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梁，我只得绕过，直到看见了远处下一个烽火台。附近有一片种植的杨树林，树木很瘦小，在陕西的太阳下显得非常脆弱。长城下沉为一英尺高的土丘，孤独地往远处延伸。
这是一片残败的，拼凑的景观，而在沙丘与死寂的棕色地平线面前，绿色的玉米田与杨树林背后的辛勤劳作看上去也将只是浪费而已。同样的，损毁的墙则是另一种浪费的明证，因为明朝的统治者建筑了碉堡以抵抗外来者，其实双方的关系却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更好地处理。而这东西的规模——它小得那么可怜，大得那么惊人；既可以被我一步跨过，又能延伸千里——都显示出，中国人在一个糟糕的念头指导下，可以走得多远。
（何伟说话有时毫不客气，以我的经验，这倒不代表什么恶意的出发点。因为西方媒体往往在批评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时，都采用一样的态度。若尖酸是某人或某报纸的风格，那么无论说的是谁，都是一样的尖酸。
另外，英文中的GREAT WALL，大家都明白，意思乃是“大墙”，跟我们的“长城”概念很有内涵的差异，因为“墙”意味着自我封闭，以及与外界隔离，缺乏沟通，了解，甚至排外的态度。是以我在翻译中，有时也根据文章内容所需，用“墙”这个字眼。当然中国历史上，不是一味排外的，比如隋唐，中国的文明，也绝非向来不与外界积极互动。看历史，不当以基因论的观点来理解。我是很反对动不动就说“中国文化”，“国民性”的，非常不科学，缺乏历史感，我只能这么想。尽管有时何伟的写作也不无如此。）
尽管长墙失败了，然它现在有了巨大的价值，这点看起来也非常的中国。这成了也许是最强有力的民族骄傲的象征，没人将其与一些负面的元素相联系，比如孤立主义，比如顽固不化。电视台老放一段在长城上拍的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它欢庆着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人民共和国的幸福生活。“爱我中华”是一首可怜的，让人腻烦的歌，但就和电视上许多糟糕的音乐节目一样，它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我总是一直看到那悲惨的结局。那歌曲的结尾时，特别选了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长城上载歌载舞，穿着传统服装，唱着他们多么爱他们的中国。每次我看时，我都想：你们的中国修筑了那城墙，为了把你们给挡在外面。
电视上似乎总有那种玩意儿——几乎每天的每个时辰，你都能找到个频道在播放着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西藏人。这种娱乐节目总能以它极度的伪善把我给惊着，直到下一年，我从中国回国，在密苏里一家公立的小学里教书，那儿的孩子们在欢庆感恩节，所用的一些传统故事中说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谊。我意识到，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现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
但就像感恩节一样，长城的重要性已经不限于起初，现在它只是意味着伟大。许多关于它的描述都是假的——说它有两千年的历史，说它能从太空中看见——但事实已经不再重要。即便作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隐喻，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每个外国要人都被带去看北京郊区的长城，而每个外国游客都游访过它。它成了开放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魅力点，一座桥梁而非一道城墙，它让中国人向外来者介绍其国家的光荣，引发对其过去辉煌的追忆。不再是摈野蛮人于外了，它确保了他们在抵达中国后，产生一种敬意，由此看来，它的建造并不真的是浪费。虽说又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但最终，中国人从长城中找出了一点用处。同样的，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并非全然是浪费；它们总会存留下来。
我沿着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我走上墙顶，灰土堆积在我的脚边。我又穿过了一组杨树林，吓跑了树丛下的一个农民。蜥蜴爬过沙地。我的水用完了，于是我掉头回了碉堡。
在榆林，我意识到我的中国生活过了一个弯角。身为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地方生活从没容易过，压力能让人筋疲力尽——那些叫人紧张的过多的关注，持续不断的嘲弄的叫喊，种种对外国人允许和不允许做的事情的斗争。但这些麻烦也有它另外的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无穷的好奇，一旦交谈展开了，他们对我比对一般人要好得多。这点和美国非常不同，在那儿，你不会因为某个人看上去陌生就对他大叫，但同时，你可能也不会走上前去和他说话，向他表示善意。
在春季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些好处已开始超过了那些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培养耐心与信任。我得让事情发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说话，而且我接受几乎所有的邀请。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那些动机几乎全是善意的。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需要一点的被动姿态，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个春季去适应这个角色。在榆林，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最终，我接受了这一点，就只是让事情发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太公钓鱼）
其中的一个关键乃是时间，而我在中国有的是时间。即便在涪陵教书最忙的时候，我也总有许多的闲暇时间，因为在美国许多占据我时间的事儿都没了：家庭，朋友，熟悉的日程活动。我没法上网，也花不起钱打电话。我可以写信，然而邮政服务那么的慢，通讯几乎没有。当我的姐姐在头一年的秋季生了个女儿后，我直到过了三个星期才知道。
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可能会叫人受不了，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解放，有数不尽的午后时光，我只是拿份报纸坐在茶室里，跟任何一个亮相的人聊天。这也成了我旅行时的日程安排；去到一个新城市，我会找一个公园什么的地方坐下来读报，直到一个本地人停下来和我聊天。
沿着墙走了一阵，我坐到了明代碉堡的阴影下，写我的日记。几分钟后，三个年轻的女人停下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先前是中学同学，如今回来做一个团聚。另外一个同学和她的丈夫在路的不远处开了家餐厅，她们邀请我去共进午餐。当地的特色菜包括猪肚一类什么的，是以我们边吃边喝着榆林啤酒。
