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这就是命运。
命运，在任何时候，不是单个的某个人所能左右得了的东西。
天亮以后的事情，就不是李卫佳的意愿所能驾驭的。杨春林催促李卫佳，准备好礼品，按照农村的习俗，杨春林以介绍人的身份代表李卫佳去向汪家提亲。
汪海涛很满意这门亲事，当然，他看重的不是李卫佳的家庭，而是李卫佳的前途，这孩子，人年轻，有学历，有才华。他心里清楚，这样的年轻人，在政界里只要有人扶持，可以说前途无量。
而这一切，对李卫佳而言，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木偶人一样，他的一举一动，一上一下，都已被别人牢牢地操纵在手里，喜怒哀乐，全凭别人的好恶而已。
终于等到要举行婚礼的日子。李卫佳仍然像个木偶人，一切都由别人替他操办。
婚礼是在县委招待所举行的，那天，场面很大，婚礼进行得很隆重。县委招待所三号大厅，气氛热烈，喜气洋洋。在中间的主席台上，挂着一个大大的金边大红“喜喜”字，两边是龙凤呈祥的图案。超大的音箱播放着《迎宾曲》和唢呐曲《喜洋洋》，三十张大圆桌座无虚席。县上很多有头面的人物，从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到政府副县长以及各委局办的头头，都来贺喜。
婚礼虽说是两家合办的，但李卫佳这边请的人并不多，老家也没来几个人，很多人都是汪家请的。
司仪由招待所的经理担任。十二点整，随着司仪的一声“结婚典礼现在开始”，大厅外鞭炮齐鸣，响彻云霄，十二响礼炮，依次燃放，震得院子里的小轿车的报警器哇哇直叫。杨春林身穿兰色西服，扎着大红领带。他今天既是整个婚礼的总执事，又是新郎新娘的证婚人。杨春林宣读完结婚证书，婚礼便进入高潮。李卫佳和汪文娟在司仪的带领下，分别给客人敬酒。在女方的要求下，李卫佳按照农村的习俗，身穿一套兰色毛呢中山装，身上披着用大红绸缎被面作成的绶带，胸前别着一束花，写着“新郎”的大红绸条格外鲜艳。他和新娘汪文娟一桌一桌地挨个敬酒，先是给县上的领导坐的那一桌敬酒，之后，便是顺着桌子，依次而过。每到一桌，客人们都嚷着要和新郎碰几杯，不大一会儿，李卫佳便有了几分醉意。
挨到给李卫佳的父母敬酒的时候，凑热闹的人们开始闹亲了，有人拿着筷子敲着碟子，嘴里喊着“新娘认亲啦！给爹妈敬酒啦！”，“一鞠躬，二鞠躬”，有的戏谑地喊“不给钱儿不鞠躬”，敬完酒，李卫佳的父母便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红包，分送给李卫佳和汪文娟。
一圈酒敬下来，李卫佳开始有些控制不住自己，杨春林便安排他到一间雅座休息，以至第二轮客人坐席的时候，李卫佳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由一个小伙子搀扶着，汪文娟也在一旁撑着，勉强给客人敬完酒。
婚礼一直闹到下午四点才结束，李卫佳早已酒醉不醒，后来的事，他只是隐隐约约、迷迷糊糊的记得一些。
十二
婚姻是座围城，外边的人想进去，里边的人想出来。
梦想着走进去的人都是幸福的，幸福的人都是相同的，他们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憧憬着美满的婚姻，和睦的家庭。幻想着走出来的人都是不幸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他们有的有婚姻没有爱情，有的有爱情没有婚姻，有的同床异梦，有的异床同梦，形形色色，难以尽述。
李卫佳走进了围城，进去了，就和别人一样失去了自由。
他是在别人的支配和控制下走进围城的，从一开始就显得勉勉强强。因而，他的这座围城要比别人的高的多，也比别人的深的多。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经济收入，或是权利地位，他都处于劣势，似乎要比汪文娟低人一等。而在汪文娟看来，她最满意的也许就是这些。她的家庭背景，造就了她的心里优势，造就了她的优越感。
结婚的时候，一时间分不到楼房，汪文娟的父亲给他们找了一处有两间屋子的平房，让小两口暂时过度，说是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这儿离李卫佳上班的地方并不远，穿过一条马路往西走，就在县城西边的山脚下。原来是县上四大家县级领导干部的住宅区，高山县城的人戏称这里为“中南海”。后来，县城里盖的楼房多了，这儿的领导干部陆陆续续都搬走了，房管局就把四间一套的大院子改成了两间一套的小院子。
