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粽子经过微波炉的加热吃在嘴里特别的香，两块五的价格更能换来一个写有“燕莎友谊商城”的塑料袋，拿到学校去小朋友们都羡慕的要死！过了一两年，爸爸告诉我他亲眼看见那些粽子是一个农民伯伯用板车推到商场的库房里的。于是，我妈妈再也不允许我吃那粽子了，可我也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粽子了。
1994年（1）
我跌跌撞撞地迈入二年级的行列，也正式开始了琴童生涯。
估计是我爸觉得家里连个能发声的玩意都没有也太不像话了，于是决定让我自行发声！
小学里音乐老师一个个让我摊开手掌来看，又抻了抻每个孩子的手指，一人给我们一个单子，上面写着适合学习的乐器，我因为手掌比较肥肥大大的，所以老师不假思索地给我填上了三个字：大提琴。
我屁颠屁颠地就拿着单子让爸爸去了，兴高采烈地宣布：“老师说我适合学大提琴！”但我隐瞒的一个事实是，班上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这么一张单子。
我和我爸现去听了场音乐会才搞明白大提琴是个什么东西，然后紧急召开家庭会议商量我是不是该学这个又笨又蠢永远给小提琴当陪衬的乐器。我妈主张不要学，怕耽误功课，也怕浪费钱；我爸主张培养孩子情操，万一培养出个音乐家呢；我主张学学玩，不好玩再放弃。
关键时刻我爸以替我写作业为砝码赢得了我这关键一票，我庄重地填妥了那个回执单，小心翼翼地递到音乐老师手里，有事没事就往音乐办公室跑，生怕她剥夺我学琴的权利。
从那一刻起，我就彻底地踏上了贼船，下也下不来。也从那时起，我知道老爸的话绝对不能信！
我的生活轨迹又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而发生了偏离，每天八点上课，五点下学，吃过晚饭后开始写作业一小时，练琴一个小时，九点准时睡觉。周六上午视唱练耳，下午休息，周日上午专业琴课，下午乐团排练。
这样有规律的忙碌生活我过了整整八年。
那平房里连张标准高度的桌子都没有，写作业的时候，一个掉了漆的棕色茶几就是我的书桌，一把木制的小板凳就是我的课椅。练琴的时候，小板凳放在茶几上，在缝隙处扣上爸爸自行车的车筐当谱架，还要时不时地提防车筐会不会突然扣下来砸到琴。吃饭的时候，茶几又顺理成章地充当了饭桌，名副其实地家庭多功能桌。
那把大提琴是我几年来噩梦的根源。
没几个月我就发现学琴并不是件“好玩”的事情，爸爸也没履行给我写作业的约定，我开始哭着喊着要放弃，但是我爸开始用武力粗暴干涉我的自主权。
学琴是一条贼船，上了就下不来。
从单纯的培养兴趣，到为了考级，再到为了小学升初中的特长生，大提琴被赋予了越来越过的功利色彩，我不是为了爱好而学，而是为了能凭借一技之长而搏出一个好未来。当我清楚的明白这一点时，我身上显露出了最原始的叛逆。
我开始学着反抗，用最简单重复的音阶练习代替复杂的协奏曲，用弓子把琴谱翻得哗哗作响，用眼神来表现出对老师水平的批判。我故意拧松了琴弦，故意撕碎了谱子，故意把手指划出一道血口，只为了能离这个又笨又蠢永远给人当陪衬的乐器远点，再远点。
为了学琴家里花费了全部的积蓄，价值几千的琴以及每节琴课上百元的学费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来讲是笔巨大的开销。记忆中爸爸妈妈就没买过一件上百的衣服，一家三口没去过一间餐馆，我没有过一分零用钱。我因为学琴而失去了童年的大部分乐趣，我不能跟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跳房子，没去过各大公园的游艺设施，还能把美元、英镑符号认成高音谱表。
前后换过五位专业老师，一个老太太，三个老头，一个年轻姑娘，也经历了课时费从六十到两百的飞涨。有一个姓高的老头让我记忆深刻，他来到课上第一件事就是骂骂咧咧地抱怨学校没有为他准备饮料，我爸立刻飞快地冲出去为他买了瓶昂贵的进口饮料，大概是芦荟汁一类的东西，老头砸吧砸吧嘴继续开始他数不尽的抱怨。为了能把我教好，每次爸爸都是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啊，附和着他满腹的牢骚，每周递上不同的进口饮料，而我却愈发对老头产生反感，直至最终炒了他的鱿鱼。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的男朋友长得暴像香港演员李子雄，而且也是香港人，她的家里永远晾着不同花色的内衣，桌子上摆满了自己的艺术照，沙发上还扔着低俗的言情小说，让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一切和大提琴家联系到一起，最后有两件事情直接导致了我爸炒了她的鱿鱼，一是那年的考级我全盘皆输，原因在于她从一开始就教错了，二是有一天电视有她们乐团的演出，我爸发现自称首席的她坐在倒数第二排最里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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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
