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罗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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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罗曼史-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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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瓦尔泽    
    我们还在一张行军床上睡过,也是用小电炉烧饭,煮排骨汤。电炉平时不开,藏在一张旧写字台底下,因为我们呆的那个房间只有三、四平方大,勉强搁得下一张桌子,一张靠墙的小床。那是一个单身女职员的宿舍,是我和英子共同的一个朋友,她在邮电局工作,她看我们俩无处可去,就把这间小宿舍让给我们,自己睡到另一个同事家去。我们断断续续在那里呆了一个冬天,我刚好是去南京那家广告公司上班,每个周末回来,朋友就把房子让给我们,礼拜一我再回南京。    
    回忆起来,那段生活有点错乱,离奇,也格外温馨。    
    每逢周末,我从南京乘火车回江阴,途中经常州转车,我匆匆忙忙往家赶,不放过沿路能节省的每分每秒,但再怎么紧张,路上三个半钟头是无论如何少不掉的,臂如晚上6点钟的火车,大约9点之前回到江阴的西门车站,已经很顺畅了。碰到火车晚点,或者去江阴的中巴车在常州站附近绕来绕去接生意,迟迟不往东面开,你再急也只好朝它干瞪眼。我一般总要弄到九十点钟,下车和英子见面,正常是半夜11点前。最晚的一次,我记得是凌晨一点,我从车上下来时人已经困乏得不行了,在路灯稀落的江阴西门大街上,英子却忽然从一条小弄堂口闪出来,喊我胖胖,她从晚上8点,一直等到那时候,不知在附近晃悠了多少趟。每一趟从常州来的中巴车到站,她都要走上前去,满怀了希望逐一查看下车的人……我俩的身子一碰在一起就彼此都瘫软了,过份的期望和疲累,也由于会面的喜悦。    
    她低下头,悉悉卒卒帮我拎包,不说话,像是做错事的小孩。抬起眼睛看我,目光灼灼,满脸满身的委屈、寒冷、孤单,但是就是不说。我把她藏在弄堂墙角的脚踏车推出来,飞快地骑上,让她上车,她抱着我,在我身上就已经睡着了。深夜将近两点,我们昏昏沉沉摸索到邮电宿舍的房子走廊,四下里仿佛是荒凉的坟窝,除了爱人的身子,人的手触碰到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深深的宛如远古的严寒中。    
    那是1992年的深秋和初冬,她己在一家办公用品公司做电脑打字员,收入已经比在医院里多了一倍。她白天上班,我窝在邮电宿舍那间小屋里。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吉他和少量的书,惟独在南京时,我的吉他停了一段时间,但周末回江阴,我发觉英子每次都很细心,在床头准备好了我那把心爱的琴,总是隔夜用布擦得干干净净,弦音都调较准确。我一拿起来就弹上半天,一口气停不下来,我过后常想,那时候要不是英子默默地在边上支持,我对吉他的喜好和技艺没准早就荒废掉了。我人太累了,礼拜六她从车站接了我,半夜了,她还问我,回去还弹不弹琴?我说不弹了,明天吧,她说你已经一个礼拜不弹琴了。    
    我们在那张行军床,那个幽暗的寝室里结结实实疯爱了一场。那个冬天过得很温暖,也许是狭窄的空间,床小,环境比较特别刺激了我们,分手了几天,再见面,睡在一起,她身上总像有某种东西对我是陌生的,怎么爱,怎么要也要不够。我俩的爱情需要这些分离,这种距离感,我们从中又一次找到了像一开始认识时那样没日没夜的激情速度,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理喻,奇特,新鲜。    
