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是河南杞县人，抗战时期来到延安，进了解放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 以后曾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华东分社社长、总社国内部主任，前几年提升为 新华社副社长。这一段时期事情特别多，而且都是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大事， 原子弹爆炸，新华社巴西分社和中国驻巴西的机构的九名同志被巴西政变当 局逮捕，中苏会谈再次破裂，还有越南、柬埔寨的局势的重大变化，江青搞 的革命现代戏汇演，批杨献珍、孙冶方，批坏戏坏电影，哪样能离开新华社 的报道，所以穆青这段时间特别忙，头发也掉得厉害。
正忙之间，河南老乡、新华社名记者冯健走了进来，对穆青说：“乡党，
俺有件事要给你说说。”穆青忙放下稿子，把他让进里间。过了好长时间， 里间的门才打开。秘书一瞧，两位河南老乡都哭红了眼圈，穆青还在用手绢 按着鼻子。
秘书不知何事，也不好问。过了一段时间，穆青、冯健、周原三人去了
河南采访，这时已经是 1965 年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日报》、新华社河 南分社的负责人听说穆青等三位大记者到来，立即派出小车，送他们去采访。 穆青坐车来到一个烈士陵园，只见许多农民在一座烈士墓前哭拜，许多人泣 不成声。穆青等一行肃立墓前，向烈士墓三鞠躬。
烈士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何以引得上至省委领导，下至黎民百姓对他这
么尊敬？说起来也平常得很，墓主人的名字叫焦裕禄，生前是河南省兰考县 县委书记。兰考县位于黄河故道上，涝、风、沙、碱四样东西是这里的特产， 其环境恶劣，土质贫瘠，生活艰难可想而知。谁知焦裕禄就偏在这个穷得连 老鼠也没有的小穷县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焦裕禄是 1962 年冬天来到豫东兰考县的。这一年，兰考县连遭内涝、风 沙、盐碱三害，灾情严重。县境内横贯着两条黄河故道，平沙茫茫黄入天， 风起沙走天皆暗。火车站上，灾民挤成一团，准备乘车外出逃荒。时值寒冬， 大雪纷飞，朔风怒号，人们耐不住饥寒，哭声响成一片。
焦裕禄眼见兰考县这幅幅惨景，心如刀绞，刚放下行李，就步行到农村 看望群众去了。他推开一户农家东歪西倒的柴门，走进冰冷的茅舍。冷炕上 坐着一个老太太，冷不丁见一个雪人推门进来，招呼道：“你是谁啊？找谁
啊？”焦裕禄答道：“我是你的儿子，看你来了。”老太太也不推辞，应了 一声：“那敢情好。”焦裕禄正要说话，老大爷推门进来了，老太太忙介绍： “这是咱的儿子，看咱们来了。”老大爷一端详，原来是个干部，挺面生的， 看样子是从上面下来的大官，忙往炕上让。焦裕禄坐在炕沿上问道：“大伯， 你说咱县怎么这么穷呢？”老人叹口气说：“你是上面下来的吧，你不知道 啊。咱兰考县内有两条黄河故道，风沙漫天。黄河水退走了，可留下了盐碱， 地里长不出东西啊。”焦裕禄说：“咱治住它，怎样？”老人说：“难啊。 这故道经省跨县的，从哪里开始治？谁又肯豁上命带大家去治？”焦裕禄拍 拍胸脯：“我带大家治，我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叫焦裕禄。”老人仔细打量 了他一阵，点点头说：“我信你，这么大雪天你不在县委大院的砖房子里烤 火，却一步一个雪窝往冷草房钻，就冲这，我信你。你要查风口，追水头， 我给你当参谋。兰考，我熟。”焦裕禄逗道：“大伯，那可很苦噢，不能反 悔呀。”大伯笑着边点头边说：“不悔，不悔。一定，一定。”
从这天开始，焦裕禄带着测量队，查风口，追水源，从本县查到外县， 从本省查到外省，泥里滚，水里去，焦裕禄每天都滚成个泥人。眼看到了 1963 年的夏天，大雨倾盆，洪水满天。焦裕禄刚从外面考察回来，疲劳不堪，一 见洪水，陡来精神，挥挥棍子说：“好啊，洪水送上门了，咱们正好查查水 道。”说罢，拄着棍子，在没腰深的大水中摸索前进。
突然，焦裕禄感到一阵扎心的肝痛，不由得弯下了腰来按住肝部。原来
