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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个问题，柯庆施是太知道了，他是政治局委员，就亲自参加了这
个会嘛。那是 1964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否定 了刘少奇制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办法，讨论通过毛泽东制定的“二 十三条”。后一个文件和前十条比较，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确定运动 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 1963 年上半 年开展起来的。当时，湖南省和河北保定地区在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了整 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 1963 年 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 湖南和河北的做法，决定在全国农村推而广之。接着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央文 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又称《前十条》），指出运动 的目的是重新教育人，尤其着重教育干部；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清经济，具体 地说，就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故简称这个运动为四清运动。 接着刘少奇又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去河北省桃园大队摸底调查，这个地方正 是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地方。王光美带着工作组进村来， 一不凭吊名胜古迹，二不找干部了解情况，一头扎到贫下中农里，摸底调查， 秘密串连，其景象与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里的土改队长到村屯里发动 土改的情形一模一样。桃园大队干部眼看自己一下子成了革命对象，不禁人 心惶惶。
王光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桃园扎根串联，发动社教的经验，毛泽 东听了很高兴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讲了两年谁也不听。少奇同 志一抓，就抓出了个桃园经验，把社教运动推开了。”
1964 年 5、6 月，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做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 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
在桃园经验的基础上，刘少奇又主持制定颁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也叫做“后十条”），决定社教 运动完全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完全由工作队领导运动。这样一来，对 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有的地方混淆了两类矛盾。
此年，也就是 1964 年 12 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 京召开，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也在北京举行。这次工作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解决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首先讨论了刘少奇在
12 月 15 日提出的关于在农村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和在城市举行的“五 反”（后来也改称为“四清”）运动的几个问题，然后起草被称为“十七条” 的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 分歧和争论。
在 12 月 20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争论起来。刘少奇问 毛泽东：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 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腐化变质的有严重错 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回答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 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 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刘 少奇争辩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强调说：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杜甫的诗写得好，“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 了大的，刘少奇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 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了反问刘少奇：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这场争论过后，就到了 12 月 26 日。毛泽东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
平、陶铸、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胡耀邦、钱学森、陈永贵、 董加耕、邢燕子等中央领导人、大区书记、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吃饭，过 生日。这顿饭气氛异常紧张，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讲话：“今天是我 的生日，过了年就 71 岁了，我已经老了，也许不久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 请大家来吃顿饭。”
人人都听得出来，毛泽东的语气中有几丝浓浓的悲愤之感。这时毛泽东
提高嗓门说道：“今天李敏没有来，她没下乡，没有资格来。李讷没有回来， 下乡了。”他讥讽和恼怒地说：“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 修正主义才怪。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 修正主义者，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
讲到这里，毛泽东不客气地大声问李富春：“富春啊，你们什么事情都 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 立王国！”
李富春知道，由于自己和毛泽东关系很深，毛泽东要批评什么时，经常 拿他做个话头，说的是自己，批评的可是别人。毛泽东说起自己来毫无顾忌， 只是更显得二人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李富春听了毛泽东的话，只是笑 笑什么话都没有说。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却是心情沉重，他们听得出来，既然毛泽东说 “你们”，那就不是李富春一个人，还会有谁呢？
12 月 28 日，毛泽东手里拿着《党章》和《宪法》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晃晃这两本文件，不无恼怒地说道：“请你们回去也找
《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 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 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又是一个“你们”。
