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精美漂亮的信纸和信封，仿佛只有那些昂贵的南韩信纸才能承载得下我厚重的感情，搜刮来的NBA明星卡片会附在信封里一并寄去，而他回馈给我的，是一些港台明星的卡片，翻看曾经的通信时，我才回想起来偶像从林志颖变成张信哲，从张信哲变成谢霆锋，从谢霆锋变成现在的一无所有。
直到有一天，男孩兴奋地给我讲自己喜欢了一个女孩，而那个女孩也对他有好感。再后来，男孩成功地和女孩建立了恋爱关系，那封信他写得异常轻松，而我读起来却异常沉重，胸口总被一种不知名的情绪压抑着，我开始明白自己不再是他惟一亲近的朋友，那个女人在他心里的分量超过了我，嫉妒的感觉第一次那么强烈的在胸腔里充盈。接下来的几封信他都在讲述自己和女孩交往的点点滴滴，我开始充当一个不甘愿的聆听者，开始努力跳过那些有关爱的字眼，因为我明白那份爱不是属于我的。
通信的第三年，我上了初中，之前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份隐瞒，从没告诉初三的他，我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每天上下学还要爸爸护送。我怕年龄的差距让他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值得聆听的对象，怕他不屑地说小学生的生活，有什么可拿出来说的？早熟的我，早就把自己当成了是他的同龄人，如我这般早熟的女孩，恐怕是最介意别人揭穿自己的幼稚。
告诉男孩真实年纪后，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他说早就猜到我是小学生，曾经说的毕业临别早就暴露了我的年纪。我第一次有被看穿的感觉，自以为高明的伪装那么轻而易举地被识破，而他话语里的漫不经心又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彻底底的傻瓜，一个人演戏给自己看。
好像人的成长伴随的总是私密空间的扩大，我开始不再向男孩吐露心迹，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轻描淡写，开始用更私密的写作来倾泻自己的情感，开始追求更多人的认同，我已经不再满足为他一个人而书写，拼命寻求更广泛的共鸣。终于在2002年的某一天，我彻底地放弃了与他的通信，我吝啬得连借口都不肯编造一个，就向通信四年的男孩说了再见。
如今的我不会再向人随便袒露心迹，不会再轻易言爱，不会再傻傻地盼望邮差的来临。
我与过去的日子挥手作别，离去得毫不留恋。
可是当我翻开这些信件时，我好想知道那个男孩过得好不好，想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他在书店看见我的名字，恍如隔世……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连累人民币贬值，于是我每天都搬着小板凳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希望砸下用美元包裹着的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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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北京国安在工体9：1大胜上海申花，我和我爸这两个伪球迷因此还下了顿馆子庆祝，当天的《北京新闻》一遍遍地重复着那九个进球。
1997年，有三个人离开了我们，戴安娜、王小波、张雨生，可惜我跟他们都不熟。
1997年，街上有了染黄头发的男孩，妈妈说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1997年，我第一次来了例假，很快我就悲哀地奔二了……
1998年（1）
伴随着王菲和那英“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的歌声，我的学琴生涯也到了水深火热的阶段，虽然顺利地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六级水平，但贪心的爸爸已经在向着九级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了。
那时的考级就像如今的艺术院校招生一般气势恢宏，全家总动员。爸爸拿琴，妈妈拿谱，爷爷拿杯，奶奶拿水，有钱的再叫上辅导老师现场调琴对音。众星捧月的孩子通常三种表现：
一、表面故作镇定，装大尾巴狼，把压力在厕所里一泻千里
二、从一进音乐学院就开始咋呼，生怕四周人注意不到他，练习时拉得断断续续，不显露真实实力。
三、一进来就被这阵势吓破了胆，哭着喊着要回家，好说歹说被劝进考场，在考官严肃的神情面前，彻底崩盘。
