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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的生平情况，一些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篇；《文选》收集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却无篇名。《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能够确定为宋玉作品的惟有《九辩》一篇。《九辩》之名来源甚古。在《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应当是“不歌而诵”的诗篇。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有十余处；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并不能说《九辩》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从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虽然也揭露批判了楚国腐朽政治，但缺少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虽然也抒发了个人失意的不满和痛苦，但缺乏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因此，《九辩》的哀愁，只是文人不得志的一种个人的、压抑的哀愁，只是“惆怅兮而私自怜”。这种文士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见秋景而生哀愁的抒情模式，对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穷则独善其身”、以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文学史上就出现了更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极善于选择描写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来抒写幽怨哀伤的感情，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出文人压抑的心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从这里可以看出，《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言节奏灵活而自由。语气词“兮”的位置不断变化，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依然保持着音乐之美。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这种语言特点，对后世词曲的语言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李清照善于运用叠字，大概就是受到宋玉的影响。
《九辩》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受到后人尊崇而并称“屈宋”。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由此可见宋玉对古典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了《九辩》的成就：“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总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秦汉统一以后，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学典范而“风骚”并称。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区别，在诗歌艺术上，楚辞较之《诗经》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它对后世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极少。与《诗经》总体上温和蕴藉的风格相比较，屈原的诗篇却是用他的理想、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他的创作前所未有地显示了诗人个性和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全新的诗歌风格，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楚辞》同《诗经》一起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绵延无尽的影响。
奇闻逸事集 010 白银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二章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
经过长期战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这个仅仅依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后就土崩瓦解。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到汉武帝刘彻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两汉四百余年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和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陷入长期分裂和战乱状态，但汉文化却一直是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核心。
秦王朝统一文字的措施为其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但“焚书坑儒”又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学校教育的废弃又几乎中断了文化的传承，诗歌教育几乎荡然无存。西汉王朝建立后，文化教育得到恢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孔子的“诗教”理论也随之被发扬光大，诗歌教育成为政治教化的途径，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此后，尊孔崇儒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儒学也绵延不绝，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进入了第一个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繁荣时期。因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和七言诗逐渐形成并走向格律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诗篇，而且涌现出许多才思敏捷的女诗人，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因此，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
第一节秦代的诗歌教育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军队战斗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从公元前230年起，秦国用九年时间相继消灭东方六国。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秦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皇帝——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维护专制统治，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采取了巩固统一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
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当时“宝”字的写法有194种，“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在百种以上。各类字体或柔婉流动，或疏密夸张，或体势纵长，或结构狂怪，对思想文化交流带来了许多不便。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废除了原来六国使用的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规范文字。后来，又进一步推广笔画更简单的隶书。小篆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秦朝统一文字，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繁荣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众多，但使用的文字是一致的，这与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密切相关的。
为了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既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又作为推行小篆的范本，供人学习临摹。这三本教材与西周的识字读本《史籀篇》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编排体例上一脉相承，其主要区别仅在于字形和写法不同。据《汉书…艺文志》：“《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近年来出土的汉简上有关于《仓颉篇》文字的记载：“已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从中可以看出，它采用韵文形式，每句四字，都是字词罗列，与语意无关；字词之间、句与句之间不具备语言上的逻辑关系，大多不表达完整的语意。这些特点都与《史籀篇》基本一致。这三种教材均已失传，只有一些语句保留在西汉初年闾里书师的《仓颉篇》中。这些教材运用四言韵文形式，是两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的先驱。
秦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焚书是秦国很早就实行过的政策。商鞅变法时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秦朝一统天下、统一文字为全国性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便利的基础，但秦王朝历时甚短而且“焚书坑儒”，因此，中国古典文化进入秦朝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官府外，民间只准保留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籍，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上交官府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一概处以死刑。秦始皇不仅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还一举坑杀敢于批评他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焚书坑儒”是秦朝在文化教育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秦朝在教育上实行“以吏为师”和“禁私学”的政策。秦王朝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浩劫和一次倒退。虽说秦始皇实行焚书令，但民间藏书者、讽诵诗经者仍然有许多。焚书令虽然为儒家经籍的流传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断经学的流传。实际上“五经”都各有传人，而且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为西汉经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专制统治的严酷，秦代的文学教育几乎停顿，因而秦朝在文学上乏善可陈，只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作为代表。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久已失传。但秦朝的碑刻文学却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峄山（今山东峄县境内），刻立《峄山刻石》；后至泰山，刻立《泰山刻石》。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至琅邪山（今山东胶南），立《琅邪台刻石》；又至之罘山（今山东烟台西北），立《之罘刻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境内），刻立《碣石刻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刻立《会稽刻石》。
现存秦代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秦始皇将其立于名山之巅，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表达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等所书文字，都是标准的小篆字体，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
如《峄山刻石》：“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这是秦始皇东巡的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