    我现在仍深陷在那张行军床上,我人坐在上面,只要把背往后面一靠,就靠到了墙上。床下是女主人的行李箱子。我的一只背包搁在椅子上,夜里就扔在地上,包里有我那几年里几乎全部的家当:书、诗稿、乐谱,几件衣服。我弹的那把吉他倒是名牌琴,1987年从上海买回来的,280元。深褐色的漆水,琴肚宽畅,音色也不错,我抱在手里,扑面乱嘈嘈的世界就离我而去。在那张单人钢丝床的一侧,主人有一只简易衣橱,因为是要好小姊妹,英子就打开来看,女房主虽然住这样简陋的宿舍,但穿的衣裳都很时尚,大多是名牌。我记得英子一件件挑出来,在身上比试时,嘴里发出的羡慕赞叹声。最后,她换穿了其中的一件和我出门去,那劲头像是商店里刚买来属于她的新衣裳。有一件红色的运动装,她穿上后一直舍不得脱,被女房主,也就是我们那位朋友碰见了,说喜欢你就穿吧,送给你啦,英子简直高兴得像小孩子。那两天里,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趁天好到江边玩,我给英子拍了不少照片,这就是其中的一张,多年来我一直放在书架显眼的位置,你看:她笑得多么天真纯洁,她蹲下去用手摘那束花的一刹那我抢拍的,脸抬起来,我说,同时揿下快门。    
    照片上的红色运动衫,就是朋友送给她的。    
    火车咣当咣当……奇怪的是,当年坐火车的焦虑心情,那些折磨人的场面,我一概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英子站在快要到半夜的马路口,她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下午还去看儿子的,好着呢,小孩子挺乖的。    
    儿子还在那个乡下保姆家。英子成了他的“阿姨抱”。    
    我并没有挣到什么钱,只是给公司员工烧烧饭,每天去菜场,骑脚踏车逛遍了大半个南京城,我会一个人发疯一样从机场不到点的地方,一直骑到草场门,最远一次骑到了中山码头,回来到盐仓桥,又顺便把那里的旧城区小弄堂转了转,我脑筋里的南京城,还是1990年左右的旧的老南京。


第五部分回旋曲(2)

    那是暗旧的爱情的香气……弄堂门口叮呤当啷的旧作坊,卤菜店铺前挂下的两大串黑黝黝的酱板鸭和里面玫瑰花辨似的鸭肫。红红的大酒坛子落上一层薄雪,街坊人家下午过后就纷纷把煤球炉拎出来,在呼呼的穿堂风中生起烟火。歪斜的电线杆下面稻草把上插着七零八落的冰糖葫芦,孩子们冻红的验蛋,挂下的鼻涕和蚌壳黑棉鞋。我正是在那一年被这些寻常的街景所打动。说书场门前冷落的粉笔字,预告着日场演出。我有时不得不推着脚踏车走,穿过那些狭窄的弄堂,蹲在地上算命或杀一局象棋的老头。夕阳推着婴儿车,天气和晚来的风正是又一个寒冬肃杀之夜。夜幕早早地把它的寒气带到砖墙曲折的弄堂深处。我心里想着江阴家中幼年的儿子,和每个傍晚总是准时去探访他的我心爱的女人。火车咣当咣当从脑海里驶经。到镇江,到丹阳,到三河口。常州站过去,到龙虎塘,我终于吐出一口气,仿佛已经看到了江阴西门车站那个阴暗蹩脚的建筑。不,1991年,江阴就没有像样的车站。车站像是民工搭建的临时的窝棚,介于窝棚和厂房之间,中间有作为支撑物的粗大的木柱。有一次她送我去南京我俩就靠在其中一根木柱上说话。1991年,全中国一片混乱,完全是个即将成形的临时进驻的工地,到处都是尘埃,粉丝汤、辣肠粉、蒜瓣、招工指标、藤制安全帽。到处都是污水沟、浑泥浆、大街中央的菜市场和服装小商品店,绿色的掮客和从福建石狮带回来的外西——外国的旧西装,健牌烟壳,更多的是大前门香烟壳,拎一只全是灰尘的塑料袋站在马路边兜售香烟的妇女老太,不明身份的流浪儿,推销员,集装箱货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曲,围墙上的铁丝网,洞开的大礼堂,鱿鱼卷、豆腐花和海带鱼,演员朱时茂和陈佩斯,到处都是建筑用的大网罩,咔嚓咔嚓从天而降的泥沙石砬,铺了小半的柏油马路,崭新的公路牌,摇晃的中巴车,车型久已淘汰。空地上的垃圾啤酒瓶,火车驶经,在寒流中低吼,仿佛蒸汽机头患上了感冒重伤风。出站口像一个地洞,那里是成群结队鱼贯而入的外省口音,火车上的尿味道一直被风吹到两公里外的火车站广场。月亮蒙着票贩子妇人的头巾。常州站一侧大棚棚里的售票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电子显示屏上的红色数字至今仍在我的眼前跳动,跳动。到南京,到西站。南京和南京西。一条铁路从冻封的冰河中滑过。落雪天气里宛如僵冷蜷曲的银蛇。    