在高山县城，像李卫佳这样的年轻人，要不是有他的岳父汪海涛周旋，一般情况下是分不到这样的房子的。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分不到房子，就把自己的宿舍当做新房，小两口就挤在这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屋子里，既当卧室，又当厨房。能够有一套两间屋子的平房，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奢侈的了，更别说是楼房了。
婚后的生活还是很平淡的。汪文娟的工作忙，在外面的应酬也很多，接待市农行的领导，朋友聚会，宴请别人或是参加别人的宴请。她时常顾不得回家吃饭，和李卫佳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很多时候，李卫佳一个人将就着，随便弄点吃的也就打发了，很少在家里做饭。慢慢地李卫佳也就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也变得不爱回家了。
每到中午或者晚上要下班的时候，只要汪文娟不打电话，他就在机关食堂，或在外边大街上的小饭馆里将就着吃点，然后再回家。县委办的材料比较多，常常加班，有时候，晚上加班迟的话，李卫佳就在办公室里睡了，也不到家里去。
这天下午快六点的时候，汪文娟打电话给李卫佳，说是晚上要去金州办事，不回家，让李卫佳到机关食堂去吃饭。
接完电话，李卫佳苦笑了一下。心里想，以前都是回家的话才打电话，今晚怎么不回家也打电话给他，看来今晚又得独守空房喽。他准备去机关食堂吃饭，突然看见桌上有一包三回头餐厅的餐巾纸，他想起，很久没有去过那儿了。三回头的卤猪蹄，实在是让人念念不忘，那种滑腻的味道，堪称一绝，不如今晚自己一个人去那儿独自享受一番。
他从机关出来，上了公交车，坐了两站路，就到了三回头餐厅的门口。下了车，径直走向大厅。他慢慢地推开玻璃大门，刚走两步，猛然看见汪文娟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并排坐在靠窗户的一张桌子上，边吃边谈着话。
李卫佳刹时觉得热血直冲头顶，脸上热乎乎的。他不知是走进去好，还是退回来好，直直地愣在那里。
汪文娟听到门响，偶然回过头，看见了走进来的李卫佳，脸上显出了慌乱的神色。她从李卫佳的神态上，知道他已经看她们了，想回避，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她站起身来，向李卫佳打着手势，让他过去。
李卫佳的情绪遭到了打击，他想摔门而去，又觉得那样做有些过火。现在，退也不是，进也不是。他看到汪文娟打着手势，让他过去。忍了忍，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硬着头皮向那边走去。
等李卫佳走到桌子边，汪文娟拉过来一张椅子，让李卫佳坐下，这才给他介绍说：
“这是我们农行新来的车行长。”
“你好！”
李卫佳伸出手，礼节性地和那位车行长握了握，回过头来问汪文娟：“你不是说要去金州办事吗？”
汪文娟的眼里闪过一丝慌意，她望了望车行长，说：“今晚要找的人没有时间，约不出来，所以没有去。我们在外边吃点饭，就准备回家的！”
“我以为你已经去金州了，就一个人来这儿吃点猪手。”
“那就一块吃吧！”那位车行长招呼说。
“我给你再要点猪手和排骨。”汪文娟说着，招呼服务员再加一只猪手，一斤排骨，一个小碗烩面片。
李卫佳 犹豫着，勉勉强强地坐下，听凭汪文娟的安排。
李卫佳有个习惯，吃饭不轻易说话，他觉得养生学上说的“食勿言，”有它的科学道理的，人在吃饭的时候，集中精力，细嚼慢咽，有利于消化和吸收。况且，今晚吃饭，更觉得无话可说。在这样的场合，碰见自己的妻子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吃饭，他心里很是不自在。他有时也听汪文娟和车行长的谈话，除了偶尔应答一两声外，也没有说上几句话，低着头只顾自己吃。
三个人吃完饭。车行长自己开着车，要送他们回家，李卫佳借口想到街上走走，谢绝了车行长的好意。汪文娟自觉得不好意思，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让车行长自己开着车先走了。
两个人走出餐厅，来到大街上，李卫佳闷闷地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装做很随意的样子，在大街上漫步。汪文娟见他沉默不语，又不搭理自己，也不好说什么，就跟在他后面慢慢地走着。
回到家里，时间尚早。
汪文娟洗了把脸，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看。李卫佳什么话也不说，也没问多余的话，自个儿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就脱去衣服睡了。
汪文娟看了一会儿电视，见李卫佳对她不理不睬的，自觉没趣，也就睡了。
