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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只有他本人知道。布鲁恩就站在他后面，也没有察觉到总统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在很久以后才觉察出他发生过一次心脏病。至于他的听众，则感到很失望，认为这次演说极不象样。他讲话时咬字含糊不清，平凡无奇，而且有时声音低到难以听见。内容又杂乱无章，不知说些什么。甚至声音听起来也不象罗斯福。萨姆·罗森曼在收音机里收听，搓着手干着急。现在，到处都传说罗斯福活不了多久；加上报上登了一幅用心刻毒的新闻照片，把他照成有气无力，张嘴结舌，面容憔悴，两眼深陷。特工人员迈克·雷利告诉罗斯福说，有些新闻记者硬是认为总统当时不是去了南卡罗来纳州，而是进了医院。总统显得紧张地说：“迈克，那些新闻记者都是该死的黑心鬼。”
他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合情理的。有时候，在一个重要人物行将去世的时候，新闻界有责任加以密切注视。这次就是这样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他们对他感情深厚，所以很少报导他的外表如何。那个拍摄罗斯福这张可怕照片的摄影记者，已遭到了同业们的排斥摈弃。然而，总统的内阁成员和老相识却比较直言不讳多了。多年来的紧张工作已经使他积劳成疾，现在似乎要一下子总爆发出来。一个观察家写道：仅仅在一个星期里，总统仿佛“从壮年进入了老年”。劳工部长弗兰西丝·帕金斯对于有关罗斯福和对于有关她自己的闲话，历来都置之不理，关于罗斯福健康日益恶化的一切传说，她都拒不相信。但是在罗斯福第四次就职典礼之前一天所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她委实大吃一惊。他的两眼呆滞，着上去就好象挨了一拳似的；他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穿的衣服似乎大了一号。他的两手颤抖，双唇发青，他似乎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头。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脸色使我们都大吃一惊。他消瘦、憔悴，两眼下陷，眼框发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个烟嘴，和他漠视困难的轻松愉快的态度，才使人想得起当年的罗斯福。”第二天，约翰·根室看见罗斯福后写道：“我看见他的脸孔就感到很吃惊。我感到肯定他就要死了。皮肤下面已经毫无光彩，就象在发暗的电灯泡上面的羊皮纸灯罩一样。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样，看了以后使我久久准以释怀。他的面孔是灰色的，憔悴的，松垂的，他的嘴唇的控制肌似乎巳经有点不听话。”根室又写道，有时他己经精疲力尽，“连简单问题都不能回答。他讲的话已经是近乎胡说。”
两个星期后，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安东尼·艾登认为总统和他们第一晚会见时，思想模糊混乱。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看了总统一眼就肯定他是垂死的人。他们这种印象，和华盛顿方面对罗斯福健康情况的印象凑在一起，就使人们后来形成一种理论：认为罗斯福这个“雅尔塔会议上的病人”，被狡猾险诈的俄国人骗了；认为他的亲友们让他竞选第四任总统，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美国。按照共和党五十年代的说法，雅尔塔会议是一场“出卖”。
但是按照这种说法，还有一些疑点不易解答。首先，这里有个假设，以为有人可以把罗斯辐说服放弃竞选。1940竞选年埃莉诺就曾再三劝他不要竞选，但他没有同意。其次，他的病情起伏极大，变化无常。布鲁恩医生今天的检验结果可能说明总统已进入病危，明天他又显得非常有活力了。布鲁恩在他的检查结果与病者实际病情之间，简直找不出什么变化规律。显然，他在大雨滂沱中进行竞选活动使他很劳累，竞选之后他就脸色苍白，没有胃口。但是他的血压却已下降（到210/112），他的肺是清晰的，而且一切迹象也表明连他的心脏也非常正常。他在西雅图市离开了驱逐舰的甲板后，就把心绞痛的情况告诉布鲁恩。于是一小时内布鲁恩就检查了血球数值并作了心电图。结果都很正常。