孩子们总是被一个面露凶光的男人带到各个楼层，相同乐器相同级别的孩子们在候考区牟足了劲给对方使坏，不断用诸如“今年卡得严”、“考官临时换人”的小道消息来迷惑对方，或者报上自己指导老师的名望来给对方施压，通常一小男孩特牛气地跟一小女孩说：“我老师提前好几天就跟今天考官打过招呼了，我肯定没问题！”小女孩低垂着头闷闷不乐地样子说：“我的老师没陪我来，她就在里面监考呢……”
考官遵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原则，也提前预料到了如今“老少配”的风靡，以“老年严肃男搭配年轻漂亮女”和“老年严肃女搭配中年笑面男”的组合出现在琴童面前。大提琴考级通常是音阶、练习曲、奏鸣曲、协奏曲的顺序，点背儿的时候考官会临时颠倒顺序，或者只听两分钟的奏鸣曲，却听完十来分钟的协奏曲，彻底让孩子底掉儿。成绩分为优秀通过、通过、勉强通过、不通过四个等级，每次末了我就想着法儿往考官面前凑，垫着脚尖看那个勾画的最大，提前估算通过几率，有次啥也没看见，就特生猛地问考官：“您看我拉得行么？”考官白了我一眼没好脸地说，回家等消息去。
等待成绩发布的那几天更是寝食难安，家里没电话我爸就拜托三大姑八大姨打一分钟三块钱的声讯电话替我查，查完后还跑到音乐学院再看次张榜，最后买张印有通过名单的音乐报才能安心。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复印琴谱，登门拜师，开始新一轮的考级生涯。
我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我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级不加增，何苦而不过？
此时我对学琴已经到了极端厌恶的地步，有次我自告奋勇地独自背着琴去参加乐团排练，不知道怎么把琴磕出了一道三厘米的口子。回家后我爸的脸“刷”地变了颜色，抄起生火的钩子就要往我身上抡，虽然最后换成了扫帚，但落在身上伤痛远不如爸爸气急败坏的神情令人刻骨铭心，我坚信那时爸爸的心里大提琴的位置比我要高出很多。
现在我明白，我厌恶的不是学琴所遭受的苦，而是大提琴剥夺了爸爸的爱。
我的娱乐生活开始于一盘叫《摇滚顺口溜》的磁带，大街小巷放的全是两个男人伴着音乐胡扯淡，扯着扯着就把六十分钟打发过去了。那些“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有些干部喝酒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革命小酒天天醉，要想喝酒去开会，下次开会还开‘醉’。”“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舔一舔， 感情铁喝出血”、“ 一等人是公仆——老婆孩子都幸福！二等人搞外贸——世界各地全玩到！三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等人大盖帽——鸡鸭鱼肉可劲造！五等人大老板——搂着小蜜来回转！六等人开小车——跟着领导混吃喝！七等人手术刀——要想活命甩红包！八等人干个体——坑完张三唬老李！九等人小百姓——事不关几不玩命！十等人主人翁——拎着饭盒学雷锋……”的段子令我对艺术工作者针砭时弊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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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
但令娱乐生活丰富多彩的还是港台流行歌曲的介入，从最初的影视金曲到小虎队，再从小虎队到林志颖，然后林志颖移情别恋到范晓萱，最后终结于张信哲。
多少个日子，我和伙伴们唇枪舌战于张信哲和温兆伦到底哪个更帅的问题上，甚至还幼稚地计算过二十年的距离能否阻碍两个人爱情的产生。每天眼巴巴地盼着《当代歌坛》的上架，一页一页大海捞针般寻找“张信哲”三个字，找不到就跟杂志社写信抗议。收集起了他所有的磁带，总觉得歌词本比歌词页更值。从小摊贩手里讨价还价来的两块钱一张的明星彩照塞满了整本相册，歌词手抄本上的字体比作业本上还要工整。
虽然其间也短暂地迷恋过古天乐、谢霆锋等英俊小生，但张信哲始终牢牢占据着头号偶像的位置。1998年为了看张信哲北京演唱会，我被姑妈以糟蹋钱为名在院子里大骂一顿，倔强的泪水始终含在眼眶里，掉不下来。那场演唱会，十一岁的我在嘈杂的人群中一字不差地跟唱了阿哲的每一首歌，不哭不叫不吵不闹，静静地注视着舞台上那个渺小的背影，不管他换得衣服是不是合身，不管他和女艺员热辣的舞蹈是不是协调，不管他的小提琴是不是音准，我都坚定不移忠贞不贰地在心底跟自己说：阿哲，你会是我一辈子的偶像！
后来，我得到独家消息，在昆仑饭店的侧门守到了张信哲，爸爸推我冲过去索要签名，我的脚下却像钉了钉子一样一动不动，目送偶像谈笑风生地进入饭店。
再后来，我看了张信哲在北京的所有演唱会，从最便宜的学生票到媒体工作证的记者专席。
