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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数人不是那样。而现在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他们还是不应该笑你。那很没礼貌，我想。”
她一直看着我，她黑色眼睛里的某些东西让我回避她。我看着那小儿，逗他玩。
“那不重要，”我说。“你们很好心，让我今晚来吃饭——那才是更重要的。黄凯是个很礼貌的主人。”
她向孩子笑了，而我们谈起了他长大了好多，他会说多少字了。我们没有提到他先前害怕我，因为现在那惧怕已经不见了，他跟我在一起很自在。而我也没有提到，从这个小孩的惧怕中，反映出了我在涪陵所遇见的多少困难，人们对于新鲜陌生事物的不确定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反应——一种本能，就像小孩一样，无可指责。要花时间与努力去应付它，也需要耐心，现在我才发觉，在对方的一面，也做了多少的工作。
他们邀请我来吃饭，就是很慷慨的。他们知道那孩子会哭，也许会冒犯我，但他们还是邀请我来了。我想到了美国的圣诞晚餐，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请一个外国人，或一个黑人来与我家人共餐，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会害怕他的话。也许我会的——但那必须要有个理由。我会想说，这将会是对我的孩子有益的一课，也是对客人的一个重要姿态，而这会让我自己感觉很好。我是为自己做的，也为其他相关的人。
但今晚，他们的行为并无任何理由，任何目的。冯小芹理解我，但还没到那个程度，看不出我从那小孩以及其他涪陵人身上看到的。她与她的家人邀请我来，不是为了展现他们没有外国人恐惧症，或者别的什么。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人过节日，而我是他们的朋友；其他都不要紧。他们只是心胸开阔的人，而这是我在中国所吃的最好一顿。
午夜的爆竹声唤入了新年。我早些时候离开了黄家，我有点累了。准备睡觉时，爆竹声起，低低的，有节奏的声音，像是雷声滚过山顶。声音愈发大了，在河谷两岸回响，我到外面阳台上去看。
乌江在夜里显得阴沉沉。城市也暗暗的，但随着午夜临近，烟火增强了；我能看见它们在街上，在石级上闪亮。声音的强度加了一倍，两倍；插旗山那边也加入了，而在远处，跨过长江，白山坪上也亮了起来。在午夜那一刻，整个城市轰鸣起来，它的声音响彻乌江两岸，建筑物的窗户也闪着火光。旧年过去了；在河谷的心脏深处，乌江颤抖着，它的江水被明亮燃烧的城市上了色。最后，午夜过去了，烟火熄灭，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年，空白，神秘，而江水沉默地流过河谷。
第二天上午，我进了城，街上满是穿着新衣的人。传统上，在新年里你不能穿任何旧的，孩子们穿得尤其鲜亮。许多小女孩都上了妆；所有的男孩都拿着枪。那看上去好像是另一个节日传统：塑料的小弹丸枪在哪儿都有卖，在街边的摊档上，而所有的男孩都有一把来福枪或手枪，或者两把都有。这些枪很精确，有力，在美国，可能你卖上两把就会被起诉。在美国，有可能孩子们会拿它来射鸟，狗，或者猫儿；在涪陵，很少见动物，却有许多的人。城里到处都见男孩们互相追逐，喊叫着，发射他们的武器。
新年的另一个潮流，是学生乞丐的出现。在南山门附近总有乞丐；通常他们身有残疾，有时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妇女，带着脏脏的小孩，来拖住你的衣袖。但现在，每次我去城里，都能见到两三个学生，穿着校服，因为羞耻而低着头，身前的信息板上写着长长的故事，标题是“需要学费”。故事大致是相同的——他们付不起高中或者大学学费，往往是因为家里死了人，而他们向路过的人请求捐助。通常乞讨者们会将学校的录取书与学生证展示出来。其中没有一个人是来自涪陵；他们是坐轮船经过的。
他们弄到的钱不少——一堆堆五块十块的钞票。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教育的尊重，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赚钱；我不能想象这种骗局在美国会引起多少回应。至少它看上去像个骗局；在过去的两周里，我注意到其中有两个男孩显然是一起工作的，合用一套制服，以及证件。他们轮换着上班，而我总是留意到，其中一个人会在旁边观察他朋友讨钱。我的印象上，在节日的好心情中，他们很容易一天弄到一百块钱。这比呆在家里看电视的产出高多了。