他在必要时振作精神的能力是很惊人的。艾伦·德鲁利当时是合众社记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宴会，看着罗斯福坐着轮椅进来时，觉得他脖子骨瘦如柴，老态龙钟。但是在总统退场之前，他仍然“用大家熟悉的姿态回答记者们的欢呼，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头往上一仰，顿时笑容满面，举起手来向大家挥动，姿态和过去一模一样。”1944年9月25日，他在华盛倾新建的斯秦特勒旅馆对工会领袖和民主党的工作干部发表演说。罗森曼和总统的女儿很早就到场，两人心情都紧张。那一天早上，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很差。安娜对罗森曼细声说：“爸爸会熬得过去吗？……假如讲得不好，那就很糟糕。”听众也很紧张，因为他们都听到这些小道消息，看到罗斯福在加利福尼亚时拍的新闻照片，听过他在驱逐舰上那次可怕演说。这次罗斯福坐着发言。头几个字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照伯恩斯的说法，“仿佛总统就是只是在嚅动嘴巴。”但是后来，他恢复过来，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战斗性很强的演说，干净利落，声音宏亮，和他第一次就职演说时差不多。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工作人员（哈里曼、贝尔纳斯、海军上将威廉·李海、爱德华·斯退丁纽斯）都认为他能有效地、熟练地代表美国利益。在会议的初期，他有夜咳，但布鲁恩进行检查后还是发现肺部清晰，心脏和血压无变化。2月8日（跟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争吵以后），罗斯福血压情况不好，医生也担心起来。于是就把他接着那两天的日程改动了一下。但两天以后，这些病状又消除了。这时，艾登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感到他的第一个印象必然是错误无疑了。依照艾登的看法，尽管罗斯福面色不好，体重减轻，但他在谈判中判断问题时能力的卓越，实属不可多见。他不但跟丘吉尔每日工作份量一样，而且还能找出时间，和斯大林举行小型会议，就苏美在亚洲的作用问题进行会谈。
毫无疑问，克里米亚会议加速了总统的死亡。1944年他跟一个猛烈攻击他的共和党对手举行竞选，并且要精力充沛地担任直接领导作战的三军总司令，这两个因素也同样加速他的死亡。人们将来会怀念雅尔塔会议，因为总统个人在那里作出了巨大牺牲。但除此以外，他就没有牺牲什么了。
第十一章 曾是丁香满庭时①
【①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71年写了一首纪念林肯的挽诗，题为《曾是丁香满庭时》。作者这里引用此诗题来悼念罗斯福逝世。——译者】
我们前此谈到进攻意大利的美国大兵时，他们还在蒙特卡西诺山下褐黑的泥浆中艰难挣扎，巴望天气转暖，突破德军防线。那是1943年的事。到了1944年，情况并没有好转。德军还控制着意大利2/3，罗马也在其中。1944年1月22日，盟军企图进行一次两栖攻势，在敌军后方安齐奥登陆，由侧翼包抄敌人防线。但是这一妙着的指挥官却庸碌无能。他在出奇制胜之后，没有乘胜前进，反而在滩头上步步为营，迟迟不前，结果又陷入凯塞林元帅的重围。安齐奥反成了美军的陷阱，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在四个多月中，被困缩在滩头阵地上，伤亡日增，一筹莫展，而德军却把他们当做靶子，提高了枪法。有个新闻记者说：“美军在这里就像原始人那样生活，他们那副样子，挥舞木棒也许比使用机枪还更像样一些。真难想像他们是怎样挨过那个凛冽的冬天的。”
春天来临，大雨冲走了活动便桥，原来路面的车辙已经冰硬如铁，现在又是泥泞难行。然而盟军仍然毫无意义地坚持困守。不论是美军的第五集团军，还是英军的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的靴腰部分的亚平宁山脉东西两侧，都在向敌军正面进攻，损失惨重。他们所能指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拖住一些德军师团，消耗其实力，使之不能充实希特勒大西洋沿岸防线——不久盟军就要跨过海峡朝此猛攻，以试其锋。但这种消耗战，对两方都造成损失，更糟的则是进攻一方比之防御一方代价更大。盟军伤亡增加，士气下降，盟国之间的摩擦，也在发展，而这总是危险的信号。这时在意大利，除了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软禁起来的墨索里尼，马克·克拉克中将要算是最不得人心的人。他把轰炸蒙特卡西诺的责任归咎于新西兰伯纳德·弗赖伯将军，后者是享有盛誉的英雄。这种做法，说得再好，无非也是不体面地推诿责任，而且在当时，看来轰炸在军事上还是必要的。