    仅仅只相隔了十几年,却已然是一个逝去了的世界。我们在那张行军床上,很少谈及各自的工作麻烦事。最多问一问收到的信件开不开心,那时我们每礼拜几乎写两次信,有时人已到了家信还在火车上,我住在南京东南面的瑞金北村,那时已经算是郊区,现在恐怕划归市中心了。我住在10楼,楼下过道路口有一排腌臜不堪的邮箱件,每天那上面都落满了白雾雾的煤灰。差不多整幢公寓楼就仿佛堆砌在煤灰层中,或者说,是用煤灰砌出来的,再晴朗的好天气,楼房看起来也是灰濛濛矗直的一块,底下铺设煤渣路,通到外面更大的马路,菜场有时就出现在两幢大楼之间的空地。风一大,空地各处全是小股小股的旋风,绕着垃圾箱或某些矮花坛转。我在这里没有能够找到及时解除我命运中的阴影线的那道金色咒语。    
    《回旋曲》,卡路里的代表作,相当于两百年的作品,他是意大利的拿波里人,就是现在的那不勒斯,一开始他是学大提琴的,后来改弹古典吉他,所以他作的曲子有大提琴般深沉悠扬的效果,比较强调低音区的旋律。他一生作了四百多首曲子,另外编写过一本有名的《吉他教本》。他还有几首例如《大奏鸣曲》也很有名,他于1841年2月17日在巴黎去世。和钢琴诗人肖邦差不多同时代。全称费尔迪南多·卡路里(Ferd inando)。名字开头的一个字母和肖邦相同。


第五部分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1)

    仿佛看见山在哭泣,    
    仿佛在沙漠中读到思想,    
    仿佛死去却仍在奔跑,    
    仿佛昨天会在不久来临——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    
    我们分手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还骑车恍恍惚惚从江阴城的北面骑到东南角,一直到英子家的村子附近乡下。下大雨,一开始是下了点小雨,夜里,我把儿子哄睡着了出门,天空不过飘几点濛濛雨。也就没带伞或雨披,骑在路上,我就想这一晚上惨了!雨虽小,但很细密,不一会儿就把人身上不知不觉全都浸湿了。出门是夜里8点。到过板桥8点半,县城的整个东南面就像晚清或民国年代遗留的一长条黑古隆冬的胡同。狭窄的小巷和五六十年代的街路,东西两条老街之间是黑沉沉一条护城河,河岸陡峭,用整块方石垒砌,长满了藤蔓荒草,夜里关门的店铺大多是旧中国时代临街的房屋宅邸改建的。一个个石库门门洞和墙贴墙的胡同紧挨着,落雨天绝无行人,夜里八点只有三两盏老式路灯,我像个幽灵似的穿行过去。那一带是英子小学时上学的街区,城南小区,就在护城河由东向南的矩形拐弯处。香樟和泡桐树,是沿街常见的树木。那里还有一座江阴城里最好的天主教堂,座落在城郊间的分界地带,教室再往外就全是菜地。农田,外地人暂住的棚户区了。英子上小学,每天必要走那么远的路到学堂,从板桥再向南一直跑到教堂往北,倨计有三四公里路,所以她小时候总是鸡快叫了就要起床,背一只书包往县城赶,无论寒暑,风雨无阻。那时公路还没现在这样平整,天一下雨,一路全是浑泥浆,所以她很习惯穿套鞋,也就是雨胶鞋,可能是中国近现代最后一批习惯穿雨胶鞋的乡下小毛丫头。我每次闻见老街的味道就会激动,就会感觉其中有一部分像是恋人身体的味道。她在这一带城乡间出没长大。我看沿路的风景会格外新鲜,因为全是她的眼睛所熟悉的,比看别的陌生地方的农田厂房起劲多了。    
    我记得我在田野里,已经过了板桥。雨不仅大了起来,而且吹的全是西北风,七横八斜的雨,不要说没带雨披和伞,就算带了浑身上下也早已透湿。那是寒风如刀割一样的春雨。田里的麦苗刚刚长出一点头,还没完全绿起来变粗直,油菜的茎杆还是弱弱矮矮的样子。那风有时在我耳边呼吼,仿佛一排排天边袭来的海浪。我的脚踏车早已陷在泥泞地里,没法骑了。轮胎挡泥板之间塞满烂泥,塞得实沉沉,像是被一块橡胶煞车皮牢牢咬死了一般。我满脸满身也全是雨。这雨下得我整个人透明,仿佛全身的骨头神经和肌肉灌满了冷雨一样。我晃晃悠悠在田间小道上像个运水的贮水罐子,不知为什么,我为自己感到几丝残忍的快感,连我的绝望也渴慕着这一场春雨似的。这不是走路,而像是一场赤裸裸的人和大地,和雨中的农田的拥抱,双方全猝不及防,如此忘情,投入和相袒露,却也如此狼狈。我挣扎着把车子扛到公路上,把它从一条歪斜的泥路上及时抢救出去。而我竟还有几份快活。因为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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