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便在中间拨火添柴，加剧了两人的分 歧。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一直开到过了年的 1965 年 1 月。1 月 3 日晚，毛泽东 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十七条”停止下发，会议重新 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这个文件部分地纠正了 1964 年下半年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工作影响下各 地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是却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 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路线抬起头来。
两位中央主席在会议上公开干起来了，与会者吓得心惊胆战。柯庆施、 康生纷纷抢着表态：主席的说法符合马列主义，社教的重点应该是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也觉得这样闹下去不好，便提议道：“说中央有后 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吧。但可能在中央的一些部门里有他们的后台，是否 改成‘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他人一 听，也都觉得这样改较好。
会议散后，毛泽东又叫来秘书在文件的前面写一段话，把刘少奇说的运
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 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观点狠批一通，指出这些观点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
二十三条通过了，但毛泽东很不痛快，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才慢慢入睡。
柯庆施想起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关心地问道：“那 次会议，刘少奇把主席气坏了，主席最近身体好吗？”江青看看周围，小声 地对柯庆施佯装不懂地说：“主席很后悔，说自己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 一线工作，是看错了人，现在必须回到一线主持工作。”柯庆施高兴得直点 头：“早该如此了。那么主席有些什么战略部署呢？”江青再次看看周围， 神秘地说：“我就是为此来找你的。先批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柯庆施 佯装不懂地问：“为什么呢？写海瑞可是主席在上海会议上讲的。”江青瞪 了他一眼：“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主席当年讲，海瑞敢讲真话，骂嘉靖 皇帝是家家皆净也，可是嘉靖皇帝死了，他又哭得死去活来，是真忠臣。可 是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什么？是为彭德怀翻案！”柯庆施又装糊涂：“这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吴晗，非党人士，区区副市长，何以这样大动干戈？” 江青不满地说：“柯老，你怎么不听话了？你想想，三十年代的北方局书记 是谁？”柯庆施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连擦冷汗，赶紧解释道：“我明白了， 江青同志。我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一个 是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这两个人有理论，文笔好，足以担当重任。”江青满 意地说：“好，我见见他们吧。”
柯庆施心里明白，这事慢不得，当即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找来与江青见面。 江青过去多次来过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见过面，也读过他们的文章，所 以见面以后，江青没讲几句客套话就布置任务：“找你们来是想让你们写一 篇批《海瑞罢官》的大文章。此事关系重大，全中国只有主席、我、柯老，
再加上你们俩知道，你们一定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文章要写的快，写 得好。现在是 3 月，10 月份要定稿。”张春桥、姚文元眼见江青，也就是毛 泽东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又高兴，又紧张。
从此，张春桥经常来往于京沪，见了熟人，只说是来听现代戏的，乘人 不注意，一头钻进接头点，和江青讨论稿子。到 1965 年 10 月底，稿子如期 定稿。11 月 10 日，这篇稿子在上海《文汇报》上登了出来。考虑到种种原 因，只署了姚文元一个人的名字。
谁知姚文刊出后，除了华东局所管辖的几个省的省委机关报作了转载 外，北京的全国性报纸都没有理这个茬。非但如此，书记处副总书记彭真还 向上海市委打来电话责问“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怎么不向书记处打招呼？ 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江青眼看全国报纸都按兵不动，北京还准备追查， 不禁大怒，马上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状：“主席，他们都是知道这篇文章的来 头的，按说应该闻风而动，可是现在他们都一个个按兵不动，还打电话批评 上海市委没有党性。你看看，北京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 应该想办法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毛泽东想想，果断地说：“让上海印小 册子，全国发行。给我要北京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对全国报纸转载姚文作出 安排。”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请书记处副总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中
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讨 论转载姚文问题。大家按照开会的时间，一早就来到人民大会堂等着。过了 一会儿，彭真来了，他心事重重地坐下来，问邓拓：“老邓，吴晗现在怎么 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大有来头。”彭真 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时的处境很为难。明摆着，批判吴晗是不对的。吴晗写海瑞戏是 当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经过胡乔木再三动员才写的。他写海瑞戏是 开始于上海会议，几个月后才出现了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事件，两者怎么能 联系到一起呢？况且，今日批了海瑞罢官，明日又会怎么样？彭真不由得看 了邓拓几眼，为他担起心来。这位邓拓在反右派运动中因为“引蛇”不力， 被调离《人民日报》，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当了一名书记，分管文教工作。 前几年他为《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在上面发表了一 百多篇杂文，后来还结集出版。与此同时，他还与吴晗、廖沫沙等市领导合 作为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开了一个专栏，名字叫《三家村札记》。彭真读 过邓拓的《燕山夜话》，很欣赏他的文章，但也对其中的《专治健忘症》、
《一个鸡蛋的家当》感到吃惊，他知道这两篇文章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写的， 果然不久，他就听到了从上面传下来的风声。
彭真明白，他反对转载姚文，可能会遇到打击，乃至不幸。但他是书记 处副总书记，历史已经把他推到了政治大决斗的风口浪尖上，为了保护党的 干部，为了中华民族不致沦入一场大灾难，他决计牺牲自己，尽力遏制这个 来势凶险的“左”祸。
经过讨论，大家感到