再再后来，我有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在光线传媒的录制现场坐在两米远的距离看着偶像，签了专辑和海报，却发现阿哲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庞杂的娱乐圈里，一个四十岁的唱情歌的男人开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有记者提问加盟海蝶音乐成为林俊杰、阿杜的师弟以后有什么感想，年轻的经纪人立刻跳出来说这个问题不许问，阿哲无奈地笑了笑，身不由己。
专辑依然会买，新闻依然会看，却发现怎么也记不住新专辑里的曲名和歌词了，原来心里有些执著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地溶解掉了。
曾经，偶像就是你会为他心甘情愿啃一个月馒头的人，就是你为他跟小伙伴们争执得面红耳赤的人，就是你把他的照片藏在枕头下，每天在笔记本上模仿签名的人。可等我们长大了，再也没有人让我们如此魂牵梦绕，所以我们再也没有了偶像。
1998年，我有了第一件白色花边衬衫和浅蓝色的牛仔裤，我以为严丝合缝地包裹起来就是成熟，可放眼望去大街上的姑娘们开始露着大胳膊，光着大后背穿吊带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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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当爸爸有了呼机，叔叔有了手机的时候，别人的爸爸和叔叔有了“商务通”，我才发现自己家总是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1998年，没心没肺还有点脑残体的还珠格格红透了大江南北，班上有个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拍拍胸脯说能帮大家要到赵薇、苏有朋、林心如的签名，于是我们都递上了最漂亮的本子，收获了龙飞凤舞的签名若干。但后来，我们根据杂志上的字迹比对，一致鉴定签名是假的！
1998年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家的大杂院墙壁被油漆划出了一个大大的圈，上面斩钉截铁地写了一个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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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
我用“多事之秋”来形容一九九九年。
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共和国五十年大庆的盛大景象，由于是通向天安门的必经之道，所以很多个日夜，我家成了戒严的重点地区。
偶尔会有参加庆典的花车和人群经过家门，但更多的时候，院前那条宽阔的马路空无一人，只有零星几辆特殊牌照的车以极快的速度疾驶而过。空旷的马路顿时成了我一个人的天堂，翻出落满尘土的风筝，我在马路上欢快地驰骋，撒丫子地跑，再没有熙攘的人群，也没有刺耳的车笛，明亮的街灯只为我一个人闪耀，躲开了妈妈喋喋不休的唠叨和爸爸不苟言笑的神情，远离条条框框的成长法则，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十年后，那场盛大庆典的内容已记不大清，可当二十岁的我置身于更多规矩框架的束缚中时，会永远记得那份自由的难得可贵。
1999年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全院子的男女老少都凑在一张海报前，鼻尖恨不得杵在墙上，仔细琢磨着字里行间的意思。
那是一张拆迁通知，我家赶上了取消福利分房前最后一趟末班车。
没几天，家里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亲戚们都聚集在我狭小的家里，表情严肃地商讨着怎么用最小的面积换来最大的房子。这些在春节时才能凑在一起说些不咸不淡话的三姑六婆们第一次齐心协力统一口径做好与拆迁办打持久战的准备。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户口本都撕开铺在这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上，哪怕是第一次迈进这间小房子，也要靠它分得一杯残羹冷炙。
辈分最小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外姓的妈妈根本没有插嘴的权利，不知所谓的我看着大人们狰狞的嘴脸，高兴的却是可以不用练琴了。
在第一次家庭会议上就基本确定了打持久战的策略，这场与拆迁办的对抗也浩浩荡荡地拉开了序幕。
拆迁办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们明察暗访、深入敌人内部，把每个家庭成员的住房情况摸得一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