焦裕禄患有慢性肝病，县委不让他带队调查，怕劳累加剧病情。焦裕禄坚决 反对：“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毅然带队调查，现在果然肝区疼痛起 来。就这样，焦禄裕不时用手扶扶肝部，在大水中踉踉跄跄地走着。就这样， 焦裕禄带领调查队查清全县八十四个风口的风向和地形，给风口编了号，绘 了图；查清全县有一千六百个沙丘，丈量了每个沙丘的大小，也编了号，绘 了图；全县的所有河流的桥涵也都查清了，绘了图。在此基础上，焦裕禄集 思广益，领导制定了治三害的规划，一是广植树木，建立防护林带；二是疏 通水道，让大水顺水道流进水库，干旱时可以引水灌溉；三是给沙地和沙丘 “贴膏药”、“扎针”，就是种上草木，封死沙丘。由于任务明确，办法得 当，县委一声令下，全县三十万人一齐行动起来，仅仅两年，居然大见成效。 可是，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重了。兰考县的干部群众发现，焦裕禄无 论走到哪里，总是把左手揣在怀里。开会、作报告时，他又总是把右脚踩在 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日子一长，他办公时坐的藤椅右边竟被顶出了一 个大窟窿。大家都知道，焦裕禄肝疼剧烈，已难以忍耐了。可县委送他去医 院时，他坚决不干。无奈，县委给买来了几副好药，焦裕禄又嫌贵，花了公 家的钱，舍不得吃。直至最后实在支持不住了躺下时才被送进医院。河南省 委、开封地委闻听焦裕禄病重，连忙派出负责同志送焦裕禄去北京的大医院 治疗。医护人员知道了焦裕禄在兰考县鞠躬尽瘁的动人事迹后非常感动，请 来首都的众名医为他会诊，用最好的仪器为他检查，用最好的药为他治病， 但终因病耽搁的时间太长，已成肝癌晚期。医生们回天无力，焦裕禄终于在
1964 年 4 月辞别人世。临终前他拉着县委负责人的手说：“现在有句话我不 能不说了。回去后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 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 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又对守候在床前
的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负责人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 的任务。”说完，头一偏，昏了过去。医生们赶紧抢救，但焦裕禄再也没有 醒过来？？
穆青听了兰考县委的介绍后，决心像焦裕禄那样去采写焦裕禄。他和冯 健、周原步行踏看了焦裕禄留在兰考的战斗痕迹。此年兰考又是大风不停， 雨下个不停，但他们发现，从沙地上长起来千百条林带把风沙挡住了，水也 顺着河道畅快地流走了。大风之年，兰考却没有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大水 之年，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此年，兰考县粮食初步实现自给了。目睹 兰考巨变，穆青连连赞叹：“奇迹，真是奇迹。”他不由得想到，全国所有 的县委书记要都像焦裕禄这样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的话，国家的面貌不知将 发生多大的变化，又哪里会出现前几年的浮夸呢？想到这里，一个思想的火 花在脑海里一闪，他兴奋地对冯健、周原说：“咱们这篇通讯的标题就叫《县 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如何？”冯健、周原一齐赞好，三人赶紧回 到房间，开始起草通讯的采访和写作计划。
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及总编吴冷西和穆青通过几次电话， 全力支持他们写好这篇通讯。1965 年的春天早已来到北京，吴冷西由于忙着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业务，竟没有余暇观赏一下北京的春天景色。等他 想到这一点时，只见院子里的桃树上已是满枝翠绿，其间点缀着几朵发白的 残剩的桃花。啊！已是暮春时节了。
忽然，案头的电话铃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来，外交部、国务院办公室、中
宣部接连打来电话，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一定要搞好阿尔巴尼亚贵客 来访的宣传报道。原来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东欧执政的兄弟党中，只有 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 国誉为是亚得里亚海滨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现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来中 国访问，自然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客 人到各地参观。吴冷西自然不敢马虎，接到电话后，稳妥地部署了报道工作， 派出优秀记者随同采访。
