伦敦各地之间。英国儿童带上了小小的防毒面具，被送往乡间；法国人在公园里挖战壕；欧洲随时有变成火海的可能。
千百万美国人这时才第一次在收音机听到希特勒的声音，觉得他话里满怀仇恨，不禁失惊。他口中的德语咬牙切齿，象是毒液四溅。精通德语的人——罗斯福就是一个——能直接听懂，其余只靠翻译，尤其是靠哥广那个主要时事分析家卡顿伯恩。据《剧艺报》说，“在广播史上，除英王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演说外，卡顿伯恩的分析听者最多，也最感兴趣。”但是他已经上了年纪，干这种工作十分吃力。从星期一起，只在十八天内，他就从纽约哥广大楼十七层第九播音室连续发表了八十五篇无讲稿的广播，什么时候能松一口气，就躺在桌子旁边那张帆布床上打个盹。到了第十九天他才离开大楼，衣衫不整，形容憔悴。因为美国大众这时对德国很有反感，他连名字也改动了一下：原先叫汉斯·冯·卡顿伯恩，这时缩短为H。V。卡顿伯恩。【冯在德语指先代原是贵族。——译者】一时他成了美国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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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问题摊牌阶段开始了，那个星期一晚上七点三十分，罗伯特·特劳特在哥广接班主持现场汇报：
『特劳特：今天晚上，当全世界正在消化希特勒总理在纽伦堡发表的那篇等待已久的演说的时候，我们现在放送伦敦、柏林、布拉格、巴黎这四个地方相继发来的消息……报道新闻的是：本台欧洲办事处主任爱德华·默罗从伦敦播送；美联社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