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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未稳操胜券之前，这些考虑让步于当务之急。轴心国还未打败，就去盘算和平时期所面临种种难题，那未免过于冒失，甚至是危险的。1942年政府曾建议由全国资源规划局负责，研究战后问题。可是国会把这个局撤销了。这个建议也被扼杀了。总统很多时候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1943年12月28日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就曾对逗留未走的一位记者说，他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他说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的事故。”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一位矫形外科专家”。
社论作家们听了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在题为“新政病逝”一文中写道：“新政，年仅十岁，在长期患病以后，终于病故。死因营养不良和被人废弃。新政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时出生，出世后四年内身体健康。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点。后患战争休克症，始终无法完全康复。其尊翁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已在上星期宣布新政去世。”但是他真的宣布新政死亡了吗？换个名堂，继续进行改革，这对罗斯福说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两项重大法案：一个是美国士兵权利法案，给退伍军人以受教育及其他种种权利，另一个是凡是军人都有投票权利的建议。
在这些日子里，他每采取一次行动，对国会都得小心冀冀。国会把他当作一个立宪制的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新的第七十八届国会中，保守派联盟的势力有所增长。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长期以来已开始朝着赞成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方向转变，现在他正处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之中。只有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坚持美国应该“单干”，但是他和他的主张一样已入垂死之年。1943年秋，约翰逊发表了他最后一篇鼓吹孤立主义的重要演说。然后，在“参议院是否决定同意美国参与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这问题投票，结果是八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六人缺席。众议院则已通过一项类似的决议。票数是三百六十票对二十九票。这是由阿肯色州的一位年青众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这样在华盛顿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条件都具备了。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八十九票对二票批准了这个草案。同时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也在那里斟字酌句，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国际银行和一个世界基金，使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可以稳定币值，进行重建。温德尔·威尔基为他在1943年出版的书似乎取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宇：《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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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为俄国、英国、英联邦、自由法国的军队和美国自己的武装人员提供装备，准备1944年的决战。八五八书房连打字机工厂也制造机关枪；汽车工厂则在制造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戈·西科尔斯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直升飞机的装配线。另外一个在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城的工厂，则在制造六千架以上的“海盗”式战斗机。克莱斯勒汽车厂就为陆军制造了二万五千五百零七辆坦克。
由于机器精巧复杂，谁都没有办法预言下一周民用物资又有什么东西脱销。只有专搞囤积居奇的人，既有大批助手，又有无数资金，才能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之前预防价格突涨。糖、牛油、酒、肉、香烟——这些东西缺少，还讲得通，因为军队或战争工业都需要。但为什么这个星期有了香烟供应，各家商店反而又没有火柴呢？为什么在汽车胎实行定量配给后，用汽车的人决定改乘自行车，而赶到城里买车时，又发现昨天刚又开始实行自行车定量配售呢，又为什么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剪草机、纸张、束腰，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的电烘炉、烤饼铁模、拌蛋器、玩具兵士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鸡尾酒调制器、爆玉米花器、外来皮货和龙虾叉等等也都用去打仗呢？意见很多，回答却只有一个，而且老是粗声粗气：“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吗？”是呀，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这样讲法仍不太讲得通。主持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是知道这点的。这个局还挤在尚在修建中的白宫东侧楼办公，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没地方放，只好放在男厕里。当然，在不少情况下，小商品之所以缺少，是因为这些制造商要生产凸轮和嵌齿，为战争服务。象民用游船，烤饼铁模和龙虾叉等在战争期间就再也不制造了。但这不是没有及时抛售积存的商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象这样大规模的全国动员，必然会有些缺点和错误。对大约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零四千美国人——占全国人口91％——发给配糖证，你总不能希望一点岔子都没有。错误总是有的，有些说来还难以置信。费城的配给办公室，就因为配给燃料忘记了配给自己一份，结果得暂时关门。凡是领略过房荒滋味的人都会听到过洛杉矶的一件谋杀案。当地一个记者名叫奇克·费尔顿到现场采访，亲眼看到被谋杀的人确已死去，便立即朝死者的住处飞奔。“我可以租他的公寓吗？”他气喘喘地对女房东说。她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那边那个警长了。”
除了做黑市买卖的人，或者所住地区确是得天独厚的人（比如底特律市的居民，就可以溜过加拿大边境，把繁荣的温莎港的商店满目琳琅的商品一扫而光），对大多数平民来说，就不得不清心寡欲，但是他们也是乐意这样做的。当时有一幅战时公债广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兵，下面的标题说：“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画下面，还敢嘟囔抱怨，确实是要有胆量的。当然，有些东西缺乏，还是较易忍受的。比如战时生产局从1942年秋起到1944年夏止，很少威士忌酒供应市面。但除了潦倒流浪的酒鬼而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喝酒成习的人只好凑合喝奥尔德斯卜德那样的代用品，这是从人们扔掉的马铃薯和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拚命抽着什么佛里特伍德这一类谁都没听过的牌子的香烟）。