我搭上公交车，去到一家佛寺，它在长江河谷之上，去看和尚算命。那是涪陵唯一一座真正的寺庙——人们告诉我，在文革前，这个地区有超过三百家寺庙与神龛，但现在只有三家了，其中一家是佛寺。通常庙里只有几个游客，然而在新年的第一天，数百人涌去那里算命。在下方的街道上，小贩们向孩子们卖气球，而其他的孩子们用弹丸枪来射气球。我去到哪儿，都见到喊叫的小孩，挥舞着拳头，而他们的父母买给他们所有想要的东西。像其他的中国节日一样，春节有时看起来像是独子政策社会效应的欢庆。
那是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我走在河谷上方的山丘上，有一些人在放鞭炮，装饰旧坟。在下到街的小径上，我路过一个坐在岩石上的男孩。他大约七岁，膝盖上放着一把来福枪。当我经过时，我看他一眼，意思说：可别想射我。我继续往下走。
弹丸击中了我的后背。我已经在留意装子弹的声音，但那枪已经上了膛，我吃了一惊。那小孩早已准备好了，等人经过就射他。
我转过身，慢慢往回走。如果他又一次发射，打中我的胸，我可能会把枪留给他，出于一种变态的尊重，算他胆子够大。然而他僵住了，看着我走近。我已经对这个特殊的节日传统受够了，一把抓过枪，在他还没反应过来前。他惊呆了，有一阵子毫无动静，然后开始哭嚎。我转回头，走远了。在山脚下，我还能听到他的哭声，他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的爆竹声之上。
几天后，有些邻居的小孩来玩，我让他们用来福枪在我的寓所内射击。他们会比较在春节里收了多少钱——那是另一个传统，亲戚朋友们会给小孩红包，“红色袋子”，装满了现金。
小王收到了1250元，那大约是一个城市家庭三个月的收入。其他孩子们的进账在八百到一千元之间，除了方思扬，她的钱还不到七百元。她是个可爱的女孩，留着麻花辫，我能看出她觉得很尴尬，节日里才收了这么点钱。有一次，我问道方思扬怎么样，小王简明扼要描述了她的社会阶层。“她家，”他说，“有小鸡和公鸡。”
我给了方思扬和其他人一些美国硬币与明信片，他们走了。小王留在后面，玩着枪。
“我能借吗？”他最后问。
我上次看到小王时，他乃是全副武装，我问他发生了什么。
“我丢了所有的枪，“他说。”我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仔细盯着他，看出他在撒谎。“你家里人把它们拿走了？告诉我真话。”
他站在那里盯着脚看，无语。
“你打伤别人了吗？”
“没有，”他说，但语气不坚决。他垂着头，手指拨弄着枪上的塑料把手。
“如果我给你枪，”我说，“你能保证不去射人吗？”
“我保证。”
我给了他枪，知道自己非常伪善。他是个可爱的小子，而面对小孩时，我就跟中国的父母一样软弱。还有，老实说，我对于他家的成年人可没有多少感情。他们看上去很愉快，然而却从未邀请我过去，而每次他们在楼梯上碰到我时，都会放慢语调，说些很简单的话，好像我是个傻子，或一只狗。他们的意图不坏，我知道，而且这也不足以成为我给他们小孩武装的理由。但我在涪陵容易犯的一个小脾气就是，当地人不把我当人对待。何伟是笨，但也不是那么笨。
小王把枪藏入外套内，我让他出了门。他朝我咧嘴一笑，踮着脚尖走下楼梯。我关了门，轻轻的。几秒钟后，我听到他重重冲上楼梯，砰砰敲门，好像他刚从外面玩回来。
二月里的第一周，我沿江而下去了丰都，去见孔老师和他的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小时早已死了，所以他总是和妻子娘家的人一起过年，他们住在丰都。
我们一起爬上双桂山的石级，想从高处看看这个地区，几分钟后，我们就越过了那175米的水文标识。我们停下来，俯视这个城市。这是一个灰色的早晨，整个涪陵躺在我们脚下，延展在长江的北岸。这里所有一切都将在新水库到来后淹没，我问孔老师他们家人会去哪儿。
“他们会到将对面去，去新的移民城，”他说。“我们可以吃了中饭后去那儿，如果你想看看它什么样子。”
“他们什么时候搬？”
“还不知道。也许两年后，或者更久。许多细节还不确定。”
“他们得花钱吗？”
“政府给了很多的帮助，但也不是免费的。他们大约要为新房子付点钱，但我想不会很多。也许两千块，或者再多点。”
“他们反对这个吗？”