安齐奥的盟军亟待解救，而盟军统帅部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向罗马大举进军。1944年6月4日下午7时半，克拉克亲率先头部队，指挥美国第五集团军一些部队，开进这座不朽名城的威尼斯广场。人们以鲜花、欢呼、狂吻和红酒来欢迎胜利者，使他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场面，任何战将都难免感到扬扬得意，可是克拉克不知道适可而止。第二天，他把军团级司令官们都召来开会，原来克拉克是要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充当配角。在摄影记者的要求下，克拉克摆出各种威武的姿态，照了又照，使他手下的美国和盟国将军们都为之汗颜，甚至有些随军记者也羞红了脸。可是克拉克一概视若无睹，反而准备发表简短讲话。“今天”，他开始说，“对第五集团军说来，是个盛大的日子。”
记者们面面相觑。第五集团军！那么第八集团军呢？英国记者颇为气愤，相互嘀咕，第八集团军不是从开罗一步一步地打到罗马么？还有波兰人的部队呢，其他国家的部队呢？埃里克·塞瓦赖德认为还不止这样：难道对希特勒的每次胜利，不就是欧洲被奴役民众的胜利，不就是在纳粹杀人工厂里等候屠戮的犹太人的胜利？不就是在这战争的绞肉机中已经做出巨大牺牲而且仍在忍受折磨的人们的胜利？可是克拉克并不这样看。他充分满足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需要，并且广开通讯电路，务使新闻图片和稿件在第二天早晨都能到达报馆编辑手里。一切都如期到了，可是克拉克倒霉。原来第二天是1944年6月6日，是盟军在诺曼底开始登陆的日子。
※※※
在朴次茅斯船坞正北，有座富丽堂皇的英格兰宅第名为索思维克公馆。公馆附近榛树林里，有一部陈旧的拖车，其特殊陈设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同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率保密电话；还有一架直通唐宁街10号电话机则是绿色的。就在这拖车里，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攻势发起前风雨交加的一周中某一时刻，这时已佩带四颗将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那里草拟了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这个早已成为著名的文献（《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另一份则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
『我军在瑟堡－阿弗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
历史事件发生既久，人们就会认为这种发展似乎是势所必然的。我们回忆欧洲登陆时，总以为在法国的德军已是穷途末路——艾森豪威尔大军云集，供应源源不绝，海峡上又有英美庞大舰队掩护，空军机群在上空盘旋，这场圣战早已稳操胜券了。甚至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事后也免不了这种怪诞想法；蒙哥马利后来写道：“这场战役完全是按照进攻前各项部署进行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人们说了很多天气恶劣的话，说是如何影响登陆作战。其实这倒是天赐之便。正是因为天气坏，所以战斗打响时，主要的德军将领都不在司令部里。希特勒最有才干的元帅隆美尔那天休假，去乌尔姆庆祝他妻子的诞辰。本来德军有十个高度机动的装甲师，可以把入侵的军队赶下英吉利海峡，但登陆那天，只有一个装甲师投入战斗。虽只是一个师，它也在卡昂冲破了英军战线，一直推进到海边。当然这股力量太小，要是十个装甲师中有三个投入诺曼底战役，“盟军的立足点来不及连成一片，巩固下来，就会被赶下海去。”这是英国著名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他书里说的。
如果隆美尔不是对妻子这样一往情深，他本来会留在法国，盟军也可能被消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