那时还参加了北京市银帆交响乐团，一堆学琴的孩子痛苦地煎熬着一下午，共同糟蹋着世界名曲，还要付出昂贵的排练费，典型的花钱买罪。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提琴手，在集体中充当混事的角色，却永远对首席的位置垂涎欲滴。
乐团为了音乐会请来了一个当时在音乐节颇有名气的小提琴神童来与我们共同排演小提琴协奏曲，我总是无比地嫉妒她拉琴时淡定的神情，嫉妒她上台时粉色的纱裙，嫉妒她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每次乐队排练她的爸爸都坐在老师办公室里谈笑风生，和老师交流着培养神童的心得，而我的爸爸只能坐在排练室的后面翻看着一张不知道哪里来的报纸，还时不时地会被老师叫过去帮忙搬运乐器。
因为孩子的成才与否，爸爸的待遇也能差到千里之外。
所以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有一天也要让爸爸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让所有的父亲围着我的爸爸如众星捧月一般，由衷地称赞我的出类拔萃。我很高兴现在的我做到了，反而那个小提琴神童远走德国，杳无音信。
1994年，满大街的姑娘在T恤衫外面套了件吊带衫，大蛤蟆镜遮住了半张脸，妈妈告诉我那就叫“时尚”，可我却觉得时尚就是奇装异服。
1994年，我有个姐姐参加了“飘柔之星”选拔赛，那级别就相当于现在的“超级女声”，甩了甩长发，甩出一头头皮屑，于是光荣的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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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电视上出现了三个摇头晃脑不好好唱歌的长发男人，更奇怪的是台下的观众摇头晃脑不好好地坐着，我听不清他们在唱什么，但我确信以及肯定那就是“行为艺术”！十多年后窦唯、张楚、何勇又行为艺术了一把，把人家汽车给烧了。
1994年，我周末最爱看的节目是《时尚装苑》，那里面漂亮的女主持人叫希丽娜依，每期都放好多大牌时尚走秀，我一个牌子都没记住，却在小本子上画下我最爱的款式，想着以后有钱了变瘦了我就穿着这些衣服去买菜！
1995年（1）
我在隆福寺地下超市里发现了我毕生最挚爱的图书……《机器猫》！
人民美术出版社，两块五毛钱一本。
我一口气买了六本，结果在看到第六本机器猫离开野比那集时哭得稀里哗啦，野比为了证明自己能够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找大胖单打独斗结果被打得鼻青脸肿，还喃喃地说：“赢了，你看到了吧，我把他打跑了，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下你可以放心回去了吧！”机器猫守了野比一夜，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最后一张漫画是，野比抱着膝盖坐在屋子里，看着空空荡荡的抽屉，说了一段煽情得要死的话：“机器猫，你走了以后，家里一天到晚冷冷清清的，不过……我想我马上会习惯的，所以机器猫……请你别挂念我才好。”
这段话我发现出现在无数80后作者的小说里，最成功的翻版是：“哥，请你自由的……”
直到现在我也想不出怎么能有机器猫那样好看的漫画，机器猫就是一只腰围和身高一样的“Super Cat”！爱打抱不平、爱铜锣烧、爱白色优雅的小母猫、憎恶老鼠、玩石头剪子布的时候必输无疑。我们爱机器猫更多是因为我们是现实里的野比，需要有这样一个超人陪伴我们成长。考了低的分数我们可以用任意门躲起来；做错了事情我们可以用时光机回到过去；想逃课就在脑袋上按个竹蜻蜓；背不下公式还能用暗记面包；还有回到童年的时空包袱皮……机器猫的口袋里承载了太多我们的梦想。
朋友说他想起胖虎小朋友，差点儿，就流了眼泪下来。胖虎只是一个家里开着杂货店的小男生，爱欺负人，爱打架，爱逼迫大家玩他爱玩的游戏，听他唱难听的歌。他是一个被所有人讨厌的小男生，他也是一个最可怜被忽略躲在角落中的小男生。可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拥有机器猫。