十三
李卫佳的政治仕途，并没有他的岳父所预料的那么顺利，那么前途无量。
结婚后的那段日子，还算得上是比较顺利和幸运的。在他的岳父汪海涛的运作下，李卫佳被提拔担任县委督察室副主任。本来，按他岳父的意思，打算是想让他先到哪个乡镇当个副乡长，在基层锻炼几年，进一步熟悉基层情况后再做安排，但没有运作成，只好暂时过度性的安排任职。
县委督察室与县委办合署办公，尽管李卫佳被提拔为副主任，干的仍然是秘书的活，只不过是有了一个副科级的头衔罢了。
说起高山县的政治，外围的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圈子里的人都很明白。县上四大家班子里，除了县委书记是从外地调来任职的外，其余人大主任、县长、政协主席以及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组织部部长都是本地人。政治形势格外复杂。毕竟，中国的政治还是人治的 色彩比较浓厚的，这既有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中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又有本地的政治传统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忠君爱国历来是被推为崇高至上的主体思想和主流意识，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以后的时代，都没有完全跳出这个范畴。人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明君和清官身上，自身的民主意识，民主权利，很多时候都被忽略。所以，每一个政治家和领导者后面，都必须有一帮所谓的自己人在为他做支撑，或摇旗呐喊，或遥相呼应。
自然，高山县的政治也是如此。
当时，有人把高山县的政治格局编成顺口溜，做如下分析，说是：
高山帮，园梓派，
东川西川没人才，
中川东坪的排在外，
石青东园的捞外快。
这里所说的高山、园梓、东川、西川、中川、东坪、石青、东园这些都是高山县所属的八个乡镇的名称，县上担任职务的人被人们按照籍贯划成派别和界限。更有人大胆地总结说：
县委书记人人爱，
人大主任两面派，
县长个个捞外快，
政协主席嘴脸怪。
遍这些顺口溜的人也许是些局外人，也许是些局内人。但始作者是谁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李卫佳的岳父汪海涛是平川镇人，自然被划在平川帮这边的，因为县人大主任、县长、组织部长以及五六个委局和乡镇的一把手都是平川镇人，这个镇的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多，能够左右全县局势，因此被人们称为“平川帮”。李卫佳虽说是园梓乡石川村人，但因为岳父的缘故，他也被人们划在了平川帮的圈子里。
在稍微复杂的场面上，是没有人会说这些顺口溜的，只有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亲戚们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会戏说这些的，作为笑料逗人开心。
李卫佳被提拔为督察室副主任的那年年底，县级四大家班子换届的时间到了。
这就犹如平静的水面仍进了一块大石头，荡起的浪花一波又一波的向四面辐射。高山县的各个机关都在涌动着一股潮流，一种对权利的渴望所产生的激情，催促着很多怀有各种目的人蠢蠢欲动。尤其是那些担任委局和乡镇一把手时间较长的主儿们，更是按奈不住心中的喜悦，都想借此机会，渴望攫取更大的权力，得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职位。城府深沉的人，面不露色，只是在暗中较着劲儿；而有些人则喜形于色，人前人后，士气高涨，对有用的人，点头哈腰，称兄道弟，表现出超出平时好几倍的热情，为的是在关键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这天，李卫佳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岳父打来的电话，让他过去有事商量。李卫佳有些莫名其妙，岳父突然打电话叫他不知道有什么事，他不敢耽搁，就匆匆忙忙赶到岳父家。
岳父一个人在家，见李卫佳进来，他让李卫佳自己泡了一杯茶，等李卫佳坐好后，才开口说：“小李，有件事，我想给你说说。”汪海涛不紧不慢，仍然保持着他在官场上的那套做派。喝了口茶，盯着李卫佳说：
“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