“不，”他说。“他们想搬。你看到他们现在的房子了——太小了。他们的新房子会好一些，而丰都城也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会大得多，而它也不会有丰都那样的交通问题了。这儿很少有人对大坝表示反对。”
这是三峡工程的又一个好处了，对于工程师与城市规划者来说，三峡是一个恩惠，他们终于可以建设一个道路高效，供水通畅的城市了。而我也能看出徐家人为何不在意搬迁；他们的公寓小得让人缩手缩脚，位于一条肮脏的小巷内。但与此同时，我喜欢丰都，虽然我是用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来看它——我喜欢那老实房子煤渍的灰色，狭隘的鹅卵石街道，充斥着车流人流。它是一个老旧的江城，在它的不便利，它的脏兮兮中，有一定的魅力。
徐丽嘉是孔老师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她的妹妹们也都来了父母的房子庆祝。最小的妹妹二十出头，在丰都工作，而中间那个，名字叫徐桦，在厦门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那是中国东海岸一个兴旺的城市。两个妹妹都没结婚。
徐桦带了一只手机，还为生日宴会贡献了三瓶法国红酒。我们吃着郭女士做的饺子，喝了一瓶酒，相互敬酒。饺子非常好吃。红酒不是很好，而徐先生，他五十三岁，在当地一家电厂上班，喝的时候，露出苦相来。但那酒是进口的，而徐桦很自豪地带了它来给姐姐生日祝寿。
我一直喜欢孔老师的妻子；和我在一起时，她看起来比校园里任何人都要轻松，也许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是学校单位里的正式一员。许多小企业主也是那样的——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比一般人好得多。徐桦的情形也是一样，她身上带有一点东部沿海的见识感。她说我应该搬到厦门去，那儿有很多的外国人，而人们也不像涪陵或丰都那么落后。厦门有好几家麦当劳，她说——一个发展的标志，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已经一年半没见过麦当劳了。徐桦的头发剪得很短，她穿着紧身的白裤子，一件明亮的黄色夹克，带着垫肩。我问她有没有兴趣再次回四川住。
“为什么我要回来？”她笑道。“丰都，涪陵——它们太小太偏僻了；工作也不好。我可以每年春节时回来。那就够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徐先生告诉我他有个弟弟住在美国。我感到惊讶，尤其是他提到他弟弟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在纽约大学教书。一个从丰都出去的男孩取得一个美国的学术生涯，叫人不可思议，我问徐先生他的弟弟是否在本地上过学。
“不，不，不，”他说。“我的弟弟在台湾长大，和我的三个妹妹一起。我的家庭分散了。”
他没再谈及这个，直到饭后，他去了另一间屋子，拿回来一堆信。
“这些是我美国的弟弟写的，”他说。“他通常一年给我写两次。”
那堆信用一根绳子扎着。徐先生小心解开，然后把信递给我。所有的信都被保存在原先的信封里，虽然邮票取走了，因为徐先生收集它们。我缓慢地翻过它们。有些信封从台湾来，有些从美国来。徐先生的弟弟用的是台湾及香港采取的繁体中文，如果我敢把信取出来的话，读起来肯定会有麻烦。但我只是刚刚遇见徐先生，所以我只是看看信封，以及取下邮票的空处。
从某方面来说，也不用去读信了，就像我不用去了解徐先生故事的全部细节。那一堆信封已足够叫人心酸——它们保存地那么好，充满敬意，可见有多么厚重的亲密情感在这故事里，而我知道，它肯定是伤感的。很清楚，这个台湾的弟弟的生活，与丰都的徐先生非常不同。
我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一个中国男人穿着毕业礼服，站在哥伦比亚的红砖楼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轻得多，面带微笑。他的胳膊搂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那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