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能够带兵作战的女统帅，这说明商朝时上层贵族家庭的女子能够接受相当广泛的教育。
夏桀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自比为太阳，无休止地征发百姓，建造许多华丽宫殿，不分昼夜与妃子宫女饮酒作乐。他的暴政遭到平民和奴隶的反抗，百姓传唱着歌谣：“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借此表达他们心中的痛苦和愤怒。
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国君，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建造鹿台，日夜与后妃嬉戏游乐。他修筑宫殿园林，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尽情享乐，使用炮烙酷刑镇压百姓。他也是一位喜好靡靡之音的君主。《史记…乐书第二》记载：“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纣之道何隘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北鄙之音”大约就是商朝国都朝歌格调低下、内容淫荡的流行歌曲，看来这位商纣王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些艺术细胞，能够吟唱流行歌曲，这也正是亡国之君的“本色”——似乎中国的历代亡国之君莫不如此。司马迁从“教化”的角度将商纣王亡国的原因归结到喜好“北鄙之音”上，虽然有点偏颇，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又一次证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只不过商纣王时期上层的诗歌教育起到的却是与“教化”完全相反的作用。
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它仅仅是占卜的记录，并没有将夏商时期流传的歌谣记录下来。只有极少的几首流传下来，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首三言歌谣篇幅简短，反映了商王朝初年统治者励精图治、除旧布新的气概。更多的歌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销声匿迹了。其原因大概一是歌谣本身有易于消失的特点；二是缺少书写材料，虽然文字已经成熟，却仍然无法用文字对诗歌进行保存，唯一的保存办法只能是口口相传；三是类似“焚书坑儒”之类的人为破坏阻断了歌谣的记录和保存。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仍然主要是结合礼乐歌舞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
第三节西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原是主要活动于泾水和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成为商朝的一个属国。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周文王时，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成为商朝境内最强大的附属国。周武王继承王位后，开始伐纣灭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周王朝实行分封制。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成王大封亲属、功臣，“桐叶封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天子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世封建专制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自周王朝立国后，各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周初有一千余国，春秋时期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期更只剩十余国。
西周时期，周王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总结前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出现了所谓“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这些乐舞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
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到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共305篇。《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雅》和《国风》中的《豳风》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颂》和《雅》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豳风》是周王朝发源地的民歌。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些于春夏之际向神灵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灵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当时的人们在丰收的日子里兴高采烈，举行隆重的礼节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周成王时进行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在祭祀活动中，周朝王族的子孙耳听着对祖先的颂歌，回想着祖先的功业，接受着礼仪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祭祀诗。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应在西周初期。
《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而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后稷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非常茂盛。他在邰（今陕西武功）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因而后稷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历史观念和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
《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邰迁徙到豳（今陕西彬县），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其中写到：“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一派欢歌笑语的情景。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有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先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建造宗庙宫室，建立国家，委任官吏，消灭夷人的过程，最后是文王受命。描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拟声词语，气氛浓郁，气势盛大：“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整首诗结构严谨，叙事条理分明，描写生动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以前的周民族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也应当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能够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这些诗篇作为周民族的史诗，既用作宗庙祭祀，又是上层贵族对子孙进行家族历史教育的教材。学习这些诗，可以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化，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西戎侵扰，诸侯兼并，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应当是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在这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批评。如《瞻卬》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官，有人降职；有人为国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站在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种混乱的景象。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既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局的极端忧虑，对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自身命运的忧惧。如《十月之交》，《毛诗序》认为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这里描绘了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而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悠闲生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但同时他又极其恐惧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再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突现了仕途的危险和艰难！这是因为诗人们要尽量避免同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内部力量的威迫。一方面，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的正确立场和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现象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和无奈，却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把自己置于同统治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这些诗篇由于作者均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因而“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因此能够被上层统治者接受并予以保存、流传。这些诗篇并不是作于一时一地，而风格却大致相同，除了“删诗”说的原因外，恐怕是周王朝的上层统治者提倡并用来对子孙进行教育的结果。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整理“诗三百”并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恐怕不是一时之举措，而是对周王朝诗歌教育传统的继承。
《大雅》、《小雅》这类诗歌，开创了中国政治批评诗的传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述《诗经》说：“……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只有站在社会公认的正确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的方法，以及避免张扬个人态度的写作特色，对后代的政治批评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认为产生于西周初年。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似乎是记农历的歌谣，真实而细致地描绘了奴隶制社会的劳动情景。诗的作者似乎是一个奴隶中的管理者——其本人也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