另一个问题是交通。1942年2月1日，底特律市把最后剩下的一条汽车装配线也转入战时生产，那时宝贵的新汽车的库存还有五十万辆。物价管理局把它全部买下，放在政府仓库里，购买都要申请。谁该优先照顾，都有极其严格规定，比如乡村医生等。到了1944年7月，就只剩下三万辆汽车了。这个数字，和平时期即使是在颇为寒酸的三十年代，也只够汽车推销员三天之用。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出售定额再裁减百分之二十二。
即使有了汽车，还有汽油短缺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没有担任国防工作，他的汽车挡风屏上就盖上了一个黑色的“A”字，一星期只能买三加仑汽油。这就等于把什么赛车场、郊外小旅店都判处死刑；他们只好关门大吉。城市里无轨电车变得很普通。当然距离不远的话，可以步行解决。但是即使走路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平民每年只配售两双鞋子。埃德加·胡佛报告说，路劫犯的目标中，鞋子列居第三位，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到了战争最后一年，美国的交通工具，真是五花八门，花样很多：什么两轮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精巧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噗噗喷汽的斯坦利牌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是1925型，即斯坦利公司停业那年制造的。
政府机关办事手续繁多，官僚们盛气凌人，人们对此至感不满。在这方面，年青的理查德·尼克松曾正确地分析过当时人们的心情。男人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他可以不在乎；妇女可以把丝林画在腿上，用画眉铅笔把袜筒线画下来，她们也没有意见；儿童吃不到牛油，牛肉减少，猪肉完全没有，这点他们也习惯了。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用币和配给票，很多人都弄不清楚，连杂货店老板也莫名其妙。后来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使得这种情况特别不能忍受的是，几乎人人都从朋友那里听到传说，在那些舒服的战俘营中，被俘的纳粹分子吃得如何如何好。
但是政府有时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把铁路接管过来，给铁路的经理人员们穿上上校军服：这是他使要罢工的火车司机回到火车上去唯一办法。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休厄尔·艾弗里拒绝遵守战时劳动局的一条命令，就由兵士把他从办公室赶走。（于是那个星期就流行这样的笑话：“你见过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新商品目录册的封面么？‘如蒙订货，一概照办！’”）【“订货”和“命令”在英语中是一个词，故有此笑话。——译者】战时人力管理署署长保罗·麦克纳特真的把底特律市六十万名技工，西海岸十一万商船船员，一百五十万名飞机制造业工人全部“冻结”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1942年是战争最困难的一年。轴心国击毁了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船只，超过七百七十九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获当时这样计算，如果他的“狼群”战术潜艇突袭小队每个月平均能击沉七十万吨，英国就要挨饿，他的计算极其准确。他取得多次胜利以后，得意洋洋，就想把全部潜艇派到美国沿海地区去。这样做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后果不堪设想，使人不寒而栗。可是希特勒不让他的海军上将这样做。他当时又灵机一动。他强调说，挪威才是“决定命运的地区”。什么？挪威？邓尼茨简直难以相信。他把地图摊开，说明在美国海岸附近只有十二艘德国潜艇，而在几个星期里，就已击沉船只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但是希特勒把眼睛一翻，转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就是挪威”，他又重复一遍。于是德国的后备潜艇就往那边驶，盟国的海军将领们正是求之不得呢！
当然，那时盟国是不知道这个调动的。大西洋上的威胁还没有消除，德国每个星期都有新潜艇下水，被击沉的舰船吨数继续上升。英国人绷着一副苦脸。美国人叫他们鼓起勇气来。要打赢大西洋战役，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在潜艇生产上超过对方。就在这个时刻，一位六十岁的勇于创新的实业家亨利·凯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凯泽在建筑波尔德水坝、大库利水坝、波尼维尔水坝、大沙斯塔水坝和奥克兰与旧金山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经是一个关键人物。1942年3月，他刚把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勒冈州造船厂收购过来，在那里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生产船只，而质量又不受影响。
从一开始起，凯泽在造船工业上的奇迹就使他成为传奇式人物。从安装龙骨到交货的时间原来要两百多天，他一开始就把一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减为四十天。到了9月份，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个月，他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一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在安装龙骨后仅仅二十四天便下水了。而那时候，他在大西洋已建造了一百艘轮船。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44年，他每一个星期就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下水——他和他的同业们可以在十七天内便把整条货船建造出来。1945年的头二百一十二天，他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七艘这样的货船，一天不只完成一艘。但是这时凯泽早已在瞩目于别的方面了。他在华盛顿提出，如果他能制造自由轮，为什么就不能造运输飞机呢？他立即陷入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重围，他们都说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一生，干的都是被认为不可能的事。而这一次他又多了一个合伙人霍华德·休斯。凡是凯泽干过的事，休斯几乎都干过，而且还创造过一些世界飞行纪录。1942年末，他们两人达成协议：每人投资一半，获利也是两人对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赋神佑的人才，很快就声誉雀起。但是最好还是把他们当作时代的代表。生产奇迹是由千万个干劲十足的经理人员和几百万工人造成的。他们有些是熟练的老工人，有些则是来自厨房或商店柜台的年青女人。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自由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日本天皇的神威，墨索里尼的口才，或阿尔贝特·施佩尔【阿尔贝特·施佩尔，当时纳粹战时生产的负责人。——译者】的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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