1965 年 5 月，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参观访问了一些地方后，
即和李先念副总理陪同贵宾去大寨访问。这大寨本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 僻处晋北高原的昔阳县，穷山恶水，何以成为国宾参观访问的必去之地呢？ 说来话长。山西的许多地方是革命老根据地，出过数不尽的英雄模范。1947
年 1 月 12 日，文水县云周西村突遭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掩袭，一批村干部被捕，
其中有年仅 15 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阎军摆开大铡刀，一个个铡死了村干 部，刑场上血流成河，人头乱滚。这时阎军连长拉出刘胡兰，对她说：“只 要今后不给共产党办事，就不铡你。”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那是办不到 的事，要杀就由你吧，死有什么可怕，我再活十七岁（实际周岁是 15 岁—— 笔者）也是这个样子。”说完自己躺在铡刀口下，从容就义。毛泽东听到这 件事后，含泪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自然这仅是无数英雄业 绩中的一个，还有许多劳动模范，为了支援前线，建设农村，带头组织合作 社，最早的有西沟村的李顺达，也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大寨的互助组比李顺达的西沟互助组成立得晚些。当时，人们都找兵强 马壮的对象组成互助组，剩下一些老弱幼无人要。时当壮年的共产党员陈永 贵找到他们，和他们结成了一个互助组，人们都讥笑这个互助组办不长，对 陈永贵甘愿吃亏不理解，组里的人也有些泄气。陈永贵把组员召来打气说：
“莫听那些闲言碎语，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看咱这互助组好哩。老的 有经验，小的过几年长起来就是好后生。互助、互助，就是要互相帮助，总 想着沾便宜，还叫什么互助组。”
还真叫陈永贵说对了，由于陈永贵不怕吃亏，热诚地帮助大家，这个互 助组的组员们都向陈永贵看齐，互相帮助，越来越兴旺。其他的互助组，有 的名存实亡，有的干脆散伙。没几年全国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办农业 合作社，大寨村就以陈永贵的互助组为基础，成立了农业社，陈永贵自然就 被选为社主任，又被党员选为支部书记。1958 年后，大寨农民的生活比过去 好多了，但还是很贫苦，根本原因是这里的自然条件太差。站在虎头山上， 只见七沟八梁一面坡，光山黄土乱石滩。当时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叫狼窝掌的 山坡上，这里坡陡得连驴都站不住，下点雨，就成洪水，种籽都冲走了，哪 能长庄稼。陈永贵在虎头山上盘桓了多日，想来想去，要想日子过得好，就 得把坡地改成梯田，用石头垒成田堤，闸住水，只有这样，才能让地里多打 粮食。但是，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打堤要石头，改田要动土，这得 多大的工程量啊，又得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啊！治田先治军，治军先治头。陈 永贵把支委贾承让、郭凤莲召集起来学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陈永贵开 导大家说：“人家愚公一家人能移走太行山、王屋山两座大山，咱大寨几百 口子人就不能把狼窝掌治住吗？我看只要咱们几个支委带头干，群众一定能 跟上来，狼窝掌一定能治住。”支委们也想尽快改变大寨面貌，陈永贵的话 正合大家心意，支委会决定重新安排大寨河山，大战狼窝掌。
支委会既然作了决定，大寨群众马上行动起来。此年秋收一结束，人们
就上了山。贾承让上山开石。郭风莲组织铁姑娘队，自任队长，带着姑娘们 挑土改地。陈永贵挥动大镢头，挖山不止。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人们啃着 冰冷的窝头，大战狼窝掌。历经几个冬春，终于修成道道梯田，田边上都用 石头砌上堤堰。雨水下来，都被挡在堤内，肥料，种籽再不会被水冲走了， 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大寨人都服了陈永贵。
不料到了 1963 年夏天，一场灾祸从天而降。那时暴雨下个不停，在县里
开会的陈永贵担心暴雨形成洪水，冲垮新修的梯田，不等会议开完，便心急 火燎地冒着大雨赶回村子去。一进村口，陈永贵不禁呆住了，只见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