去年当机器猫剧场版在国内公映的时候，我坐在一群孩子的中间静静地看完了全场，当那些泛黄漫画书里的人物在大屏幕上活灵活现的时候，我突然泪流满面。周围的孩子们笑是因为怀揣着我们曾经有过的梦想，而我们哭是因为已经明白这些梦想一辈子都不会实现。
而1995年留给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本黄｜色小说。
搬进平房的时候就发现上一任主人遗留下来一大柜子的书，却多是《白鹿原》、《苦菜花》之类的大部头作品。除了当枕头没别的实用价值，所以我反复阅读的多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和《自古英雄出少年》之类的少儿书籍。一天趁爸爸去开家长会，我继续翻腾那个书柜，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令人触目惊心的书。
那书隐藏的很深，就像打入阶级内部的破坏分子，和《白鹿原》、《苦菜花》放在一起，实在有损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永远记得那本书的开始是这么描写的：“她看见了自己两个裸露的Ru房，两个棕色的小｜乳头像皇冠一样镶嵌在洁白如玉的Ru房上……”
对于只会把“月亮比喻为银盘”，“老师比喻为大树”的小学三年级生来说，“｜乳头像皇冠”是一个前所未闻的绝妙的比喻。我脑子里顿时浮想联翩，一会儿出现个金灿灿的皇冠，一会出现个白花花的大馒头般的Ru房，然后两个清晰的形象渐渐靠拢，模糊为一体。
文化侵略的威力要远大于战争侵略。
就是那本日本人写的Se情小说让三年级的我第一次有了性的概念。没看几页我就脸红心跳，那些露骨的描写实在少儿不宜，我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了原位，钻进被窝里，蒙住脑袋，努力驱散脑中那些可怕的幻想。
爸爸开会回来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异常，但是那天的我浑身不自在，就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
三个月后，爸爸又去学校开家长会了，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我又翻出了那本薄薄的小说，还是从第一页读起，还是沉浸在那个“｜乳头像皇冠”的比喻里脸红心跳，还因为很多字不认识让我读不连贯那书的意思，还得时不时地聆听着爸爸回来的脚步声。
1995年（2）
后来在第三次家长会后，那本书神秘地失踪了，任我怎么翻也翻不到它的踪迹，我开始后悔看了三次也没记住那本书的名字。
那天以后我脑袋里再也没浮现过Ru房和皇冠的幻象。
等我上了大学再度和别人讲述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同系的师哥突然牢牢握住我的手说：“那书我也看过，是讲个日本女星被影迷绑架的！”再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萌芽》杂志，有可爱的读者在我的博客留言说那本书名字叫《女星奸仇》，她小时候也偷偷看过，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本书是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读者遍布全国各地，影响了一批80年代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
再再后来我搜索到了这本书的信息，原来我还冤枉这位叫“西村寿行”的日本作家了，人家还是写过《追捕》的日本文学家呢。这书只是某位意淫的同志顶着名作家的名号攒出来Se情出版物，却在中国畅销一时。这个招数后来被大陆出版人们成功借用，攒出了很多畅销书，成功替国外作家解决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再再再后来，我从一个旧书网上以三倍的价格买到了这本书，但当我再翻看到那个魂牵梦绕的“Ru房像皇冠”的比喻时，内心一片平静。
1995年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应该就是施行双休日了，每个星期被大小礼拜弄得晕头转向的我终于有两个整天被爸爸剥削去学琴了。
1995年我捧着一包爆米花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了部叫《红番区》的电影，连带以后的《霹雳火》导致我短暂地暗恋上了成龙，但谁都不会想到以后我的职业和这个硕大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