她们中没一人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要跑那么远到榆林来，直到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四川。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出这解释了许多。
“四川人非常狡猾。他们的女人名声很差。”
“四川人不像我们陕西人那么有文化。你知道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么？”
“你去过西安么？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是中国的古都。这就是我们的话比四川话容易懂的缘故，因为我们的方言曾经是中国的标准语。北京的普通话和我们说的话很相近。四川人说的话很糟糕。”
她们关于方言的话是对的——在陕西旅行，的确是把语言的重负从我胸中消解了。然而他们其余的言论在我看来不容易接受，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本国其他地区的人抱有很强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前，廖老师给了我一个关于陕西省的仔细介绍。
“我希望你去趟西安，”她叹道。“你可以见到兵马俑，秦始皇墓，还有碑林。你很幸运。但是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很不一样。他们比较高大，你知道，因为他们吃麦子而不是米，而他们的女人不像四川的女人那么漂亮。那是因为太阳晒得太厉害，而且有太多的风沙。所有的北方女人皮肤都很糟糕。”
听到陕西女人批评四川，让我想到了廖老师所说的，我想，作为一个忠诚的学生，只有把北方的缺点讲出来才是对的。
“在四川，”我告诉那些女人，“我的有些朋友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因为太阳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那是他们告诉我的。”
她们没一人感到意外；显然她们已经听过这套，早预好了防卫。“在北方大多数地方，那是真的，”王瑜美表示同意，她是三个女人中最健谈的。“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水。我们这里的水非常，非常好！它是从地下深处冒出来的，人们说，因为水的缘故，这里的女人很漂亮。所以即便阳光厉害，我们的皮肤还是很好。看看——我的皮肤并不黑。”
我得承认这是真的——王的皮肤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想，如果你能把榆林的水运输到涪陵，无疑将得到中国最漂亮的女人，也许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因为那大山与大河，以及沙漠深井中的水。
在午饭后，我们跨过街去到对面的佛寺，让郭晓青去那儿算命，她是这些女人中唯一未婚的一个。在我们进去时，那和尚正与一个年轻男人相互叫骂。和尚给年轻人算了一个下签，是以他不愿意捐钱，在其后的争吵中，年轻人打翻了庙里的一些东西，而和尚打了他。那和尚，年纪大约六十多岁了，站在庭院的中央，晃着他的拳头。那年轻人的朋友在劝解他，而他则向和尚骂着脏话。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热了，女人们和我坐在庙堂一旁的阴影下，等待着争吵结束。
公众场所的这种争吵，一般都有两幕。那年轻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然后，他又奋力挣扎出来，再次冲回了庙里，在那儿又跟和尚对骂了五分钟。很明显，这年轻人并无意图要伤害和尚，而现在要改变命运也迟了，他只是要挽回面子。而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推出了门口。在他们走后，我们一直等到他的叫声消失在了远方，显然不会再有第三幕上演了。我在涪陵看到的有些骂战有太多幕的上演，有时甚至连棒棒军都看腻了走开。
这场骂站不是一个特别吉利的征兆，但郭晓青已经二十六岁了，已经感觉到了时间的压迫，决定继续她的算命之旅。那和尚收拾心情，做了祷告，叫郭在佛像前磕头三次。他敲着一只钵，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了木棍的竹筒。她摇着签筒，直到有根签飞出来，和尚看了看，向她解说了命运。他说她很快会结婚，也许就在今年，所有人都长出口气。王给了和尚十块钱。他笑着目送我们离开。
我们走在通往赤壁谷的路上，在这儿，有些道教与佛教的寺庙的历史超过了一千年，它们挖在砂岩石的崖壁内。在峡谷的中央，有条清澈的河流过。我们脱了鞋子，在浅水中淌淌，然后便坐在了荫凉中。在河的对面，有六个年轻的农民在野餐。他们是二十出头的男女，在中饭后，他们在河中泼水玩，男人追着女人，女人们惊声尖笑。
“你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地方么？”王问我。我试图去想象这样的一次团聚，在美国，随机找到一个外国人，花一天时间跟他在一起，只是出于好奇与善意。
“没有，”我说。“这和我的国家很不同。”
我并不想离开榆林。旅店不错，尽管白天很热，夜晚却是沙漠特有的凉爽，睡觉从没有问题。早晨总是令人愉快，每天我都早早醒来，看着主街上的交通人流。老人们在清扫门前，女人们在主街上拉着牛奶车，而夜里的拾荒者朝乡下的方向走去。收废品的男人拉着车，手里摇着个小小的拨浪鼓，来吸引客人。马拉的车往小餐厅里运送煤炭，而太阳明亮地升起于建筑的瓦顶，缓慢的，这尘土飞扬的城市热起来了。
榆林的主路要经过三座明朝的塔楼，而街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墙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么高。我从没在中国见过保存那么完好的古城，然而城里没有其他一个外国游客。
每一天我看着早晨的街道，直到温度转高，然后我会买点酸奶，找一家有凉棚的餐厅，吃花卷，读一份报纸。有一天，我从一个老人那儿买了酸奶，他非常兴奋，向我示意等着，他跑回了家。回来时，他带着一本中文书，他不出一声递给了我。
我打开来，尝试去读第一页。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个大概——什么关于开始，关于大地与水，关于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着。我继续往下读，然后我明白了我正在读的是什么。我抬头看着那老人。
“你是基督徒么？”我问。
“是！”他脸上放着光，握了我的手。
“这本圣经是那儿来的？”
“我们瑞典的朋友给的，”他说，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传教士。我告诉他在孩子时，我曾经住在瑞典，那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说。“那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更信仰玛丽一些。”
他关于圣玛丽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看起来很高兴碰见我。他姓罗，而且他邀请我迟点再回来，可以让我见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